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总第141期
No.32019
Serial No.141
特立学刊
TELI JOURNAL
沈秉埜与云南陆军讲武堂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长沙410016）
摘要：1909年，沈秉埜在昆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吸纳了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促成了云南在西南地区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它的创办对云南近代军事教育和政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沈秉埜；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李根源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志码：A国家规定假期
1909年2月至11月，沈秉塑奉旨护理云贵总督。在这短短的8个多月的时间内，沈秉革勇于担当、励精图治，为云南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奏请创办云南图书馆。二是根据时在京师请训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倡议，采取积极措施，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这一“文”一“武”，对云南近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对云南近代军事教育发展和政治改革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1909年2月9日，清政府下令：“锡良着授为钦差大臣，调补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云贵总督着李经羲补授，未到任以前，着沈秉璽暂行护理。钦此。”并令：“锡良现已调补东三省总督，着迅速来京陛见。”⑴2月16H，锡良交卸督篆，兼程北上。切8型护理云贵总督沈秉璽随即主政云南。
沈秉璽，字幼岚，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人，监生出身，遵海防捐例报捐县丞，指分江西试用，旋赴贵州军营随同援黔，1889年4月任四川江安知县，1895年12月署乐山知县，1899年调任成都府知县，1901年任资州直隶州、泸州知州,1902年任成都府知府、四川武备学堂总办，1903年后任成绵龙茂道、署四川按察使、署盐茶道、四川商务劝工局总办等职。在成都府知府任内，沈秉璽曾于1903年2月应日本驻渝领事的邀请，受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煩委派，率官员、商人以及工匠等20多人携展品到日本参加大阪国际博览会，并由大阪赴东京考察。是年7月，锡良接任四川
总督后，对于“明体达用、素著勤能”的沈秉塑关爱有加，曾先后奏请委以督办商矿总局暨劝工局、代办武备学堂、川汉铁路公司官总办等职，办理过劝工局、川汉铁路、重庆铜元局等新政，并于1906年3月10日至4月130，一手策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博览会——成都商业劝工会。閃3461907年3月，沈秉璽被擢为甘肃按察使，旋调云南按察使，次年3月改授云南布政使。按清代官制，布政使（又称藩司），是全省行政官员系列中品级仅次于巡抚的地方行政官员，主管全省的行政与财政。沈秉壁既护理云贵总督，也就是云南军政一把手。
收稿日期：2019-08-10
作者简介：邓江祁（1956-），男，湖南江华人，教授、博士，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96
沈秉塑护理云贵总督之后，忠于职守，勤勉任事。由于有长期基层工作的历练，加之宦滇为时也有一年多，各方面情况熟悉，工作起来也就得心应手，各项事业井井有条，滇民称赞。清廷对沈秉璽前几个月的工作也很是满意，特于5月18日下诣曰：“沈秉璽自护滇督以来，办理一切事务，颇知认真整顿，李经羲业已请调，惟到任尚需时日。云贵地方紧要，所有应办事件，仍责成该护督力任劳怨、悉心经理，毋得以李经羲有日抵滇，稍形懈驰，致滋贻误。”[3]
有了清廷的肯定和鼓励，沈秉苹更加努力，推行新政。他先是根据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边远地区文化落后的情况，奏请滇边实施“兴学为安边计”，特设沿边学务局于各该土司地方，筹设土民学塾
一百余所，并请将云南方言学堂改为高等学堂，以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继于8月24日（七月初九），奏请设立云南图书馆，将省会中学堂移入方言学堂旧有之堂舍内，而以面临翠海的省会中学堂腾出之堂舍，作为图书馆基地，再将学务公所图书科所存图书暨两级师范学堂所存原日经正、五华、育材三书院书籍移置其中，以为基础，再添购各种书报，俾备观览。⑷H月14日（十月初二），云南图书馆正式开馆之时，沈秉率应学务公所图书科科长兼云南图书馆首任馆长叶瀚、副馆长兼书记朱鋪清之请，亲自出席开馆仪式并视察全馆。
