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几个原因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个原因
本⽂作者易纲，中国⼈民银⾏⾏长
1
中国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
对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但⼯业⾰命却没有发⽣在中国，到了现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平就落后了——已经有多个版本的解答。我在这⾥从⽂化⽐较的⾓度提出另外⼀个答案。
李约瑟⾃⼰认为，中国强⼤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强⼤的制度下，商⼈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有限，因此⼯业技术⾰命没有发⽣。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把⼈们都吸引到对四书五经的钻研上去了。这是制度⾓度的解释。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
另⼀个被⼴泛接受的解释是马克·埃尔⽂的“⾼⽔平均衡陷阱”理论，这是⼀个经济学⾓度的解释。“⾼⽔
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得太好，⼈⼝密度过⾼，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太多，劳动⼒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于任何节省⼈⼒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因为只要把活⼉交给⼈去⼲就可以了。
这些解释都各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的⽂字和逻辑的⾓度来寻中国的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建⽴，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传承和进步。我还想指出，这⾥⾯有些问题到现在还仍然存在。
2
没有普及⼤众的伟⼤⽂明
中华民族有确切⽂字记载始于商朝（甲⾻⽂），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并且⼀脉传承⾄今，不曾中断，不像有些伟⼤⽂明，⽐如埃及⽂明就没有⼀直传承下来。在历史上很长⼀个时期，中⽂是先进⽂化的代表，汉字对⽇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以证明这⼀点。
不过，这个伟⼤的⽂明在⼏千年的绝⼤多数时间⾥只是属于精英阶层，⼀直没有穿透到⼤众。在 90多年前，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书⾯⽂字仍以⽂⾔⽂为主，和⽼百姓的⽇常⽣活语⾔并不⼀样。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些⽩话⽂经典著作，如《⽊兰辞》《⽯壕吏》《儒林外史》和四⼤名著，
等等，这些使⽤接近于当时⽩话⽂的语⾔写成的著作往往流传更⼴，然⽽，更多的著作都是⽤⽂⾔⽂写成，难以被普通百姓所读懂和接受，只能在精英阶层流传。
这种情况⼀直持续了⼏千年，直到新⽂化运动提出倡导⽩话⽂，才把中国⼈的书写⽂字和⽇常语⾔统⼀了起来。中国不解之谜
胡适于 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话⽂代替⽂⾔⽂写作。他认为，⽂学改良应从⼋个⽅⾯⼊⼿：⼀⽈，须⾔之有物；⼆⽈，不摹仿古⼈；三⽈，须讲求⽂法；四⽈，不作⽆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典；七⽈，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这⼋点，不但在当时的⽩话⽂运动中产⽣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对现在都还很有借鉴意义。就拿“须⾔之有物”来说，胡适称⽂章必须有情感，有思想，有实际内容，今天仍有许多⽂章⼤话、套话、官话连篇。⼜⽐如“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以通俗⽂学为例，认为⽤俗语俗字，⽤当前⼈们在⽤的⽂字，写所有⼈都看得懂的⽂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这在现在看来也⾮常有道理。
在很长的⼀段时间⾥，欧洲的书写语⾔和⽇常语⾔也不统⼀：各国各地虽然都有⾃⼰的语⾔，但精英们写作、谈话交流中都使⽤拉丁⽂，不会拉丁⽂就没有办法读懂他们的著作。但是，西⽅国家⼤约在数百年前就完成了书写⽂字与⼝语的统⼀，⽽我们直到新⽂化运动才完成这件事情，⾄今还不到⼀百
年。
我们的⽂字当然有其不⾜。从思维上说，要形成概念，需要抽象。⽽从⽂字和⼈类眼中的映像是否相关⽽⾔，西⽂的抽象过程是与中⽂不同的。
