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党的前期一些“左”倾及右倾错误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领导过程中有着不少的曲折，其中的“左”倾与右倾错误存在着复杂的成因，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反思，从而在自我批评中汲取经验教训，促进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左”倾 右倾 成因 反思
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9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先驱者，在亘古无人的荒野上摸索前行时总会遇到挫折，犯下错误，甚至是误入歧途，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过程中同样会不可避免的“左右”摇摆，犯下一些错误：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都在一定程度上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有少数人认为，为了维护党的思想的纯洁性与正确性，我们不应当去触及这些历史，而要着
红包给多少眼现在，展望未来。这种认识是非常肤浅而错误的，鲁迅曾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作为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应当学会自我批判，善于自我批判，“自我批评之于我们，简直是和日光、空气、水一样重要”（斯大林语）。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不敢面对错误，无法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来改正自身的缺点，促进自身的发展。考察与研究这些问题，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全面理解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政策，防止和克服右的尤其是“左”的干扰，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顺利前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左派、右派及“左”倾、右倾
有一个经常和左倾右倾混淆的问题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区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右派则是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人。
右倾是指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
的倾向。左倾与右倾相对，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但当“左”带上了引号，就转变为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1]“左”倾错误及右倾错误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2] 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属于左派，属于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因此就需要既防“左”又防右。
二、党的前期一些“左”倾和右倾错误，其进程、成因的探讨
（一）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随后1926年开展的的北伐战争，迪奥化妆品好吗在政治上基本推翻了北伐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与此同时，国民党背信弃约，开始排挤甚至大肆迫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而后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和“七一五”反革命，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就此失败。
大革命失败纵然有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但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错误地分析政治形势，限制工农运动发展，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3]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妥协与让步，不惜牺牲广大工农众的利益，冒着革命被颠覆的风险去讨好国民党的右派势力。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
雪梅古诗的意思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基本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于思想上出现偏差。其次，当时的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众基础，无法充分了解工农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无法在受到迫害时组织众及时反击。[4]另外，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当时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由于后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其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
此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严重打击了工农阶级的
革命积极性，使当时本就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更是直接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草草收尾，这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不久，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清算了过去几年内党的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基本正确地指明了下阶段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和斗争的方式，恢复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标志着党从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5]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也为以后若干年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尽管会议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但并没有触及共产国际本身的错误，而且由于前一阶段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与对国民党的仇恨，党内一些人士在主观上错误地判定了当前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的趋势。” [6]
清朝历代皇帝列表在上述“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全国总这个总政策上，在许多地区发动了工农阶级的和起义运动，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先后都失败了，这使得本就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了重大损失。
为应对这一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也纠正了一些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倾向。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之风。不久中共中央又通过了李三立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这也标志着“立三路线”和“左”倾进攻路线的完全形成。[7]
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革命计划过于冒进，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导致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一些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8]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派周恩来与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之后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的冒险行动。但是这次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的工作仍不彻底，因而不久，这种错误以另一种形式更加严重地表现出来，这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9]
随着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政策急剧向“左”发展，对于李立三的错误性质估计产生偏差，同时其组织上存在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共产国际再次派代表来中国指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王明“左”倾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对外因政治上打击面过宽，树敌太多，结果孤立了自己；对内工作扩大化，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导致了党内重大损失。[10]李立三主张革命要以城市工人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理论，机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忽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在军事上实行硬碰硬的战略战术，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将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治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11]红军也被迫战略转移，进行长征。这是中国共产
党党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也是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三次的“左”倾错误发生的背景条件以及错误的性质都十分相似，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它们产生的原因，为何中国共产党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几乎相同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这么多次呢？
首先，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弥漫着一种反右倾的思想，对于国民党的反动使得党内一些领导人产生主观与片面的理解，对当时的形势分析不足，错误估计革命的进程，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事实于不顾，从而引发了冒险以及盲动的“左”倾错误。其次，一些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透彻和深入，不善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十月革命的经验模式化，生搬硬套，使得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发动的革命处处碰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国际的导向作用。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无间断性”、“第三时期”等一系列理论，成为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根基，同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与发往中共的指示信也一次次成为“左”倾错误发动的推手。虽然当共产国际发现自身错误时，能够及时纠正，
并帮助中共中央制止一些错误政策，但就那一时期总体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共产国际主要起的还是消极、障碍作用”[12]。
三、总结及反思
（一）正确认识客观形势
前文所述右倾以及“左”倾错误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于客观形势的错误认识上的。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13]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从而对国民党采取退让妥协政策；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则主观地认为中国革命始终处于“高涨”的阶段，忽视了敌我实力的差距，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左”倾的错误思想，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而，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正确认识客观形势都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在正确认识客观形势的基础上，理智分析，冷静判断，才能做出正确的，具有先见性的决策。
（二）破除惯性思维的约束
可以看到，在右倾以及“左”倾错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经验主义，也就是惯性思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两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之后，广大人民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愚昧无知，毫无革命性，陈独秀也因此相对忽视了人民众的力量与工农阶级的利益诉求，限制工农运动，以众运动的退让来祈求国民党不要反动。[14]而在大革命的失败阴影下，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一股可以称之为过度的反对右倾的思潮，转而靠“左”来扭转右的趋势，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促成一次比一次“左”的错误的发生。诚然，教训是需要吸取的，经验是需要借鉴的，但在实践中若不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只会被这种惯性思维束缚，越陷越深而不自觉，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破除惯性思维的约束，跳出条条框框，才能真正开拓一条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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