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历史精品课程教材
中国古代经济变革
目录
导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方法
一、管仲变法:中国经济变革的右端
1、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
2、中国经济思想的异端
二、商鞅变法:中国经济变革的左端
1、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2、“百代都行秦政法”
三、汉武帝变法:国富民穷的盛世
1、“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2、大一统的经济基础
3、变法的负面效应与争论
四、王莽变法:汉武帝不是那么好学的
授权委托书格式1、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2、惨烈的变法结果
五、大唐帝国的变法:两个不一样的唐朝汝窑在哪
1、最盛王朝与最小政府
2、刘晏变法
3、探究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六、王安石变法:“国富”与“民富”的老问题
1、大宋的危机
2、“国富”还是“民富”
3、“改革标本”王安石
七、明清时代的停滞:当一切走向僵化
1、专制需要稳定
2、被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导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方法
学习目标:1、理解“统一是中国的文化”
2、掌握四大利益集团分析法
3、了解支撑中国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
1、“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
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
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全部演员表介绍2、两个研究工具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在这里我们利用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
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
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
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
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
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
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顺丰快递单号查询跟踪记录
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
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我们在面对未来中国的变革时,不得不回到过去,看看我们一路是怎么走来的。
管仲像 第一单元 管仲变法
导语: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最早登上历史变革舞台的是齐桓公和管仲。
第一课 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
三好先生与失意商人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
好”,好吃、好田、好,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公司上市条件
学习目标:1、知道士农工商
2、知道管仲宏观控制经济的手段
3、了解盐铁专营政策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
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
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
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齐
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
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
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据计算,临淄的
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
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
三方面综合入手。
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
暴敛,要么一味降低。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
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此外,管仲还建
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
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
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
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
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
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
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
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盐铁专营”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
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
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
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
—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
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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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
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
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
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
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
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
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
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
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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