当然，作为一个清醒、务实的边疆地方官，沈秉莹最为重视的还是云南的边防建设。沈秉苹接督篆不久，适值云南随营学堂开学，沈秉莹即以护督和随营学堂督办的身份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训词指出：“滇僻西南，局势日迫，朝廷重边疆，允设斯堂，将以储将校之选，立军队之基，固南服之屏藩也。故诸生成绩之优劣，即滇军之强弱所由系，亦即国势之强弱所由系，其关系可谓巨也。”最后，沈秉莹对该堂学生提出了“砥砺忠节”、“服从军纪”、“精勤学业”、“磨练骄勇”等四条要求，以成为国家之干城、边陲之砥柱。同接着，5月26日（四月初八），沈秉璽又出席云南陆军小学堂第一班毕业典礼，并发表训词指出：“今日之世界为军国民竞争之世界，吾国又当竞争之中心，自无待于详说。抑知吾国欲立于今之世界，固全国国民与有其责，而军学界之诸生责为独重。吾滇之诸生其责尤重。”他强调：“国家欲助长其尚武之精神，增进其竞争之能力，非可一蹴而至也。设一学校，简吾民之秀杰者，育之以尚武之学术，俾其学成而率吾国民以尚武相与角逐于武装之世界，于是乎有军学。军学者，国家竞争生
存之第一科学也。……滇为国家之西南门户，吾军国民最宜竞争之地点也。而为军国民之表率者，厥惟诸生。诸生果由此深造其学，举所谓军人之道德、智识、能力备诸一身，归而作新滇民，使为最勇于竞争之军国民，则滇之强也可计日而待！”[6]
沈秉璽以上训词立意高远、情真意切，反映其重视军队建设、重视军事教育、重视军事人才的宏大思想，也为其后来创办讲武堂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沈秉璽出席陆军小学堂第一班毕业典礼后不久，他所期待的“最勇于竞争之军国民”就纷纷上门来。6月17日（四月三十日）云南派往上海采办新军装备的申家树致电沈秉壁，转达清政府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电称：见习士官李伯庚、黄毓成、刘祖武、唐继尧、李敏、李根源、顾品珍、赵复祥、沈汪度、殷承瓏等已起程归国，赵复祥以上人员将便道先至南北洋军队参观，旋即赴滇。沈秉苹接电后感到喜从天降，即转电胡惟德曰：“各生蒙派回滇，现已起程，甚为感慰。赵复祥等便道参观后，当亦计日可到。”[7]正如沈秉苑所预计的，这批留日学生就“计日可到”了。7月5日（五月十八日），第一个前来报到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李鸿祥。閔紧接着，7月10日（五月二十三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生谢汝翼前来报到。8月1日（六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张开儒前来报到。囱8月3日（六月十八日），日本东斌陆军步兵专科学校毕业生李植生、禄国藩前来报到[10]……
面对这些已到达和即将到达的日本军校毕业生，沈秉璽亦喜亦忧。喜的是，这些留日军校毕业生对于提高云南军队素质，加强云南边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忧的是，当时云南新军和军事机构早已人满为患，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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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崔祥奎，步队第三十七协统领官兼学兵营营长为张毅，步队第三十八协统领官为谭振德，陆军粮饷局总办为杨尚懿，军医学堂总办为黄彝、监督为曹瀛焕，陆军军械局总办为郞承诜（后为李同寿），陆军小学堂总办为督练处参议官、参谋处总办胡景伊、监督为戴桢、提调为梁镇，陆军测绘学堂总办由胡景伊兼任、提调为钟志鸿、总教习为蓝昌兆，因此一时难以妥善安置这么多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对于先到的李鸿祥和谢汝翼，沈秉苹只好勉强将他们分别安排为步队第七十三标教练官和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为此，沈秉埜不得不思考如何妥善安排这批留日归国军事人才的问题。
恰在此时，尚在京师请训的李经羲给沈秉塑发来电报，征求其对云南应行筹办之事的意见和建议。这让沈秉璽眼前一亮，立即组织人员研究，给李经羲提出建议。当时报章对此亦有报道云：“新授之云贵总督李经羲，以滇省事务难办，旦夕运筹不得其纲要，曾经电询署理滇督篆务之云南藩司沈秉璽，将该省紧要各件查清电告，以便在京时将各项要务向政府筹画妥协，以免临时棘手。刻闻沈藩司已将各项查明电告矣。”[11]于是，李经羲在皇帝召见之时，为云南的发展提出两项大要求：一是要钱，二是
