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轮技术⾰命及⽣产⽅式变⾰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每⼀轮技术⾰命与产业变⾰，不仅深刻改变全球创新版图，还会引发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国消长和主导权更迭。⾯对不断加速的数字化转型，中国若能抓住这⼀轮数字技术主导的产业变⾰机遇，并有效应对⽣产⽅式转型中的各种挑战，将有望在未来10—20年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在新⼀轮技术⾰命
与产业变⾰中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创新发展的全球位势
1．总体⽔平评价
经过数⼗年的追赶，中国整体科技实⼒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提升转变，在⼀些重要领域已开始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不仅在载⼈航天、深海探测、量⼦通信、超级计算、⼤飞机等领域涌现了⼀批世界瞩⽬的重⼤成果，还在⾼铁⽹络、电⼦商务、移动⽀付、共享经济等领域引领世界创新潮流。总体⽽⾔，中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技⼤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不断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8）排名显⽰：在全球141个国家中，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快速攀升⾄2018 年的第17位，已跻⾝全球创新型国家⾏列。相对于美国、⽇本、德国等“第⼀梯队”和英国、法国、以⾊列、新加坡、部分北欧国家等“第⼆梯队”⽽⾔，中国当前的整体创新实⼒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列，在发展中国家体中更是处于显著领先地位。
（1）主要优势
当前，中国在科技与创新实⼒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规模上。主要包括：科技投⼊规模、主要科技产出数量（专利、论⽂等）均位居世界前列；“科技⼈才红利”⽇益凸显；拥有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以及部分产业领域的商业成熟度、国际贸易⽔平和快速迭代能⼒较强等。
科技投⼊和产出数量⼤幅提升。中国研发（R&D）⽀出总量已超过全球总⽀出的20%，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R&D ⽀出强度达到2.1%，不仅领先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还超过了OECD国家的平均⽔平。科技论⽂产出增长迅速，2003-2013年，全球占⽐增长了两倍多（从6%到18.2%），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被引数从第8位升⾄第4位。中国专利部门受理的专利申请量⾃2011年起已连续6年居世界第⼀，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及欧洲和⽇本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在增加，2017年⾸次跻⾝欧洲专利局五⼤申请国之⼀。中国的研发⼈员数量已超过全世界研发⼈员总量的25%，居世界第⼀。
创新规模逐步扩张。中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渐凸显，整体创新能⼒在快速学习与追赶中显著增强。企业研发⽀出占全社会研发⽀出的⽐重超过75%，企业研发⼈员数量超过全社会总量的70%。2016 年，中国72.6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28.3万家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占⽐达39.1%。创新型企业的国际地位也快速提升。普华永道2017年发布的《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研究报告》显⽰，中国以113家⼊围企业进⼊全球前三，仅次于美、⽇；其中，阿⾥巴巴作为⾸家中国企业⼊围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前⼗强企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在客户中⼼型和效率驱动型的产业领域创新优势最⼤。近⼗年来，中国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重已从2004年的8%上升⾄2014年的25%；这与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庞⼤且多层次的内需市场、快速迭代的组织创新等相关。
（2）主要劣势
在优势渐长的同时，中国科技与创新实⼒的短板仍较多，与先进国家相⽐，主要体现在质量效率、动⼒能⼒及开放⽔平上。主要包括：科技产出的质量不⾼（原始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少）、⾼素质⼈⼒资本有限；技术扩散⽔平、成果转化质量仍需提升；关键核⼼技术“卡脖⼦”问题长期存在；企业研发强度偏低，整体创新活⼒不⾜，全球领先的创新型企业少；多数⾼技术产业的附加值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集聚和利⽤全球创新资源的⽔平有限等。