此外，我们的⽂字⼀直到近代才在借鉴西⽂的基础之上引⼊了现代意义的语法和标点符号，之前的⼏千年中⽂都没有语法意义上的标点符号体系，⽽且，我们的⽂字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时态，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语态，名词基本没有单数和复数，基本上没有性（阴性、阳性、中性）和格的变化，在主语和宾语上也没有变化。
诚然，中⽂是很简洁、很严谨的。如果你到联合国和国际⼤会上，会看到⼀叠⼀叠的⽂件，有英⽂、法⽂、西班⽛⽂、阿拉伯⽂，还有中⽂——这是重要会议的⼏⼤官⽅语⾔——最薄的⼀叠就是中⽂，因为中⽂简洁。但是，中⽂的简洁有⼀个问题，懂的⼈能够欣赏，不懂的⼈不容易看懂。
此外，读⼀读数学、⼒学、物理学、化学的英⽂教材就会发现，这些教材写得⾮常简单明⽩，写这个教材是为读者着想。相⽐之下，我们的学者写东西，是为了要写得简练，是板着脸说话的，是为了要学术化。这从另外⼀个侧⾯反映出，中国伟⼤的⽂明，传承了⼏千年，却始终是精英的，没有穿透社会的下层。
在⽂化的普及⽅⾯，中国在近代落后于欧美，这也是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两个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当中华⽂化⼤⾯积地向民众普及之后，其竞争⼒是何其强⼤。——与经济⽂化的落后相伴随，中⽂在 20 世纪中叶到达了⼀个低点，特别是在⽂字输⼊上有很⼤的劣势。甚⾄有专家提出汉字将最终被汉语拼⾳代替。上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使⽤，但中⽂输⼊问题还没解决。我在北京⼤学就读期间就深受此问题困扰，曾经怀疑我们的中⽂能和西⽅竞争吗？时⾄今⽇，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中⽂的输⼊问题，⽽且速度和质量可能⽐字母输⼊还要好。这个事例证明，汉字是⼀种与字母⽂字完全不同的、但⾮常有竞争⼒的⽂字。
——中⽂还特别有利于所谓“照相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字印在脑⾥，⾸先是⼀个映像，然后在我们头脑⾥反映出这个映像所代表的概念。汉字⼀个⽂字就是⼀个概念，汉字组成的词是⼀个⼀个的映像，⽽字母⽂字是⼀个语流，需要把它拼读出来才能形成概念。因此，在所谓照相记忆⽅⾯，中⽂处理起来很快。在信息时代，为什么中⽂的短信这么发达，欧美的⼈们却没有这么⼤量的使⽤短信？这可能和中⽂的象形⽂字有关。
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明始终没能够穿透社会的底层。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明的传播？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是汉字本⾝的缺点。汉⽂可以写出唐诗宋词这种世界上最美的诗篇，但是在把事情写准确上有缺点，看⽂章的⼈常常不能弄清楚写⽂章的⼈要表达的准确意思。⽐如说，中⽂的时态和语态不⽤动词
的变化来表达，需要⽤副词等修饰语来表达清楚。过去⼀直没有标点符号也是个⼤问题。《三字经》有⼀句“明句读”，讲的就是念古⽂要学会断句。《三字经》写于宋朝，但真正解决标点符号问题⼤约是在 90 多年前的新⽂化运动。
⼆是观念上的问题。中国从古⾄今的⼤部分⽂⼈学者或许有这么⼀种⼼理，不愿意把事情⽤⽼百姓能明⽩的语⾔写清楚，也不屑于记录描述细节过程，⽽是见⼤不见⼩，喜欢写⼤⽂章讲⼤道理。历史上，中华⽂明曾有⾮常细腻的、注重细节的办事操作⽅法，但⽂明发展的结果，是⼤多数学者总是乐于做那些“⼤”的东西，不屑于把那些“⼩”的、细节的东西记录下来，⽽魔⿁恰恰都在细节上。最伟⼤的⽂学作品是描写细节的，⽐如《红楼梦》，对⼈物外观和感情、风景、庭院布局、菜肴，对诗词等都有详细的描写，只可惜这样的著作少之⼜少。
三是历史上多次发⽣的⽂字狱，使得⽂⼈不敢把事情说明⽩。为什么官话和套话连篇累牍？就是不能把话说明⽩了。对于官话、套话，社会精英尚可以体会其中的含义，能够体会其中的微妙关系，但是社会基层的⽼百姓觉得云⾥雾⾥，就是搞不明⽩。
以上三点加在⼀起，就使得璀璨的中华⽂明长期不能穿透到社会底层，⽼是陷⼊⼀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百姓总是处于糊涂之中。
伟⼤的⽂明不能传播到⼴⼤民众，整个民族的整体⽂化素质就难以全⾯提⾼。
中华⽂明之伟⼤，在于她提供了⼀个与西⽅⽂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该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前，普通话、电视和互联⽹提供了将中华⽂明穿透到⼤众的客观技术条件。我们要利⽤这些条件，真正的把我们的⽂化知识传播到⼤众中，最直接的任务就是把话写明⽩，尤其在教学和学术探讨时，语⾔要精确、严谨并把细节讲清楚。
3
形式逻辑与科学研究⽅法的缺失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形式逻辑成系统的论述和框架体系。这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另⼀个重要原因。
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对⼈的思维形式的⼀种抽象。形式逻辑其实是把⼈们的认识和判断抽象成逻辑命题，然后研究这些命题可以有哪些形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从⼏个现有的命题推理出新的命题。