要人。对此，皇帝概予应允，随即下了两道谕诣。一云：“李经羲奏滇省财政极困，新旧军需无出，恳请饬部合筹的款一折，云南防务重要，新军经费为不可缓之需。着度支部、陆军部合力妥筹，迅予照数分拨的款，以资接济而固边疆。钦此。”问一云：“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调用人员一折，江苏候补知府应德阂、山东补用知府魏家骅、江西候补知府夏翊宸、候选知府钟麟同、直隶补用直隶州知州熊范舆、江苏候补知县洪寿彭、安徽补用知县朱学程，补用副将孔庆塘、氾直尽先补用。游击靳云鹏、补用都司张继良均著发往云南交李经羲差遣委用。钦此。”[13]梦见被蛇缠身
在要钱、要人的同时，李、沈于1909年春夏之交还进一步商定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后，沈秉璽着手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工作。
关于沈秉莹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此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护理云贵总督沈秉苹按已调往东北的云贵总督锡良的计划开办的”。例如，1918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三期炮兵科的周开勋在《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一文中说：“锡良将陆军第十九镇组成后，感到云南原有的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所教授的军事课程，虽有一些改进，但不完整；而各级带兵官若无统一的军事教育，就不可能有新的军事改革。遂奏请清廷在云南开办讲武堂，将原有的武备学堂和陆军中小学堂撤销，归并讲武堂，重新造就一批新的军事人员，准备派到第十九镇，充当各级干部。清室采纳此议，即照准开办讲武堂。当锡良正拟筹备办讲武
堂时，已酉（1909）年秋后，被调任东三省总督，遗缺由广西巡抚李经羲继任。李到任以前，由云南藩台沈秉苹护理。这时沈护督即按锡良的计划积极筹备开办讲武堂。”“观不少学者沿用此说。例如，王丽云在《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一书、罗在《论晚清军事变革中的制度变迁》一文中均持相同观点。屈6。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所编印之《百年军校，将帅摇篮一一云南陆军讲武堂》也说：1907年，“云贵总督锡良上报陆军部，将翠湖畔承华圃原云南陆军武备学堂改办为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据笔者查考锡良在云贵总督任上的奏折，未发现其向清政府奏设云南陆军讲武堂折子和计划。所以，关于锡良奏设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种说法是，沈秉壁于1908年向清廷奏准筹办的。例如，云南省人民政府的云南概况栏目中介绍云南讲武堂的创办过程时说：“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埜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0，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李兴华在《云南陆军武堂：中国革命的熔炉》一文中也采用此说。跑“关于这种说法，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时间明显不对，相关史料显示，沈秉苹任护理云贵总督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筹办的时间均为1909年，而非1908年；一是事由明显不对，据笔者查考沈秉華在护理云贵总督任上的奏折，未发现其向清政府奏设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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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讲武堂折子。
笔者前述护理云贵总督沈秉璽于1909年春夏之交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可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一年之后的1910年8月，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陆军讲武堂督办李经羲出席讲武堂甲乙两班学员毕业典礼的训话中到答案。李经羲训词的开头语是这样说的："滇南为吾国国防边陲重地，兵力配置宜较他省为厚，则军事教育自宜较他省为亟。本督办自奉督滇之命，首以军事为念，未出都门辄电致同官设立讲武堂，为新旧军官研究军学之所。抵任后，复延长期限，添派教员，责成当事者认真教练。”⑹李经羲此语中的“同官”，即为时在云南主持工作的沈秉璽。由此可见，沈秉塑于1909年护理云贵总督期间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有其思想的渊源，也是有历史根据的。元宵节有哪些古诗
