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_朱景坤
第28卷第3期2002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 uzhou N or mal U ni.(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V ol.28,N o.3Sept.,2002
[收稿日期]2000-12-20
[作者简介]朱景坤(1972—)，山东费县人，徐州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助理研究员。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根据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自身演变的特，参照历史学界的分期，将上限定在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朱景坤
(徐州师范大学组织部，江苏徐州　221009)
  [关键词]　留学教育；高等教育；近代化
[摘　要]　晚清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利，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兴起，科举制度废除和新教育的开
始，海外留学政策的演变等动因的交互作用，使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得以肇始和发展，并相继产生了三次留学高潮。持续不断的留学教育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¹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近代高等教育的人力和组织保障到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从适合中国国情教育模式的探索到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都无不与近代留学教育密切相关。
[中图分类号]　G 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2)03-0038-08
  1847年1月，就读于香港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的广东青年容闳、黄胜和黄宽，在美国传教士勃朗(Kov.S.R.Br oun)带领下赴美求学，揭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此后，留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得以发展。持续不断的留学教育在造就国内急需人才，促进西学东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教育向近现代的转型嬗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对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日本出国留学的条件一、近代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
清末同治年间是我国海外留学教育肇始和迅
猛发展的时期，留学生遍及日本、美国及西欧诸国。成千上万的学生骤然涌向海外求学是由当时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所引起的。
(一)晚清政府军事和外交的失败成为留学教育兴起的直接动因
第二次战争失败后，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清政府急需一批善于和西方打交道的外交人员；面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也急需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清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的需要，不能满足海防的需要。正如薛福成所言:“北洋虽设水师学堂，所造将才须收效于一二十年
后。”[1](P403)同文馆的学生也需八年才能毕业，远
水不解近渴。因此，派遣留学生就成了解决外交、海防人才紧缺的有力措施。另外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实践，也需要新型的科技人才。而要培养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才，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选派人员“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便能“业成而归”。这样,“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
“实为中国自强之本”[2](P867)
。另外，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一批批热血青年怀着“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
明之渡舟焉”[3](P91)
的救国之志，怀着“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4](P303)
的教育救国理想，去异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教育的甫兴为留学教育注入了强大动力
由于中国传统教育存在空疏、陈腐、无用的弊端，因而要抵御强敌，就必须实行新的教育措施,
向列强学习，培养新式人才。于是从同治元年开始，清政府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学习外国语言的同文馆和学习外国军事技术的军事学堂，由此揭开了晚清教育改革和新教育事业的序幕。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后，清政府转而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在国内广设新式学堂，延聘外国教习，讲授外国语言文字和军事等知识。但由于师资乏人，一时不能满足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急切需要，且“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5](P862)“学堂固宜速设矣,……欲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款，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6](P12)因此，留学教育开始为政府和国人所重视。为鼓励留学，清廷从190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奖励章程》、《内外职官出洋游历游学之奖励规程》、《奖励留学生章程》等奖励政策。科举的废除，也使知识分子原来读经做官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谋求新的出路。
特别是鼓励留学政策的出台，又给青年开辟了一条新的仕途，极大地调动了留学的积极性。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日本战胜俄国，并非留日学生增加的唯一原因。还有一大原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发自中国国内，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7](P35)美国学者罗兹曼也把清末留学高潮兴起的原因归因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后，清政府把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3年，短的是1年。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教育一直明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8](P293)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可见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由此引发新旧教育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清末乃至此后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日美等国留学政策的演变对中国留学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学生之所以大量出国留学，除了受国内政治背景、教育改革等因素的推动外，还与国外吸引留学的政策密切相关。日本为了争夺东亚的战略利益，调整了对华策略，希望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做到“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  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9](P74)为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日本创办了各类专门学校和留学生部，并开设特殊课程，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留日教育的发展。清末中国掀起的留学日本的热潮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使之不得不考虑通过影响和控制中国青年的途径来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从而维护和强化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
的咨文中提出:“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10](P180)1906年，清廷五大臣考察宪政抵美之际，美国教育界人士及时抓住契机，表示愿意每年向中国免费提供若干留学名额。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授权总统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美国学生的费用，从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此后英法德等国也纷纷改变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争夺，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并对中国留学教育重心的转移产生巨大影响。