科技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不⾼。如，与美、⽇、欧等先进国家或地区相⽐，中国专利的质量亟待提升：⽆论是在三⽅专利申请份额、国外专利转发的引⽤率，还是专利存量百分⽐、发明专利与实⽤新型专利⽐例等体现“质量”的核⼼指标上都还相对落后（Branstetter et al.，2013；Prud’homme & Song, 2016; Prud’homme, 2012）。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还相对落后（Branstetter et al.，2013；Prud’homme & Song, 2016; Prud’homme, 2012）。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18%来⾃外资机构，但是授权的发明专利有1/3属于他们（Jefferson，2015）。尽管中国专利增长迅速，但受制于专利质量不均衡等原因，对经济增长的作⽤并不显著（OECD，2017）。⼜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与世界银⾏（2017）的合作研究显⽰，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因素制约，以数字技术为例，信息技术在各地之间的扩散较慢，企业数字技术应⽤⽔平⽐OECD国家滞后5-10年。
企业和产业创新的动⼒、能⼒不⾜。与领先的创新型国家相⽐，中国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强度仍然较低。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业企业研发投⼊强度仅为0.84%，与美国（19.74%）、⽇本（10.50%）等国家差距巨⼤。即便是研发强度达到1.29%（2015年）的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平均5%的研发强度相⽐仍存在明显差距。尽管中国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占⽐已从2014年的26.5%升⾄2016 年的39.7%，但仍落后于欧盟15国平均⽔平（47.3%）。中国长期处于技术贸易逆差状态，每年技术进出⼝逆差额超过100亿美元。同时，尽管中国⾼技术产品出⼝规模全球领先，
但加⼯贸易部分占⽐⾼达70%，且⼤部分出⼝企业是外资企业——说明中国企业仍位于全球⽣产链的中低端，⾼度依赖进⼝设备和零部件，关键技术“卡脖⼦”问题凸显。
6g研发中国开跑创新体系的开放、包容性有限。与当前全球第⼆⼤经济体的地位相⽐，中国创新体系的开放⽔平总体上并不⾼，特别是集聚和利⽤全球创新资源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基于国际⽐较研究显⽰，中国在知识要素、技术要素、⼈才要素、资本要素以及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上的开放创新⽔平都存在⼀些明显短板，整体处于全球中下游⽔平。如，吸引⾼技能的国际移民少；以知识产权跨境交易为代表的国际技术贸易失衡，⾼技术服务贸易强度低，企业国际创新合作强度弱；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外国资⾦占⽐过低，与研发⼤国的地位不符，研发国际化⽔平不⾼；营商环境便利性处于全球中游⽔平，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2．在新兴领域的⽔平⽐较
新⼀轮科技⾰命和产业变⾰下，中国在个别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应⽤⽔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整体⽽⾔，与创新领先的发达国家相⽐，中国在多数新兴领域仍处于跟踪状态，主要是原始创新能⼒不⾜，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相对少。
（1）科技⼒量⽐较
就科技⼒量对⽐⽽⾔，“跟跑为主，并跑、领跑开始增多”是当前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总体态势。早在2013年，科技部组织的“国家技术预测研究组”已对包括信息技术、⽣物、新材料、先进制造等12 个领域1346项技术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评价（信息技术、⽣物、新材料、先进制造四⼤领域有548 项）。结果显⽰：中国领先的技术仅69项，占13%；并⾏的166项，占30%；跟踪的313项，占57%。在领先技术中，信息技术20项，⽣物21 项，新材料22项，先进制造6项。
近⼏年，伴随着中国政府对⼀些战略⾼技术及前沿科技的⼤规模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实施，中国在多个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科研实⼒和创新潜⼒都取得显著进展。从专利数据来看，2012 年-2016年，世界范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专利数量激增，中国是全球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主要动⼒，申请量的全球占⽐由2012年的27.0%快速升⾄2016年的44.3%。以2016年为例，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在中国（含港澳台）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最多，⾼达35.0万件；美国、⽇本、欧洲、韩国分别为13.8万件、6.5万件、6.4万件、5.4万件（以五国/地区为⽬标国/地区的申请量占全球申请量的85.6%）。从各领域⽬标国/地区分布来看，中国、⽇本、美国、韩国、欧洲在⽬标国排名中均居前五之列；中国在七⼤产业中均位居第⼀位（见图1）。同时，截⾄2016年底，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累计有效发明专利已达71.9 万件，其中来⾃国内机构（含港澳台）的申请达42.9万件，占⽐59.6%。可见，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新兴技术领域竞争的重要⾼地，引来全球主要国家加强在华布局，本⼟机构在新兴领域的技术积累也不断增强。
不仅如此，在新⼀轮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命中，中国的快速赶超态势逐步凸显。以⼈⼯智能领域（AI）为例，中国已与美国⼀样成为该领域技术研发和风险投资的领头⽺。尽管该领域中国学者的整体影响⼒尚不及美国，但在该领域的重要科技论⽂数量已超过美国。全球AI专利数量中，美国、中国、⽇本位列前三，且数量级接近。中国在AI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快速赶超甚⾄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性重视——中国的巨⼤规模让它与像韩国或⽇本这样的其他技术创新⼒量迥然不同，专门将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崛起作为美国国防战略制定的核⼼内容。在机器⼈及⽆⼈驾驶领域，智能制造领域，⼤数据、云计算及物联⽹领域，⾦融科技领域等，中国的快速追赶态势也⽇益强化。