沈秉苹说干就干，自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督办，立即投入筹办事务之中，并亲力亲为，重点督办了三件大事：
（-）落实讲武堂师资
创办讲武堂，教师是前提。沈秉壁在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的建议下，任命张开儒为讲武堂提调，同时电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生庾恩场为炮队第十九标第一营管带兼讲武堂教员，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束于德充讲武堂普通教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李伯庚为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兼讲武堂教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期毕业生、步兵科举人赵康时为讲武堂军事学教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生顾品珍任讲武堂军事学教官。并应李根源之请，对在广西难以立足
的罗佩金伸出援手，“电调君（罗佩金）归，任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步兵科教官”[18]317,“并邀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韩凤楼、沈汪度等党人来校任教。”在沈秉革的关心和支持下，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时人才之多，称为极盛"[19]233o
（二）落实讲武堂领导
创办讲武堂，校长是关键。云南陆军讲武堂筹办之初，沈秉莹命日本士官学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胡景伊具体负责，但胡景伊此时身兼云南新军督练处参议官、参谋处总办、陆军小学堂总办兼测绘学堂总办等数职，并无太多时间兼顾讲武堂的事情，因而讲武堂的筹办工作一开始推进较慢。对此，沈秉華当然不满意，急欲“换将”，便在申家树转达胡惟德发来的云南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物，选中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见习士官李根源，并得知此人回国正在南北洋军队参观，便“迭电促归”[20]324o 在沈秉璽的迭电催促之下，李根源毕业之后应吴禄贞之邀，先赴延吉考察，然后经奉天、北京、上海、广西、越南等地入滇，于8月29日（七月十四日）抵达昆明。次晨，李根源拜见沈秉壁,“极蒙嘉奖，命迁居督署。晚八时，命委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沈秉壁与李根源一见如故，客气地称李根源为“李学生”。第二天一早，沈秉華“复传见”李根源，对其“慰勉尤殷，命速筹备，尽八月十五日（9月28日）开学”，并对李根源表示，一切由李根源主办，“决不牵制”。販324这样，李根源虽名义上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二把手），位居总办（校长）之下，但实际上却是主持讲武堂工作的“一把手”。对此，风尘仆仆、行装甫卸的李根源并无思想准备，颇有受宠若惊之
感：“余与沈护督夙无因缘，何以信任如是，余至今犹不知之。”如"其中，对沈秉埜的钦佩和感念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在1906年这批回滇的留日学生中，李根源为时并不算早，在他之前有李鸿祥、谢汝翼、张开儒、李植生、禄国藩等人。既然如此，为何沈秉華对李根源却“情有独钟”呢？经笔者查考，沈秉璽之所以对于“夙无因缘”的李根源“一见钟情”，如此信任，并非盲目，应当是有缘可寻的。据笔者查考，李根源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上书云贵总督，就发展云南教育及学务经费的筹措、学务机关的设置、各级学校教科书的应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凹该文洋洋万余言，思想深刻、论点明确、有理有据，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后来作为主持云南民政工作并同样高度重视云南教育发展的布政使沈秉塑应当读到过此文，并通过此文对其作者李根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沈秉苹再与李根源本人接触并交谈后，自然就会认定，这是一个堪委重任之人。由此也可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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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璽兴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态度是坚定的，心情是迫切的。
