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与上海滩黑帮的斗争
G O U C H E N
解放初期与上海滩黑帮的斗争
怎样去黑头痘痘
◎黄臻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滩黑帮几乎渗透、控制了当地所有经济、社会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反黑帮斗争。
上海滩的黑帮势力
帮会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矛盾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
滩，黑帮拥有数十万徒众，上至国民党
政府党政军首脑，下至贩夫走卒、扒手
乞丐，各行各业都有人供其驱使利用。帮
会的势力，除从事烟、赌、娼和其他非法卖房税费
活动（如扒窃组织、码头霸头、粪霸等）
外，还打入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娱
乐业，乃至工会组织，几乎渗透、控制了
所有社会领域。
上海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
着妥善处理帮会问题的任务。这是一项
非常复杂、政策性很强、涉及面颇广的
工作。上海的帮会，包含由官僚政客和流
氓恶霸头子组成的帮会头领和骨干分子 层、普通劳动众为主组成的帮会众 层，以及介于帮会首领和普遍众之间 的流氓无产者阶层。他们对新生的人民 政权各持不同的政治态度。为此，公安机 关依靠人民众，根据帮会中三个阶层 的不同情况，分阶段逐步解决。
首先，从解放之日起，按照“先打现 行特务，后清历史反革命”的步骤，公安 机关重点开展反特和反盗
匪斗争。帮会中 那些与特务盗匪勾结、坚持与人民为敌 的分子受到严厉打击。其中，罪大恶极的 首领一部分被处决，各类特务盗匪集团 也受到惩办。对帮会大多数非恶性违法 犯罪团伙采取教育宽大和惩办相结合的 方针，实行从宽处理，立足于教育挽救。
上海帮会号称数十万之众，但除少 数靠“玩帮会”为生、“吃帮会饭”的人 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参加的。他们 经常受帮会头子骚扰和，对流氓恶 霸深为不满。在党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真正认识到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从而自觉地同帮会流氓集团划清
了界限。特别是一批加入帮会流氓组织
时间不长、作恶不多、涉足不深的流氓打
手和一般帮会分子从此脱离帮会组织，
孤立了少数反动顽固的帮会头子和帮会
恶霸。
然而，对少数帮会流氓恶霸和各类
犯罪分子来说，宽大政策不仅没有使他
们警醒，反而令他们产生错觉，认为人民
政府软弱可欺，竟然狂妄地将公安局、
法院称为“公安店”、“司法旅馆”。活
跃在街道里弄的恶霸大多是流氓恶棍
出身，依靠帮会势力或自结帮会，在地
方上称王称霸。例如，黄浦区的郑家木
桥是“瘪三”的集中地区和流氓霸占的
“天下”；虹口区头霸弄，被称为“老虎
弄”，云集着“霸联队”、“望夜公司”、
“三十六股党”等流氓组织；普陀区药
水弄石灰窑，盗匪、流氓成，有“小梁
山”之称，周围居民表示“宁坐三年牢，
不住石灰窑”。解放后，这些人仍不思
悔改，照样发“秋风帖子”，收“年费”、
“节费”、“月费”、“保护费”。居民见
到他们必须恭敬避让，否则就会遭到谩
骂殴打。行业中的恶霸依然我行我素。当
时清道工、清粪工、三轮车工人中都有
霸头。他们收徒结党、欺诈工友、钱
财、包揽生意、侮辱妇女。工厂企业的恶
霸同残余“工特”联为一体，制造谣言，
拉拢落后工人，破坏机器、生产。在各类
恶霸中，码头恶霸倚仗封建把持制度自
成一系。
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的洋商、码头老板，依仗帝国
主义的侵略势力，操纵垄断上海码头，
横行霸道，榨取码头工人的血汗。他们
为便于管理和剥削，都雇有买办（就是
洋老板的代理人）。洋老板给买办较优
厚的薪金。买办为了效劳主子和压榨码
头工人，又多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兼充码
头大包工头，剥削手段极其残忍。
包工头在码头上组织的各种流氓帮
会团体多如牛毛，诸如三十六股党、五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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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豹、九条龙、十三太保等。有的包工头 按不同籍贯与地区，组成苏北帮、湖北 帮、宁波帮等，各占一方，称王称霸。包 工头不仅有其黑社会势力为后台，且很 多亦是帝国主义走狗，有的还充当国民 党特务。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对码头 实行血腥统治。公和祥码头包工头张志 发，手拿藤条监视工人劳动，稍不顺眼，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他手上戴有一只一 两多重的金戒指，打在工人脸上，皮破 肉绽，血流满面。新华码头包工头吴启良有“三打”：一是工人看见他不打招呼 的要打；二是工人在装卸时脚步走慢了 的要打；三是工人领工钱时他寻借口 打。工人被打跑了，工资就归他所有。有 的包工头疯狂地说：“老子有钱，打死几 个工人没什么了不起。”苏州河码头仓库 包工头夏金山，绰号为“总司令”，手段 毒辣，打死打伤过20多个工人。包工头 有时还利用帮派行会思想，煽动工人为 争夺码头地盘进行械斗，造成体流血事件。
码头工人辛勤劳动，流血流汗，工 钱却很微薄。以1937年黄浦码头装卸一 批烟叶筒为例。两个工人合运一筒，每 筒人工费三元七角，日商老板扣除三元 三角二分，买办扣除二角三分，包工头再 扣七分，到两个工人手里只有八分钱，仅 占全部人工费的2.8%。工人们愤怒地说：“把头，把头，吃人不吐骨头啊！ ”包工 头不劳而获，搜刮工人的血汗钱，个个 都发了大财。如开滦码头包工头张锡华、韦
