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
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
中元节，俗称“鬼节”，传说这天地府洞开，鬼魂四出，民间有“七月半，鬼乱窜”的谣谚，有祀者，回家接受子孙的祭拜，无祀者，有公众请佛道做法事“普度”，毋使孤魂野鬼，流浪为害。亡灵祭祀为七月十五中元节的节日主题。可以说，中元节是中国的亡灵节。
（清）罗聘《鬼趣图卷》
生与死向来是人类关注的基本问题，死亡尤其令人忧伤，金钱、权力、娇美一切都无计延滞死神的脚步，在死亡面前人类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长，并不甘心就此对死神俯首称臣，因此产生了否认死亡的思想，不认为死亡是人的寂灭，认为死亡只是转入
了灵魂状态，肉身虽腐，灵魂永在。于是出现了安顿亡者的种种说法，西天、冥界，天庭、地府，成为相对于现实人间的另一世界。但生界与死界并没有截然的分隔，生者与死者常以特殊的交感方式进行对话与沟通。生者赋于亡灵以力量，转过身来又以敬畏的心态崇拜亡灵。虽然在一千五百年前，范缜在《神灭论》中就发表了“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著名论断，但灵魂信仰自古及今一直是人们挥之难去的梦魇。
灵魂信仰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远古时期的灵魂信仰却因时代悬隔，幽昧难明，是考古发现帮助了我们，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山顶洞人的墓地，从墓地遗物看，死者佩带有饰品，身旁放置着生产工具，在死者周围撒上了一圈赤铁矿粉。这些都表明远古先民已有了灵魂观念。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与发展，人们对主持公共生活的权威人物逐渐滋生出敬畏之情，因此在亡灵崇拜上，表现出对有功德人物的英灵崇拜，当时并没有突出以血缘为标准，所谓“祖有功，宗有德”。但随着血缘关系的日渐明确及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朝两个方向转变：一是部落国家，一是血缘家族。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权力往往与血缘家族紧密勾连，因此祖灵的信仰与祭祀在古代中国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汤”、周代“祖文王而宗武王”（《札记·祭法》）。除了国姓王族享有立庙祭祀的特权外，一般百姓只能荐之于寝。
虽然祖先祭祀在先秦有等级区分，但它是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祀祖成为古代宗教生活的两大要务。对于庶民百姓来说，祀祖尤有意义，祖先与自己血肉相连，情感相通，祖先的灵力理所当然地令人信赖，并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依靠。因此，在民众生活中祭祖活动频繁举行，除了每月朔、望二次的日常祭祀外，在年度周期的几个关节点上都要举行不同程度的祭祖活动，“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春秋繁露·四祭》），中元节就是在上古秋祭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上古社会，人们依据天时物候作为时间断落的划分标记。最初只有春与秋的概念，一年分春秋两季，因此以春秋指代岁月周期，后世人们在询问某人年齿时，常问“春秋几何？”就是用的这一古意。农事活动是与自然关系紧密的谋生活动，它受制于自然节律，当时的农事模式是春种秋收，人们由于认识水平及生产能力的限制，对农业收成常怀忧虑，因此希望有神灵的援手，以保证农业的丰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春祈秋报的农事信仰习俗。后来虽有春秋冬夏的四季之祭，但最重要的仍是春秋祭祀。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农作物丰收或即将丰收的时节，人们都要举行向祖灵献祭的仪式，将成熟的谷物首先献给保佑自己的先人，这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祖先的荫庇，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神享的优先权，在古人心目中，
中元节前后几天可以烧纸珍贵的物品或时令佳品是应该首先奉献给神灵的。只有在神享之后，人们才可以享用自己的生产品。否则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致降下灾祸来。事实上是在这收成在望的时节，人们担心天灾的侵袭，使自己的汗水白流，“一岁丰祲于是月可决大半”（《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六十二卷孟秋部）。这种孟秋七月的献祭仪式在古代称为“秋尝”、“尝新”、“荐新”等，《礼记·月令》称“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祭祀的日期在开始并不确定，后来逐渐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因为七月十五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望日，一般也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秋气新来的阴盛之时，祭祀亡灵，对古代人来说，是极佳的选择。魏晋时期，七月十四还是秋禊的日子，人们在水边祓除不祥。南北朝时，七月十五日已是皇家祭祀祖庙的吉日（见《宋书·礼（四）》），民间祭祀祖灵的活动日大概也在这一时间。后代民间的秋祭活动大多集中在七月十四、十五两天（也有在七月七的），祀先、祭祖、尝新是民间“月半”节的基本内容。无论皇家还是平民，七月半都是祭祀祖先亡灵的时日。
中元节放灯
古老的秋尝节俗，在南朝梁时因佛教文化的融入而面目一新，并且因此确定了七月十五在中国节日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及时地记述了这一节俗的新变化：在崇尚佛教的风气下，本属于佛教内部的佛腊日（佛历以此为岁末，七月十六为岁首），这时演变为盂兰盆会，“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盂兰是梵语的音译，为“倒悬”之意，
盆为置放供品的器皿，盂兰与盆合成之后，共意为解救倒悬，即解脱饿鬼倒悬之苦。在佛教《盂兰盆经》有一则“目连救母”的故事，说的是目连母亲因生前憎恨僧人死后被打入饿鬼道，身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号称“神通第一”的摩诃目犍连，发现自己的母亲在地狱受饥饿之苦，十分不忍，于是用钵盛饭送给母亲，但饭未人口，就变成火炭。目连不胜悲伤，求救于佛祖，佛祖说你母亲罪孽太重，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目连依佛祖所言，在七月十五日以盆盛百味五果，供养“十方大德”。于是目连母亲“得脱一切饿鬼之苦”。这则来自佛门的孝义故事，不知是佛经的原生形态还是译者据中国孝道文化的改编，不管怎样，它都很对中国民众的口味。虽然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打破，但忠孝的观念仍有相当的影响，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依然是童蒙读本。据《南史》记载，庾孝卿五岁读《孝经》，手不释传，有人对他说：“此书文句不多，何用自苦？”孝卿回答道：“孝，德之本，何谓不多。”（卷五十六《庾城传》）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南朝帝王都看重儒学，将其视作“弘风正俗”的精神利器，齐武帝规定“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卷四十三）。梁武帝不仅注疏儒家典籍，而且亲自讲授《孝经》（卷六十三）。梁武帝以较平和的心态看待儒佛道三家学说，他在《会三教诗》中说“示教唯平等，至理归无生”。当然，从梁武帝总的思想倾向来说他更看重
佛教。因此融儒人佛的孝亲节——盂兰盆会在南北朝出现，并由梁武帝首倡是极自然的事。据《佛祖统记》记载，大同四年（538）梁武帝驾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其后举国奉行，成为新的节俗。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提到“七月半盂兰盆”为孝亲之供。可见南朝的盂兰盆节可能已远传北国，此后历代相沿，成为民间月半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儒佛文化的会通交融中，因孝亲而供佛的盂兰盆会在中国民众中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持，成为僧俗孝敬祖先的民俗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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