（三）落实讲武堂经费彩卷
创办讲武堂，经费是基础。曾主持滇省民政事务的沈秉璽深知，在靠协济过日子的云南要办大事，非钱不可。对此，沈秉璽与粮饷局总办杨尚懿商议陆军讲武堂的经费问题，并要求杨尚懿迅速筹措。李根源到任后，沈秉壁又特别交待杨尚懿：“以后李学生如要用钱，须尽力支持。”如3%这就意味着对陆
军讲武堂的经费大开绿灯，从而为陆军讲武堂的筹办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云南讲武堂开办后，“甲乙丙三班共支开办经费银陆千畚百余两，以后核定经费银垒千伍百数拾两，每年共支银肆万贰千余两，由陆军粮饷局按月支领”悶460。
办一所学校，有人、有钱、有领导，事情就好办了。李根源领命之后，全力主持讲武堂的筹办工作。他多管齐下，一面与张开儒等人编制《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一面制定招生计划，一面酌量添修承华圃旧有房舍。而沈秉壁也一秉其承诺，不仅对讲武堂的事情“决不牵制”，而且还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促进讲武堂的筹办工作驶入了快车道。
李根源没有辜负沈秉華的信任和期望。经过一番努力，云南陆军讲武堂终于在沈秉塑预定的9月28日（八月十五日）落成，其所招收分别来自云南新军和防营兵士的甲乙两班（一年制，各60余人）也同时开学，甲、乙两班班主任分别由李伯庚、赵康时担任。丙班的招生，也由沈秉璽饬令各地选送文化的社会青年来校考试，择优录取。
1909年11月27日（十月十五日），李经羲抵昆明视事，沈秉璽仍回任布政使。一个多月之后, 1910年1月，云南陆军讲武堂举行丙班学生开学典礼，云贵总督、云南陆军讲武堂督办李经羲欣然赴会并致词，称赞“丙班诸生弃文事而投身军界"，并希望"斯堂今日之学生即将来将校”=[24]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首届学员全部入校。
二年级德育工作计划
1910年11月，沈秉苹升任广西巡抚，离开了云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沈秉苹在桂林宣布广西独立，被推为广西都督，旋任湘桂联军总司令，率军北上援鄂。抵达南京后，沈秉苹任南京留守府高等顾问、国民捐督办等职。1912年4月，沈秉蜚任统一共和党总务干事，后转任国民党参议；6月27日抵京，旋被袁世凯提名为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未果；10月，沈秉華被袁世凯任命为督办浦口商埠事宜，同年11月28日逝世。
1912年1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沈秉埜前任广西都督，光复有功，嗣经派令督办浦口商埠事宜，方在规划进行，遽以积劳病故。本大总统殊深惋惜，应从优照陆军上将例给恤，以彰勋绩。此令。”[25]149
沈秉苹于1909年春夏之交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可谓一举数得，对云南近代军事教育和政治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第一悍匪
（-）留住了一批军事人才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吸纳了一大批当时急需的军事专门人才。由于沈秉璽求贤若渴，不仅吸引和留住了一批滇籍留日学生，而且也吸引了一批外省留日学生奔赴云南干事创业。湖北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期毕业生、回国后又考取步兵科举人的赵康时当年赶到昆明后，即被沈秉苹委为讲武堂任军事学教官兼乙班主任。湖南师范毕业生杨达逵，投奔云南后也被委为模范第一两等小学堂（今昆明景星小
学）堂长。正如周开勋所说：“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己酉（1909）年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很多，有的委派在讲武堂任专职，有的委派在第十九镇带兵，而在昆明附近的带兵官，在讲武堂担任专职或兼职，兼任了讲武堂军事教官统计有40余人。当时讲武堂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闵167与邻省广西、四川、贵州相比较，云南当时吸纳留日军事人才的条件和环境最为优越。例如，广西巡抚张鸣岐曾欢迎李书城、罗佩金、陈之骥、王孝缜、赵恒惕、黄恺元、尹昌衡、孙方瑜、李乾璜、韩凤楼、覃鑒钦、袁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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