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
捕风捉影
国庆阅兵仪式几年一次    老红军张口雪山草地，老八路提笔小米步，难忘大串连，知识青年留恋上山下乡。没办法，只要你的青春在哪里度过哪里便会成为你精神的故乡。虽然冒着被看成老帮子吹牛逼的危险，我还是禁不住要开始回忆了。好在与我们更老的前辈们相比，我的青春所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下了更多的影像，而且这些影像不同于以往，大多都是有意为之的记录。二十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影像的世纪，这一特点在八十年代之后尤其昭显出来。不论提到什么事件和人物，就如同古人常言的“有诗为证”，我们都可以拿出鲜活的证据，直接将事发的现场推至人前。而且直面过去，就会发现庄严肃穆的背后通常会是滑稽，而嘻皮笑脸表现的却也有真情和凄凉。
 
  《大地震》，一部传说中的影片
 
  八十年代后期（好像1987年吧？），北京又一次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舞台，文化界、艺术
界与思想界一道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活力。几乎到处都是空白，到处都是实验，理想主义成为一面旗帜，引导着一代人去冒险去实践。
  1988年夏季的一天，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陈卫和的引荐下，我终于有机会去海淀区的一幢破旧的楼房中拜见一位金先生，当时同我一起去的是中央电视台学英语节目的主持人彭文兰，我还记得我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她，在逆行过马路时被警察逮着了，结果由于认出了彭文兰，很客气地放走了我们，可见当时的学外语热潮深入民心。
  金先生当年大概也就四十岁左右，显得有些病弱和神经质，这颇符合我意念中的革命领袖形象。而且据说过于聪明的人，大脑的转速高于口齿，所以表达起来通常有点儿口吃。
  那天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说白了就是要钱，希望金先生的二十一世纪研究会能够出资，完成我的一部纪录影片《大地震》。我要记录文化艺术领域的地震。
  金先生是个很干脆的人，听得仔细说得不多，差不多没犹豫就答应下来。
  没有多久，我在长城上搭起了台子，主题定为“告别二十世纪”，主要的活动是包扎，用上千米的白布捆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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