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三集解说词:藏经洞之谜
《敦煌》第三集解说词:藏经洞之谜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作“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
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
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
这件写卷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中国不解之谜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卷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若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若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籍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卷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古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
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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