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
原因
（一）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过去周恩来就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公布沙俄的档案，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蒙古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疆闹独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同外宾谈到中苏关系分裂历史时，总是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二）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1）如前所述，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关系。那时双方不仅要在对外战略、国内政策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保持一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
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
（2）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分歧，因为它直接涉及双方的内政和领导人的地位。中苏论战是围绕双方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对方内政的直接干涉。　
（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内外政策的“左”倾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推动因素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
有的同志指出，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处于上升趋势，因为这一时期两国内外政策、战略利益和方向基本一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路线也基本一致。这里面有分歧，一是斯大林问题，双方经过交换意见，观点已经比较接近；二是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相同的。苏共二十大强调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国在八大前后的外交战略也是谋求缓和。讲，争取10年的国际和
平环境，为国内建设打下基础，这是有可能的，后来又说争取15年也有可能。在国内方面，中苏都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且这时两国都开始探索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党内生活方面，双方都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但是，正是在中苏关系的鼎盛时期，中国在国际国内反“左”和反右的倾向问题上发生了转变，随之内外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四）关于的个人作用
（1）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历史上，长期受王明路线（背后是苏联）的排挤；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苏联继续通过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仍怀疑是“铁托”。但是，斯大林在世时，从大局出发，把这些委屈和恩恩怨怨都忍下了。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有求于中国，对采取尊重和逢迎的态度，这给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从国力上，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以苏联为首；在思想和道义上，则是领袖。瞧不起赫鲁晓夫。但是，当感到赫鲁晓夫还是搞苏联原先那一套时，他就把长期的积怨发泄到赫鲁晓夫身上。
（2）苏联领导人公开声称要“下台”，这是对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火上浇油。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双方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对方的第一把手，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最后导致两国关系进入死胡同。
（3）赫鲁晓夫攻击“”和人民公社，使无法容忍。中苏开始分裂时，正是由于“”和人民公社问题使在国内党内面临困境的时候。在“”和人民公社问题上，是容不得批评意见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起初对中国的“”和人民公社不表态，以后开始影射攻击，然后发展到公开奚落。
表现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
  1959年6月20日 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技术等方面给中国以援助。这一规定的执行在最初几年中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
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如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则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向中共提供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苏方背信弃义的作法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
  1960年7月16日 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片面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中国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
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苏联专家分布在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及部门。他们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艰难的困境。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
  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会晤结果发表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协商会晤公报》。公报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声称要“积极而全面筹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
20大召开几天
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
  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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