不过，在与这些新兴科技⾼度相关的⾼技术领域，中国技术积累不⾜的短板也仍然不少。中国在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仍存在不⾜，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精度传感器、基础软件和⼤型⼯业软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差距。⼜如，在医疗健康技术⽅⾯，电⼦医疗设备的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不及美国的1%，药物研发的关键靶点、疫苗抗体⽣产的关键细胞株、动植物育种的关键核⼼基因等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再如，中国的新能源专利申请量已世界第⼀，但主要是在国内申请，国外申请量仅1.4%，远低于美国的38%、德国的25.7%和⽇本的18.5%；从引⽤率看，中国光伏专利被引率仅14.9%，⽽美国、德国、⽇本都在60%以上。
（2）创新实⼒⽐较
（2）创新实⼒⽐较
就创新实⼒对⽐⽽⾔，中国凭借快速的技术学习和能⼒积累，充分利⽤巨⼤且多层次的国内市场、逐步改善的创新基础设施及市场环境，在塑造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上呈现出全⾯升级态势。
在新⼀轮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和产业变⾰中，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崛起正在重塑世界创新版图。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2017）显⽰：中国⽬前已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国，孕育了全世界三分之⼀的“独⾓兽”公司；市场体量庞⼤，能够推动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商⽤，⽽且本⼟市场拥有⼤量热衷数字科技的年轻消费者；业务遍及全球的中国互联⽹三巨头“BAT”（百度、阿⾥巴巴、腾讯）正在布局多⾏业、多元化的数字⽣态系统，⼒图深⼊触及消费者⽣活的各个⽅⾯；政府也在积极⿎励数字化创新与创业，不仅给了企业试⽔空间，还以新技术的投资者、开发者及消费者的⾓⾊予以⽀持。
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多个产业领域已具有全球领先优势。以电⼦商务为例，10年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不到全球总额1%，如今占⽐已超过40％。据估算，⽬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已超过法、德、⽇、英、美等五国的总和。⼜如，移动⽀付在中国互联⽹⽤户体中的渗透率也在迅速增长，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年的68%。2016年，中国与个⼈消费相关的移动⽀付交易额⾼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再如，全球⾦融科技领域每23 家⾮上市“独⾓兽”中就有9家是中国企业，且占据了全球⾦融科技企业总估值70%以上。在全球262家“独⾓兽”中，三分之⼀是中国公司，占全球独⾓兽公
司总估值的43%（见图2）。在通讯、⽹络领域，不少中国企业已具备全球创新领先能⼒。
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吸引全球前沿数字技术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中国的数字化投资与初创企业⽣态圈的活跃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断增长的中国风险投资（VC）⾏业对数字化领域愈发关注。从整体上看，中国VC⾏业发展迅猛，投资总额从2011-2013年的120亿美元迅速增⾄2014-2016年的770亿美元，在全球风险投资总量中的占⽐也相应从6%提升到了19%。⼤部分VC资⾦流向了⼤数据、⼈⼯智能、⾦融科技等数字企业。中国对某些关键数字技术的风投规模位居世界前三，包括虚拟现实、⾃动驾驶汽车、3D打印、机器⼈、⽆⼈机及⼈⼯智能等。
总体来看，在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科技领域，中国的技术能⼒和创新能⼒正不断增强。在新技术⾰命驱动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益上升，成为影响全球创新格局不可忽视的重要⼀极。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不仅已成为全球数据流动的主要国家，也是全球数字技术投资⼤国。随着数字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正在通过并购、投资、新商业模式输出及技术合作等⽅式，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改变数字化格局的重要⼒量。
（⼆）创新互动：中国与世界
1．重⼤机遇
新⼀轮科技⾰命和产业变⾰将给中国带来⼀次利⽤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和利⽤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跃迁的重⼤机遇。作为处于⼯业化中后期、制造业规模全球第⼀的中国，受到新⼯业⾰命的影响将远超其他新型⼯业化国家。利⽤好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将是中国积极部署和参与新⼯业⾰命的历史性机遇。具体来看，⾄少包括四个⽅⾯的重要机遇及潜在优势。
