大辩论
大辩论
作者：烸铂
来源：《档案天地》2011年第12期
        “大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共称为“四大”。“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并被写入宪法。“”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大辩论”，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影响中国社会二十余年。这种民主形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兴起的，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写入宪法，但是最终又被废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回顾这段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大辩论”在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中产生
       
        “大辩论”的民主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进行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运用于党的整风运动中，对于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党中央和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在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全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发生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撰文认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和脱离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其结果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前几年增加了，为此，他强调“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众和
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0大召开几天，要实行“党的工作中的众路线”。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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