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仙山纹镜与五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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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藏·拍卖》2017年第07期
东岳什么山西岳北岳南岳什么山
五岳，如中国人心目中图腾一般崇拜的圣山，其来源久矣。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可知，有巢氏在山中筑巢，先人得以避风雨躲野兽；燧人氏在山中钻木取火，先人结束茹毛饮血的历史；神农氏教人稼穑、尝百草于山中，从此有了农业与医药……大山为人类提供了最初的庇护，大山也为人类提供了最初的食物，于是自古以来，人们便对山岳怀有敬畏、崇拜之心。
在《淮南子天文训》所记述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中可知先民们对大山的精神依赖，共工一怒，撞塌了不周之山，以致天柱折地维绝。一时间，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陷东南，水潦尘埃归焉。于是，女娲立刻去补天，大禹奔赴治水线。一山之倒，竞至于此，五岳，便是我们祖先心中四极与中央的天柱。
在三镜堂藏镜中，有面较为特殊的方形五岳仙山纹镜（见左图），此镜为曲缘方形，镜钮与钮座共为一座大山从空中俯视的效果，应为中岳嵩山，此为唐代此类镜的一个特例。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个方向刻画四座山岳向四角耸立，均为三叠之大山，象征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和北岳恒山。山岳层峦叠嶂，青翠高耸，山峰间饰有青松翠柏，云气缭绕，草木葳蕤。峰峦之上有长尾雉鸡和乌雀。整个纹饰就是一幅五岳仙山叠
翠图。山石树木问禽乌或栖或翔，间以花果点缀。整体纹饰由中心至镜缘，布局合理，生动活泼，点到即止。
方形五岳仙山镜甚为少见，历来为唐镜中的大名誉品。此镜的山石线条相当朴素自然，从中可知唐人山水画的形式。镜体纹饰的雕塑工艺线雕与浮雕相结合，极为特殊，独具特，且整体银光熠熠，品相完美。与此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同模镜，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各藏有一面（图1、图2），除此之外五岳镜其他形制也偶有所见，如日本千石唯司所藏山海神人八角镜和2011年北京瀚海秋拍铜镜专场封面的五岳镜（图3、图4），但总体而言，还是非常稀少。探究五岳文化，或许就应从这里开始。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分，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这是强盛汉朝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汉代铜镜的特点。
唐代铜镜大发展，是中国古代铜镜艺术的项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瓷器已取代铜器，铜器衰落，青铜技术都集中到铜镜上，此外还因为当时铜镜作为礼品，广泛用于社会交往。唐代铜镜现存很多，有出土的，也有传世的。唐代铜镜在造型上已突破了汉式传统的圆形镜，创造出了各种花式镜，如葵花镜、菱花镜、方亚形镜等。图案除传统的瑞兽、鸟兽、画像、铭文等纹外，还增加了表现西方题材的海兽葡萄纹、打马球纹等。盛唐以后，以花鸟纹为主，多为吉祥图案，自由豪放，清新活泼，表现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装饰方法有浮雕、彩绘、镶嵌、鎏金等，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唐代铜镜演变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唐，一方面继承隋代传统，多为四神镜、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另方面又受外国影响，出现海兽葡萄镜。盛唐、中唐时，民族特点加强，多为花乌镜、瑞花镜、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对凤镜等，寓意吉祥。构图也不像传统汉式镜那样严格对称，而是采用绘画风格，但求均衡，不求对称。装饰手法也比以前增多，华丽精致，雄健豪放，是唐镜的最盛期，代表了唐镜的水平。晚唐出现衰落趋势，多为八卦镜，万（卍）字镜，有宗教意义，整个看上去，简单粗放，单调乏味。
帝王封禅与五岳文化
“岳”在春秋以前原指掌管大山的官吏的职位称呼，据说尧帝时分掌四方的部落首领就叫“岳”。大约后来把主管方岳的官吏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了起来，我国古代典籍称山为岳者，始见于《尚书》。据道教典籍《洞天记》云：“黄帝画野分州，乃封五岳。”黄帝远在五千年前，其疆域版图不出黄河流域，黄帝是否封岳无正史可查，但到唐虞三代出现了四岳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舜，除了祭祀上帝天神外，祭祀范围涉及自然领域的四岳。《尚书尧典》载“（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而后秦始皇灭六国，封祥泰山昭告天下，至汉武帝时，以封禅泰山改元的重大活动为肇始，才算正式创立五岳制度。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颁发诏书，确定以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即天柱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到此，五岳的礼法依据方称克成。至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诏定湖南湘江之滨的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至此，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始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五座名山。
泰山是五岳之首，帝王封禅泰山是古已有之的礼仪。古时，每逢帝王于泰山上筑土为
坛以祭天封祥之时，劳动万民，耗费巨大，但为何依旧乐此不疲呢？盖因上古时期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10余位帝王均临泰山封祥（见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使得后世帝王认为这一封禅活动代表着华夏帝王纵向世系的正统性。所谓封，就是告谕天下，帝王的权力是依五德循环而来，是皇天所授，即“奉天承运”；所谓祥，就是告谕天下，这大地上的一切“莫非王臣”，帝王是代天牧狩。泰山承载了这样的巨大政治功能，是任何一個统治者都不敢漠视的，于是无不趋之若鹜。
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祥。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虽然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祥，但利用泰山昭示“君权神授”于天下的要义未变。而泰山的“山以岳遵，岳为东最”的“至尊”地位，也从未被动摇过，随着帝王封祥大典形成制度，五岳祀典其他功能也逐渐完善起来并被规范成制。五岳主祭的庙宇均由国家出资营建并维护，祭祀之时除泰山举行天子祭天的大典之外，各岳都要派大臣专程代祭。此时，五岳已逐渐脱离了原始崇拜的本原，五岳的祭祀也越来越集中地体现为皇家的政治行为，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教对于五岳文化之嬗变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自东汉时期初创伊始，即把中国古代对山岳的崇拜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并发展成为洞天福地的学说。在偶象建设方面，道教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五岳之中各造尊神，分别掌管着自然、人物的养育和生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岳山神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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