成纪成了百万富翁。招商局第三码头 大包头鲍朝云，抗战胜利后承包招商局 第三码头的装卸业务，不久就开设三家 煤球H建了三幢三层楼的洋房。
解放前夕，上海港码头工人约有2万 人。他们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食不 果腹，衣不蔽体，晚上大多露宿街头。外 滩有条“元芳弄”，过去叫做“穷汉窝”，每晚都挤满了码头工人。每次寒潮侵袭，都有人被冻死。
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苦难的生活，严 重摧残了码头工人的身体健康。他们常 见的职业病有胃病、气管炎、气喘、高血 压、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小肠气等。黄浦码头有个叫洪大的工人，年轻时一
人能背两包大米或十袋面粉；过了四十
岁，连一包大米也背不动，被包工头赶
出码头，冻死在外。码头工人如因事故
致残，生活更为凄惨。当时，码头上流传
着一首歌谣：‘‘肩膀上压竹头，背上挨拳
头，做工拿零头，吃的是野菜头，穿的是
破布头，腰上束草绳头，晚上睡在大街
头，身上盖麻袋头，苦难日子没尽头，不
砸烂旧社会，永远不出头。”这是码头
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旧社
会、对包工头的愤怒控诉。
全面开展反霸斗争
上海解放后，广大码头工人翻身做
了主人。为了把码头工人组织起来，1949
年5月28日，成立码头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筹建基层工会时，由于封建把头势力
从中破坏，工作难以开展。从对虹口区
几个基层单位1311名码头工人的调查情
况来看，工人出身的占总数的62%；成分
不纯的占总数的38%，其中有大包工头19
人、二包头60人、三包头38人、小领班等
56人、和平军32人、散兵游勇160人、流
亡地主15人、护工队88人、还乡团骨干13
人。由于队伍不纯，故在筹建基层工会
时，让一些巧言变者利用同包工头的
帮会关系，混入了工会组织，并窃取了领
导权。
刚解放的上海，生产处在恢复期，帝
国主义又采取破坏封锁政策，运输量相
应减少，影响到码头工人的收入。一些
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包工头、特务伺机煽
动工人游行请愿，挑起工人间的斗殴。
某些受封建帮派行会思想影响的码头工
人，易受欺骗而被利用。包工头们不甘心
覆灭，煽风点火；匪特则乘机捣乱，反动
气焰嚣张。如码头工人在领取工会发的
救济米时，包工头就造谣说：“谁要是领
了救济米，就要被送到东北去开荒。”太
古码头包工头威胁工人说：“谁要是参
加工会，与工会干部接触，当心国民党
回来杀你的头。”又如武装匪特包工头
竟然打出“码头工会整理委员会”的招
牌，在门口安设持岗哨，妄图操纵各区
工会公开对抗。太古码头轮船装卸的包
工头煽动工人打伤工会干部，并以罢工
要挟，不准公司接管业务。据统计，1949
年底至1951年6月止，发生大小殴斗事件
4000多件，威胁、侮辱打骂公司、工会干
部的有80多件。
针对上述情况，党和政府认为：城
市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和特务三位一体，
构成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封建统治的下
层基础和国民党特务的外围。解放后，
这些封建残余势力仍然控制、剥削、威
胁着人民，并且发挥着反动影响；而人民
政权的下层基础却极不稳固，甚至毫无
基础，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必须充分
发动众，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挖出
分散隐蔽的敌人，粉碎反动下层基础。
为打击恶霸、匪特的嚣张气焰，彻底改
变码头面貌，人民政府着手反霸运动的
准备。1950年4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颁
布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第二十五次会
议通过的《关于废除各地码头搬运事业
中封建把持制度的暂行处理办法》。中
共上海市委迅即抽调市公安局30余名千
部，赴北京全国总工会学习中央政务院
文件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以及天津市的
反霸经验。同年5月15日，他们着手制订
反霸计划与报告。8月24日，成立了搬运
公司。10月，撤销搬运工会筹备委员会，
成立搬运工会和中共搬运党组。搬运公
司与搬运工会在有关各区设立办事处、
管理机构与区工会组织。搬运工会还设
立了反霸材料组，市委派了七八名干部
协助工作。搬运系统还建立了 2个委
员会、26个审査委员会。
在建立反霸组织的同时，分两个阶
段着手人员、材料的准备工作。第一阶段
是培训骨干。从各基层工会中抽调成分
好、觉悟高的工人，组织短期学习训练
班，学习中央反霸文件、政策，明确开展
反霸斗争步骤。训练班办了7期，培养了
大批反霸骨干力量。第二阶段，则是让反
霸骨干回到基层，启发教育广大码头工
人，发动码头工人与霸头、特务作斗争，
掲发罪行，收集证据。检举材料由各区
核转，送交搬运工会材料组。经过分析、
整理、核实后，较全面地摸清和掌握了
包工头、特务的具体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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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G O U CHEN 我国最早的法律、法官、律师、警察机构
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