⾸先，这⼀轮新技术⾰命以数字化、⽹络化、智能化为主导，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和⽣产格局的⼤调整、⼤变⾰。从分⼯⽅式看，制造业服务化、专业化以及产业链分⼯细分等特征凸显，服务业也加速向制造业渗透。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全球最⼤制造业规模和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业门类的国家，利⽤数字化转型加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不仅将提升制造业效能和产品附加值，还将带动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不断孕育新动能。从⽣产⽅式看，新技术将驱动⽣产格局向⽹络化、分布式⽅向发展，个性化定制和⼤规模定制将占据主流，社交化的制造平台不断涌现。中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更加⼴泛、深度地嵌⼊全球⽣产⽹络，特别是有望快速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新技术⾰命将给⼤量处在后发追赶地位的中国企业带来换道超车、迈⼊前沿的重⼤机遇。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络化技术基础⽇渐夯实的条件下，⾰命性新技术、新模式的体性突破，必将带来全球产业布局乃⾄经济格局的⾰命性变化，也将引发新⼀轮各国竞争优势的更迭。按照后发国家技术和市场追赶的⼀般规律，就成熟技术和已有市场⽽⾔，追赶的机会窗⼝相对较⼩，且进⼊壁垒和进⼊成本⾼，要实现跨越⾮常艰难，颠覆性创新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就新兴技术或需求⽽⾔，
特别是对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体系尚不健全、技术壁垒（如知识产权）尚未形成、产业竞争格局远未成形、需求变化和商业模式存在较⼤不确定性，这些都为后来者的追赶与跨越提供了全新的机会窗⼝。当前，在新⼀代信息通信、智能终端及服务、⾼端装备、⽣物科技、医疗健康、材料技术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技术变轨”和“市场变轨”的机会窗⼝。近些年中国企业在移动互联⽹、⼈⼯智能、⾦融科技等领域迈⼊世界领先地位，恰恰是利⽤新技术变⾰实现快速赶超的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新技术扩散也促进了⼤量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增长新空间⼤量涌现。
再次，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化将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倒逼”出更多的追赶机会。当前，我国制造业⾃动化
再次，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化将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倒逼”出更多的追赶机会。当前，我国制造业⾃动化和信息化⽔平总体上仍处于信息化早中期的⼯业2.0时代。企业⼈均⼯业机器⼈拥有量仅为每万⼈49台，低于世界69台的平均⽔平，是德国的1/6，韩国的1/10。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装备升级还有很⼤空间。利⽤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仅能提升⽣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可⼤幅降低能耗和物耗⽔平，实现清洁、绿⾊、⾼效⽣产，推动传统产业向⾼品质、⾼附加值的价值链中⾼端迈进。
最后，中国已经拥有不少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有利条件。⼀是伴随数据、知识和⽹络资源成为新的竞争⼒源泉，中国的各领域数据规模、信息和知识量潜⼒、⽹络市场总价值均居世界⾸位；⼆是中国
已深度介⼊包括电⼦信息、互联⽹、新能源、3D打印、⽣物医疗等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具有⼀定的科技基础和巨⼤的市场基础；三是中国在数字化、信息化领域已建⽴起了较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四是中国的“科技⼈才红利”不断凸显，智⼒型、技能型⼈⼒资本规模较⼤、成本相对较低，成为吸引全球研发和创新机构集聚的重要优势；五是市场环境改善和政府监管机制的转型提速，激发了⼤规模⾃下⽽上的创新创业活动，为许多“创造性破坏”创造好的产业⽣态。
2．重⼤挑战
⽐较优势转换、发展⽅式转型与新技术、新产业变⾰交汇下，在带来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的追赶与创新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已有关于技术和产业变⾰规律的研究发现：从科技⾰命和产业变⾰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轨道、市场轨道的转换并不是经常发⽣的；即便是发⽣，后来者能否抓住“新机会窗⼝”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是否有⼀定的技术积累、规模化的创新型⼈才队伍以及前沿技术研发的持续投⼊；是否拥有⽀持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需求条件和市场试错机会；是否具备⽀撑产业链重构、价值链升级的制度环境等。在新⼯业⾰命下，中国必需打破传统的追赶与发展模式，跳出路径依赖或锁定，并在技术、市场和制度等多个⽅⾯补⾜相应的后发劣势。
科技创新能⼒不⾜仍然是主要挑战之⼀。抓住新技术⾰命机遇和迈进前沿需要夯实科技基础，是决定我国迈进前沿还是拉⼤差距的关键。我国科技发展在个别领域进⼊前沿、少数领域接近前沿的同时，
