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学意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如同一个宏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荣，给不同时期、不周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发。
很多人以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精华是谋略。我认为，这种见解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善于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始，以西晋灭吴扫尾，反应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回晋这一百年间的全体战争生涯。描写了这一时代的所有主要战斗和很多有名战役，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述，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斗描写中，作者信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斗，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画。可以说，干变万化的谋略确切是全书精髓的主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华，更非书中精髓的全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系统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础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三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需受“道”的领导和制约。作为一位出的提高作家，罗贯中以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宁的谋略才是值得确定和夸奖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诡计阴谋。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限的谋赂巨匠、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爱好，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提高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述；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手法，则绝不留情地予以鞭挞。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废弃道义的旗号，从未不加剖析地确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诡计家的各种诡计权术，他总是加以揭穿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慧，他往往加以讥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偏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对待和鉴戒《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态度、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假如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爱好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评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国度同一的憧憬。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巨大的聚协力，保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宁，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的，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精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决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遇一次决裂，国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宏大的就义，肃清了决裂的祸患，医治了战斗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骚乱时代，以及罗贯中生涯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宽大人民对国度安宁统一的憧憬更是特殊强烈。罗贯中灵敏地把握了时期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代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宽大国民寻求国家同一的强烈欲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幻想，也是其国民性的突出表示。
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经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偏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大众的意愿，继续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略地由于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讥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天子，更是作者鞭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团体一开端就提出“上报国度，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斗争，不懈尽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智囊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幻想化而予以热忱歌唱。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由于曹操作为“奸雄”的典范、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杀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曲解”；而对曹操同一北方的宏大功劳，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斗中所表示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确定性的描述，并没有随便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重要反应了宽大大众依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尺度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公道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懂得，
更不应简略地斥之为“ 封建正统思想”。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百姓首先发言打一三国演义人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奋斗，总结了各个团体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夺人心、延揽人才、器重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主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败，导致天下大乱，完整是一伙狐狗党，混事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笞。袁术傲慢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白的战略目的，更不顾百姓逝世活，却急于过天子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格批评。袁绍固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缓慢，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要害时刻内耗不已；心胸狭隘，掩罪藏恶，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保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心，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赖诸葛亮，既有准确的战略方针；又有机动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固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夺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
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白的战略目的。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势。
4.对幻想道德的寻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刻画形形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示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神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寻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帜，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尺度。通观全书，有很多歌颂理想道德的动听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保护兄弟情谊，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摈弃万里山河；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出生入死，不屈不挠，逝世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做具体剖析。作为封建时期具有必定提高偏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切融会了人民众的观念和情感。他的所谓“忠”，经常指以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忙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团体的领袖卖
命就义；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保持真谛、鞭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经常指对同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挚追求……这种犬牙交织的状态，使得《三国演义》的“ 忠义”浮现出庞杂的面孔；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应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评地接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富，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憧憬国家统一，歌唱“忠义”好汉（参见沈伯俊《神往国家统一，歌唱“忠义”豪杰——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收进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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