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是《禹刑》。《禹刑》作为社会上出现“乱政”亦即 矛盾、冲突的产物，既不是成就于一时的成文法典，也并非由夏禹个人所制定，而是在夏商两代的长期发展中，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
《禹刑》基本上是以制裁违法犯罪 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为主。其 以“禹刑”为名，实际上不过是“夏刑”的代称而已。
《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
典。其具体内容现在已无法考证，但一
些文献中有零星的记载。
一般认为，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
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所谓“乱政”，实际上是
最新油价92号汽油指奴隶的和反抗斗争。奴隶主阶级
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而制定了《禹刑》。
而夏朝出现的“乱政”，在禹时是不大可
能出现的。
《禹刑》出现的具体时间也已无从
考证。汉代以后的典籍，说夏朝的刑条很
多。东汉郑玄说：“夏刑，大辟二百，膑辟
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已经有了
“五刑”。
(摘自百度百科《禹刑》）
我国最早的法官
文/武树臣
要说最早的法官，还要从古代的
“法”字说起。最早的“法”字写作见于
金文象形字，象形能辨曲直的神兽，在
审案时用角去触理屈的人。直到东汉时
才出现简化了的“法”。“法”作为一种
新事物是谁创造的呢？是蚩尤“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
后来，黄帝部落打败了蚩尤部落，
组成了新的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就让
蚩尤“主兵”。古代主掌兵的也就主掌刑
(即司法）。于是，蚩尤应该说是最早的
比较好听的歌
法官了。
到尧、舜、禹时，执掌司法的大法官
是皋陶。《论衡.是应》说：是“一角之羊
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
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
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
坐事之”。可见，远古传说已把独角兽和
皋陶联系在一起。
阿迪达斯广告鲁国的穷桑（今山东曲阜）是皋陶的
故乡。因此，到了战国山东仍保留着神羊
裁判的古老遗风。《墨子.明鬼》载：有两
个贵族打官司，法官经过三年都没法下
判。于是来一只羊来裁判。原告读起诉
书时羊没有动作，待被告读答辩词时羊
冲上去用角把被告扎死了。
其实，古代法官判案很少用“神
反霸运动经过思想、组织、材料等 充分准备后全面展开。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包工头，在报请上海市众 运动指导委员会批准后，相继在沪南体 育场、公和祥码头、黄浦码头、浦东其昌 栈码头召开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公审 大会。会上，由政府政法部门宣布罪状，当场予以逮捕。公审大会使码头恶霸胆 战心惊，也使广大工人众受到很好的 教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
码头出现新气象
cf烈龙反霸运动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不 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打击了反动残 余势力的嚣张气焰，摧毁了封建把持的堡垒。对认罪态度好、坦白交代彻底，又
能揭发检举别人的，酌情减刑或在劳动
中改造教育，从宽处理，给予悔过自新
的机会。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又吸取了各
地经验，工作中通过发动众，依靠
众，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使
反霸斗争取得很大胜利。据1951年6月底
的统计，通过镇反和反霸斗争，逮捕了码
头上的包工头和反革命分子486人，处决
36人，接受众监督改造劳动的有614
人。根深蒂固的封建把持制度因此土崩
瓦解，使广大码头工人认识到：只有在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真正翻
身当家作主人。反霸斗争的胜利，使广大
码头工人扬眉吐气，激发了无比的政治
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支援抗美援朝，
工人们纷纷签订爱国公约，每人每月捐
献一至两天的工资，全体搬运工人的捐
献金额达30亿元。搬运工人积极报名参
加支前的有65人，报名参加人民警察的
有1923人，参加公安部队的有203人。
反霸斗争也极大地提高了码头工人
的政治觉悟。他们爱护公物、轻装轻卸，
搬运米包时自动放弃使用手钩，还随身
带着针线包缝补破袋，运输效率也大为
提高。台风季节，工人们昼夜坚守岗位，
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从此，上海码头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摘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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