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创新底⼦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即使是在取得⼀批重⼤成果的部分前沿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以应⽤为主，原始创新能⼒、关键共性技术能⼒仍存不⾜。正如⼗九⼤报告指出的，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突破；加强应⽤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科技项⽬，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中国过去四⼗年的追赶模式也可能不再适⽤于今天的创新范式和创新需求。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中国继续引进和利⽤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空间⼤幅缩⼩，更多需要原始创新、合作创新，⽽⾮跟随式创新。其次，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对包括知识产权运⽤及保护、投融资、营商环境及⼈才发展体制机制等外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对政府营造良好创新⽣态的迫切性、艰巨性加剧。再次，巨⼤的沉淀资产和较⾼的转换成本还可能对创新⽅式和路径的升级造成隐性制约——这就亟需中国⽇渐多元的创新主体们逐步建⽴起敢于“⾃我⾰命”的勇⽓和跳出“路径锁定”的谋划。最后，新技术⾰命及其⼤规模扩散可能对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带来重⼤影响。如⼈⼯智能、机器⼈等应⽤，将改变传统⼤批量制造和流⽔线式⽣产模式，削弱中国低成本劳动⼒竞争优势；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若分散化的⽣产⽅式取得重⼤发展，则中国的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将遇到重⼤挑战。中国既⾯临国际激烈的创新竞争，⼜有后发国家追赶，不进则退。
新的重⼤挑战正在形成，特别是新⼀轮科技⾰命和产业变⾰将对我国传统就业模式和教育⽅式的颠覆
性影响。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新⼀代数字技术⼤规模扩散，所影响的就业范围将远远超越⼈们可以想象的传统⼯⼚车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的研究预⾔，未来15年内，全球将有4亿—8亿⼈的⼯作可能被机器替代，这相当于未来⼯作岗位的近50%（尽管⽬前可完全⾃动化的⼯作还仅不到5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并⾮传统就业岗位是否会消失，⽽是数量庞⼤的劳动⼒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握新的技能，满⾜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新需求。这不仅是⼀场影响深远的就业挑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场未来教育的挑战。为此，深化⾯向未来的教育改⾰已迫在眉睫。⼀⽅⾯，需要加强对⾼科技⼈才的培养，为未来的科技应⽤培育更充⾜的⼈才队伍，促进⼈类更好地应⽤科技成果。另⼀⽅⾯，需要加强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全⾯发展的⼈才，需要更加重视个性、创造⼒的教育，⼤⼒推进教育创新。
3．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
近⼗多年来，中国研发投⼊、科技产出和技术能⼒的快速增长是改变亚洲乃⾄全球创新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去除中国因素后，⽆论在研发投⼊还是技术产出⽅⾯，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创新格局变化的贡献都⼤幅减少。据OECD预测，中国的研发⽀出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欧盟和美国，跃居世界⾸位。尽管还存在制约创新的诸多障碍，但中国的技术能⼒及其国际影响⼒已不容忽视。中国创新能⼒的持续提升不仅影响着⾃⾝发展，也将对全球创新活动的分布、强度和⽅式等产⽣举⾜轻重的影响。
以数字经济为例。过去⼏⼗年中，中国已在全球价值链的纽带作⽤下变成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未来将是数字全球化的时代，⽽⾮实体贸易⼀统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通过并购、商业模式拓展、成为技术供应这三种⽅式努⼒扩展全球业务，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即将来到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最前沿。中国在世界数字化舞台上的地位愈发突出，也说明中国可以更⼴泛地参与甚⾄领导全球治理，为解决竞争冲突、互惠互利、数字主权等挑战做出更⼤贡献。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创新崛起对全球创新格局乃⾄国际经济格局将产⽣重⼤⽽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众多处于后发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引领性意义。新科技⾰命和产业变⾰的加速到来驱动全球进⼊⾼强度、多极化的创新发展时代。许多后发经济体都将有机会在创新上实现快速追赶和重点突破，传统发达经济体的技术领先优势也将相对下降，全球科技⼒量对⽐悄然⽣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预⾔（2016）：当今世界乃⾄未来⼆三⼗年都将处于转型期，其核⼼标志是财富和经济实⼒从西⽅向东⽅转移。全球创新格局的新变化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国际产业分⼯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以“⾦砖国家”为代表的多个新兴创新增长极的出现，不仅加速了全球⽣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新⼀轮再配置，也催⽣了更⼴阔、更融合、更⾼效的全球创新⽹络加速形成，国际经济格局也将呈现深刻变化。
⾯向未来的政策选择