二、近代留学教育概况
从派遣数量的集中趋势来看，近代留学教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幼童赴美和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的派遣，清末民初的留日高潮和庚款留美运动，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一)幼童赴美和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的派遣
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以“求富”、“求强”为主要内容，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纲领的洋务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冲破樊篱不可阻挡地流入中国的时候，一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考虑派遣留学生，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另外，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于了解列强和御侮图强的愿望，于1866年奏
派斌椿率员出洋“游历”。次年又派志刚等赴各国考察。这些出洋考察的官员真切感受到西方的文化教育，也极力主张“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11](P153)。正当清廷探求西技之时，学成归国，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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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2](P23)的容闳，向清政府提议派遣学生赴美。1871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继续倡议派遣留学生。根据容闳的倡议和初拟的具体办法，曾、李二人出于洋务事业对人才的需要，上奏《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专折，促成选派幼童赴美。在1872—1875年4年间，中国政府共派120名学生分四批赴美留学。洋务派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还促成清政府于1877年、1878年和1885年三次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赴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留学，主要学习造船、驾驶、兵技等西学。
赴美幼童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可塑性极强，他们生活在美国家庭之中，就读于美国学校，耳濡目染，言行举止逐渐被美国的社会风俗所同化，思想观念也为美国文化所影响，逐渐对当时中国的封建守旧产生不满，所有这些都被思想守旧的督学报告到皇帝那里，认为学生有叛逆行为，并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为由，建议“极应将局裁撤”[13](P147)。此时恰逢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掀起逆流，留学生受到歧视，而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限制华工条例》也使留学生赴美入境和入学受到影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尽速撤退返华，幼童留美遂告结束。但是幼童留美开拓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风气，为今后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他们将西方科学文明之风带回国内，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而早期留欧回国生基本上从事以军政、船政为核心的设计、生产、制造、驾驶工作，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从而也奠定了仔国近代海军的基础，开创了近代民族工业之先河。
(二)留日热潮和庚款留美运动
留日热潮　甲午战败，清廷震惊，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师法欧美，由弱而强,“豹变龙腾，化为霸国”的榜样，许多朝野人士认为:“若采法其成效,……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14](P223-224)要求派留学生赴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大力鼓励赴日留学。自1896年3月选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日文和普通学科，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正式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清政府每年都选派为数不等的中国青年赴日留学，民间自费赴日者亦不乏其人。随着清朝政府鼓励出国留学和废除科举等政策的实施，知识分子出洋留学蔚然成风。由于留学日本有着路近、费省、文字同源、风俗相近等便利条件，赴日留学生人数以数倍速度猛增，出现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其盛况不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15](P393)。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既对改革传统旧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又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长远发展作了理论上、队伍上的积蓄和准备。留日生回国后大多创办及供职于各省的中小学堂，在基层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他们在清末教育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庚款兴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为扩大其对华影响，正式通过国会议案将庚子赔款部分退还中国，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各大学深造之专款。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同时在美国设立留学生监督处，共同负责赴美学生的选派工作。从美国退款开始到清华学堂成立期间共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1911年设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科，招考品学兼优之中学毕业生入学进修，全部实行公费教育。另从1909年起，游美学务处还决定从庚款中拨出一部分资助自费生，有力地推动了自费赴美留学。美国退还庚款余额的行为带动了其他国家也纷纷退还庚款余额，推动了中国学界的留学运动。这样在庚款留美的影响和推动下，以清华学子为中坚力量，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热潮。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随着国内政局的改变，对新思想、新知识的留学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大，留美学界亦日渐扩大，其中自费留学生人数增长尤为迅速。由于留美学生选拔要求严，起点程度高，待遇较丰厚，因而大多专心求学，获高学位者人数居多。据1917、1918年汇编的《游美同学录》90%以上的留美学生获学士学位，很多人获硕士学位和工
程师资格，有35人获博士学位，这之后还有更多的留美学生获得博士、硕士及其他学位。[9](P67)留美教育中高学位及高级专业人才的日渐增多和及时回国，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和国内高等教育及科研水平的提高，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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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即“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办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16](P419)为宗旨，组织留法俭学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参战协约国劳动力日渐紧张，为勤工俭学提供了机会，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不少青年也纷纷赴法留学。1915年6月经吴稚晖、蔡元培诸人发起，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17](P434)为宗旨的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并在法国政府与部分企业支持下，回国招徕学生。1916年6月，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并于北京、保定、上海三地设立各种留法预备学校。由于既有学界泰斗、政坛闻人、社会名流的倡导和报刊的广泛宣传，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批在黑暗中探索的进步青年看到了中国繁荣富强的曙光，从而导致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生大量增加。从1919年3月至1920年间，先后有20批学生计有1600多名青年，怀着“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18](P632)的理想远涉重洋，掀起前所未有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打破了出洋留学是官费阔少的专利，大大拓宽了派遣对象，壮大了留学生队伍。其次，它打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也改变了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陋习，成为五四时期掀起的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再次，它把“俭学”和“勤工”结合起来，开创了半工半读制，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崭新的教育制度，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结合，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三、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自清末迄民国百年间，声势浩大的留学教育运动及其所培养的众多人才，对近代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教育。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其近代化的历程无时不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密切相关。