形式逻辑在西⽅⽂明中的历史很悠久。在欧洲，形式逻辑的创始⼈是亚⾥⼠多德，他在⾃⼰的著作中提出了三段论，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三个直⾔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最常举的⼀个例⼦是，“所有⼈都会死”，“我是⼈”，所以“我也会死”。亚⾥⼠多德的这个三段论也是⼀种演绎法，是从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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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演绎法、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这些在科学研究中很重要。有了这些⼯具，研究者就可以从有限的前提假设中推导出结论，只要前提是对的，结论就是对的。古希腊的欧⼏⾥德的伟⼤著作《⼏何原本》就从若⼲公理（最重要的是平⾏公理：两条平⾏线永不相交）出发，利⽤纯逻辑推理的⽅法，推导出⼀系列定理，组成⼀个定义和公理体系。《⼏何原
本》13 卷，⼀共有 465 个命题，都是从这些公理推导出来的，只要你承认了这些公理，你就必须承认推导出来的定理；你要是换了公理，就会得出别的结果来，这就成了后来的⾮欧⼏何。欧⽒⼏何的建⽴，使⼏何学成为⼀座建⽴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不朽丰碑，其严密的逻辑演绎⽅法成为训练科学思维的基础性⼯具。西⽅后来的科学研究⼤多都遵循了这个⽅法。到了爱因斯坦，他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建⽴在两条公理上的：相对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莱布尼茨等⼈⼜进⼀步建⽴了数理逻辑，其实就是现代的形式逻辑，⽤数学符号让复杂的推理变得更加简单，容易操作。
形式逻辑在中国起源的时间也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墨⼦在《墨经》中就提出了“⼤故：有之必然，⽆之必不然”和“⼩故：有之不必然，⽆之必不然”的区别，实际上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
雏形。但是，逻辑关系⽤于实际还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推理⾥⾯⽤到的概念必须是明确的。
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的形式逻辑发育程度还不⾼，当时的名家代表惠施、公孙龙等⼈就通过对概念的混淆、极限情况的讨论，建⽴起了⼀套诡辩论，把当时的形式逻辑初步框架搞垮了。其实名家当时的想法也是很有发展的，⽐如他们提出的“飞鸟未尝动”，其实⼀定程度上是揭⽰了运动和静⽌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此之上建⽴起新的逻辑体系，只是热衷于诡辩。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就这么停滞了。
形式逻辑在西⽅也遭到过批判。⿊格尔第⼀个系统地批判形式逻辑，将逻辑研究的重⼼转向逻辑的内容，但他不光是批判，还建⽴了⾃⼰的⼀个逻辑体系来替代它，就是⿊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形式逻辑在中国没有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明见长于归纳，但是缺少形式逻辑，缺少演绎的、严格的框架。
举个例⼦。数学上有⼆项式定理，中国历史上有杨辉三⾓形，展开以后实际上就是⼆项式定理，但是它的表述和思考⽅法不⼀样。杨辉三⾓是中国古时候的数学家为解决⾼次开⽅问题到的⼯具，但当时的著作中没有给出具体推导过程，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杨辉三⾓是当时的数学家通过归纳总结发现的。⽽⼆项式定理不同，是逻辑推理演绎出来的，⽜顿给出了⼆项式定理的⼀般公式和推导过程。
我曾向季羡林⽼先⽣请教过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较系统的形式逻辑的论述。季先⽣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我还问过⼀些哲学家，但都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初步结论是，到⽬前为⽌，我尚未到中国历史上有对形式逻辑成系统地论述和框架体系。我宁愿相信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框架体系，只是我没有到。缺乏逻辑是对李约瑟之谜的另⼀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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