新⼀轮技术⾰命将带来技术发展的多样化，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产业发展中蕴藏着⼤量颠覆性创新机会。因此，创新环境变得更加重要，政府应着重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焕发市场活⼒。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创新发展基础，未来15—20年处于从“追赶者”到“赶超者”进⽽到“领先者”的⾓⾊转变的关键阶段，数字技术⾰命为中国“换道超车”实现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发挥好⽹络市场规模巨⼤、⼈⼒资源丰富等优势，弥补制度短板，克服⾯临的挑战，⿎励创新，有望⾛出⼀条从应⽤创新到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最终实现赶超。
（⼀）积极谋划，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宽带⽹络、物流、电⼦⽀付等成为新的基础设施，需提前谋划布局，抢抓发展机遇。从⼀些传统的衡量⽅法来看，⽬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仅居于中游，在2016年世界银⾏“数字技术普及应⽤指数”中位列第50（共131个国家），“⽹络就绪指数”位列第59（共139个国家）。这是以全国平均发展⽔平作为衡量依据的。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很⼤。应加快推动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数字基础设施普及⽔平。
（⼆）主动作为，不断提⾼科技创新能⼒
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驱动转向需求和供给交互驱动，提升原始创新能⼒，
在部分领域实现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重⼤科技突破，逐步从科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向“发明者”“创新者”转变。围绕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国家重⼤科技项⽬，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应⽤基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苦练内功，推动⼈⼒资源和教育体制改⾰
根据数字技术⾰命的⼈⼒资源需求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改⾰，培育创新型⼈才，激励⼈才创新。应正确认识教育对于创新型⼈才培养的基础性作⽤，摒除落后或错误的教育理念、⽅法及制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营造真正有利于激发创造⼒的教育⽣态体系。构建多样性、多层次、开放性的办学体系，适度竞争、包容开放，拓展创新型⼈才培育的教育模式。引导全社会共同营造⾃由、宽松、包容的育⼈⽣态。需要针对⼈⼝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学习体系，⿎励再学习和再就业，尝试零⼯经济等，避免数字化进程中的职业不适应性和劳动⼒市场的诸多问题。
（四）扩⼤开放，建⽴多元、融合的开放创新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国的知识基础和技术能⼒越接近前沿，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越需要获取超过本国传统专长的知识基础和创新条件。要顺利实现从追赶向前沿引领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提升我国的开放创新能⼒，推动形
成“⾛出去”和“引进来”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构建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体系，关键是要营造适宜的创新⽣态，完善有利于开放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融⼊全球创新⽹络的深度和⼴度。要从根本上改善开放创新环境，⾸先必须夯实有利于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和扩散的基础性制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产权保护、营商环境、政府监管⽅⾯，最⼤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应不断提⾼我国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的包容性，特别是涉及⼈才吸引、数据流动、涉外管理及审批、外商投资及投资等⽅⾯，要切实推动创新能⼒的开放合作。我国还应深⼊参与全球创新治理，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积极参与重⼤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制定，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凸显“中国价值”，增强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竞争规则及主要国家间的制度协调性，不断提升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影响⼒。
（五）接轨国际，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重要性不⾔⽽喻。⼈、机、物等通过⽹络连接在⼀起，同时信息被数字化后，⼈们采集、获取数据信息变得更加容易。⼀⽅⾯，数据中蕴藏着价值，需要流通才能释放潜在的价值，另⼀⽅⾯，数据中包含重要的信息特别是⽤户隐私，数据的不当利⽤将给⼈们带来重⼤损害。因此，既需要开放数据促进流通，⼜需要确保数据安全，防⽌⽤户隐私泄露。这既涉及国内的政策协调，也涉及全球的数字政策协调。当前，我国数据开放程度较低，在全球144个国家的数据开放排⾏榜中位列第71，需要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建⽴良好的数据流通制度，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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