(一)造就了优秀管理人才和师资队伍，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人力和组织保障
留学教育造就了大批优秀教育管理人才，他们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师资来源。归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在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方法和对学科的开拓建设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乃至政法界的一时之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当时中国各大学的不少校长、主要教职员工以及政府教育机构中的官员，多由他们或与他们有关的人士出任，涌现出一批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张伯苓、陶行知等。正如舒新城1926年
所说:“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19](P212-213)1931年全国共有公立私立大学79所，其中校长为留学出身的为65人，占总数的82%；同期全国专科学校29所，留学出身的校长为19人，占总数的65%。再以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统计，教育界人士有1103位，国内新旧教育出身的199人，占总数的18%，留学出身的904人，占82%。1941—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作了一次资格审定，审查合格的共8227人，其中1941年2月—1944年3月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2448人，其中留学国外的占78.6%。[3](P180)1936年时，清华大学全校教师有210余人，其中有教授90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2/3以上又是清华的留美生。[20](P144)可见正是留学教育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人力和组织保障，而且人士结构的变化，也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取向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介绍和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方法、制度和模式，建构起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
在国外的留学生及归国留学人员出于探讨中国教育的出路，积极创办教育刊物和教育研究社团，介绍和引进西方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留日学生在日本建立了“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译书汇编》，相继产生的专业性的翻译团体开展了大规模译书活动，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康乃尔大学的留学生发起成立了《科学》月刊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社”，大量介绍美国科学技术；在法国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则编辑出版中法报刊书籍以传播法国新教育。
在国内，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回国，除了通过担任教育行政、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学方面的职务，把西方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办学思想和教学风格直接带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外，还通过创立和创办教育社团和教育刊物宣传西方教育精神，抨击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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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理性主义的求实精神，对人们的陈腐观念和封建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动摇了传统教育的根基，使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从几千年“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另外，他们还积极开展中外教育交流。一方面，大批学者和教育家到国外进行教育考察，寻求诊治中国教育症结的“良方”。另一方面，邀请杜威、罗素、孟禄等大批欧美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来华讲学。正是他们广纳各国教育之长，大胆探索教育改革之路，使西方新的教育思想得以在华传播，旧的观念得以批判。更为重要的是拓宽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教育的实践和新经验的积累，逐步建构起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
(三)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探索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
广大留学归国人员，为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出路，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了各种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其中重要的有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运动。这些全国性教育运动的开展，对中国近代
教育发展的民主化、实用化和科学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平民教育运动　对平民教育运动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一批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又富有儒家传统思想的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他们从浓厚的爱国主义和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把实施平民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武器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以晏阳初和陶行知最为突出。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先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工作，为解决平民识字课本问题，他耗费大量精力编成《平民千字课》。随后，他选择长沙为试验地，推行平民教育。据统计,1922年3至7月间长沙成立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1718所。[3](P220-221)1929年晏阳初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醒悟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21](P225)从此，他将平教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选择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按照他所设想的平民教育模式，开始从事实验工作，成绩卓著，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晏阳初在从事纷繁沉重的平民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极其重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探索，从1922年12月至1928年4月间先后发表《平民教育新运动》、《平民教育概论》等数十篇文章，逐渐形成中国式的平民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则从农村师资入手，于1927年3月在南京劳山脚下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为晓庄师范。与同时期的一般学校相比，晓庄师范有许多独特之处，其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育的新模式。以晓庄师范为范本，闽、浙、皖、粤、赣、豫、鲁等省先后设立起许多乡村师范学校，在晓庄的实验取得成功的同时，陶行知的生
活教育理论也得到发展和完善。平民教育运动打破了惟士可以读书的传统教育，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启了第一个扫盲和向百姓传授知识的新时期，对于促进平民的知识化和知识分子的劳动化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职业教育的兴起　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加之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产现象的抨击，从1915年开始，全国教育联合会多次决议推进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方案，随后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为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各界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行职业教育。同年7月,《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同时刊登了由黄炎培起草，蔡元培、严修、张元济等44位政界、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并提出其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至此，职业教育在全国各地有声有地开展起来，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办学主张，为当时的社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又在山西创办了农村职业教育试验区;1926年7月，以江苏昆山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1928年受江苏农矿厅委托，在镇江黄虚村成立了农村改进试验区;1933年在浙江余姚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主要用职业教育来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职业教育的开展，不仅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大批职业人才，为解决国计民生做了贡献，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的职业教育理论，对以后乃至今天的职业教育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学教育的开展　广大留学人员对科学教育亦予以充分重视并进行了尝试。一方面，开始以心理学实验和教育测量等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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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创设心理学试验室，开设心理学实验课程，开我国心理学研究及教育先河。1920年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也相继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师开设测验课，并用心理测验测试投考该校的学生,1921年他俩正式出版了《智力测验法》。1922年，费培杰将比纳量表译成中文，并在江浙一些小学中进行测试。同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麦柯尔教授来华主持教育心理测验的研究和推行，帮助我国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关人才。当时参与其事的有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东南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师生，几年间他们合作完成了包括TBCF制在内的50余种教育心理测验，拟订了20套中小学标准化测试试题，还举办全国性教育心理测量讲习会，培训师资达300余人，对中国的科学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3年中国教育改进社主持了全国小学教育调查，包括22个城市、11个乡镇，测试了92000个儿童。[22]
另一方面，新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验有了明显进展。1914年，俞子夷发表《教授法上之动机自学辅导法之基础》;1915年，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已在国文科读法教学中“采自学辅导主义”; 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今西嘉藏著，但焘译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同年，天民将它应用于小学三年级的
珠算教学。1914—1915年，江苏教育会还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商务印书馆将蒙氏的教具仿制推行。1923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招新生两班，实行蒙氏教学法。[23](P401)1917年间，以实验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的美国设计教学法被输入中国，南京高师对该设计教学法进行研究后，在其附属小学试验推广，之后又试验了自定作业时间表、混合设计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与此同时，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属联合会也决定试行设计教学法，并取得相当成绩。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全国师范学校应成为研究、实验、推广“设计教学法”的模范，逐渐推及全国。[3](P228)再就是开始着手培养教育科学研究人才。1920年1月，北京高师开办教育研究科，举行入学试验。1921年7月，南京高师教育专科首届学生37人毕业，分赴11省任教育学科教师、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省的教育行政工作。[22]科学教育的开展为促进我国教育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教育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机构设立、课程设置和学制改革，初步建立起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大批留学生回国后进入政界和教育界，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从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来看，可以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这一大规模文化迁移的过程中诞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西方及日本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创建者们往往是这种外来观念的中介人。”[24]康有为曾上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并要求仿照西方各国和日本建立高等学校。严复也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提出了他的建立各级学堂的设想。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以美国大学为模式，学校的
一切设置皆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耶鲁大学为蓝图。而南洋公学创办则是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25](P167)孙家鼐在要求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指出:“亟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26](P122)而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章程乃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3](P101-102)。
从课程设置来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通过留学教育大量传入国内高等学校课堂，改变了中国封建传统旧教育影响下只重视经典史籍，轻视自然科学的教育现状。特别是留学生在日、美、欧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技知识，并学以致用，回国后在船政、矿务、铁路、制造、电报、医学等方面卓有成效，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社会上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推动了中国学校普遍设置和重视自然科学课程。如在中学设算学、博物、物理、化学、地理等，大学分设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经科、政法、文科等大学，促使近代中国掀起学习自然科学的高潮。舒新城1926年总结道:“留学生在近世中国文化上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大者为科学，次为文学，次为哲学”[19](P213)杨振宁教授论及20世纪初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时也指出:“1900年京师大学堂没有微积分的课程,1905年，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废除了科举。然后又大举留学，先是到日本，然后到欧美。这以后，到了1925年，少数的大学才开始筹办算学系、物理系。”[27]
对中国近代学制建立起直接促进作用的是赴日留学生和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官员。赴日留学生积极
翻译日本书籍，特别是介绍日本学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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