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文俊章草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丛文俊章草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章草及其相关问题考略丛文俊
在文字学与书法史的研究中，草书历来被划分为章草和今草两个发展阶段，章草又多以《急就篇》为代表，古今无异辞。同时，围绕既定的章草、今草的书体变迁，又牵涉到许多书家，以及相关文献的解读。而由于记载与实物的匮乏，著述与研究虽多，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限于旧说数量太大，不便一一列叙并加以商榷，这里只做正面的考述，并就正于读者。
一
草书体出于隶变，隶为兄，草为弟，如果讲原始草书，《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的记载大体不误。（1）证之以考古实物，则早期草书的形态近于“隶草”，与成熟的章草迥异。最早以草书与《急就篇》相联系的是王愔，张怀瓘《书断》卷上“章草”条引其说云：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粗，粗略，朱长文《墨池编》本作“兼”。按，兼，义为兼并、省并，所示为赵壹《非草书》“删难省繁，损复为单”之义，指草书字形出于隶而省略勾连其形。义较“粗”为胜。王愔以《急就章》名篇，系有了章草之名以后据改。史游始作字书本名《急就篇》，汉晋之际书家或用章草写之，遂易篇为章，以明其写本书体。近代以来，学者或据王愔之言，认为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是一部草书字书，甚至凡文献所见《急就篇》，即断言其为草书写本或传本，为儿童学习所用。对其中“用日约少诚快意”一句，以其和崔瑗《草势》“爰日省力”同义，或视之为草书字书的内证。其实，该句系针对传统字书和大、小篆古体为言。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汉初，闾里书师把秦代的《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字书合为一篇，统名为《仓颉篇》，用时文古隶书改写。（2）传至后代，出现了“《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的情况，宣帝时征求能够正读的学者，“张敞从受之”。许慎《说文解字叙》载述并同。史游之世，隶变结束，隶书正体初成，用以编写字书，既比旧的小学范本《史籀篇》、《仓颉篇》之大、小篆的繁难简便快意，也比用古隶书改写的《仓颉篇》趋时适用，开篇所谓 “急就奇觚与众异”即应指此而言。据考古所见，出土汉晋南北朝《急就篇》残本文字隶、楷或隶草、隶楷间杂的形式均有，惟独不见典型、书体纯一的章草写本。这种情况表明，《急就篇》乃日常实用字书，故用时文；草书写本只通行于好之
者，为相应的社会文化体所用，体现相应的书法意义。二者既有先后之异，也有用途与人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至于考古所见某些潦草的遗迹，应该是诵习练字留下来的作品，不能代表《急就篇》正常的抄写状态。试想，西汉元帝时草书尚未成熟，也没有兴起学习草书的社会风气，史游怎么可能专为习草而编写《急就篇》呢？据后世所见而推说其始，错误即在所难免。
明拓松江本《急就篇》
又，《后汉书·宗室四王传》载北海敬王刘睦（《书断》作“穆”）善草书。“及寝病，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书断》卷上记其事云：
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帝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先也。
按，汉代重“史书”，国家有明确的教育、考试取士、课吏监察措施。（3）草书不在其列，兴盛只是后来“无心插柳柳成阴”的结果，其时赵壹作《非草书》已言之甚明。所以，汉代的草书只有两个用途：一为私相授受的尺牍书问所用，二是作为“奢侈的艺术品”而成为帝王和
士大夫体的好尚。所谓“创开草书之先”，实际上指东汉明帝之好尚、刘睦能善而创开一代书法新风，去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已经百余年了。
西汉敦煌马圈湾木签封检
用草书写《急就篇》，使其成为不同书体的写本之一，大约始于汉末，是由当时狂热的草书风气引发的。赵壹《非草书》云：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叙言容有夸张，且限于西部地区，而若推及文化和书法发达的中原，亦或有其类似之点。斯言之义有四：其一，历经二百余年的启蒙和酝酿，草书尺牍书法业已深入人心，草书时尚也已形成，如果称之为艺术的自觉，差几近之；其二，草书开始脱离实用，书写由快捷
简率变为迟缓精致，既有因难就迟的因素，亦为“庶独就书”的入静凝神、欲求其妙的目的所致；其三，书家的个人风范成为社会化的感召力，成为后学心仪手摹的理想境界，如尺牍之风和张芝“匆匆不暇草书”的名言被人仿效；其四，学校也被染了草书时尚，传统的文字教育和字书承习受到冲击，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书家顺应潮流，用草书写定《急就篇》，既可便利儿童和后学，又能提供标准划一的草书字形。在全社会实现草书的规范化。换言之，自汉末以降，草书写本《急就篇》的数量会很大，今日所见明人翻刻的松江本独以名家所书而传于后世，其余泯泯尔。又，《书断》称张芝有“草书《急就章》”，或不无可能，松江本笔意稍缓，应与张芝之法的传承有关。   
西汉敦煌马圈湾木简
二就《急就篇》章草的点画体势和笔法特征而言，与早在其前的《永元兵器簿》、其后的陆机《平复帖》等不谐。我们认为，章草不能代表严格意义上草书演进的阶段性成熟状态，不是一个必然环节，而是写入字书后的特殊样式，即当时借助字书传播承习的“标准草书”。
丛的偏旁《永元兵器簿》
草书的演进与隶书的正体化是两条并行的线索。隶书在形成方正扁平的体势之后，长画往往会横向拖出而突破简札的边缘；草书则循着隶变的潦草化倾向发展，保持了早期隶书的自由体势，把字形约束在简札的边缘之内，多作纵向的延伸，《永元兵器簿》即可代表东汉早中期之际日常通俗所用草书的一般状态。以此推说其前后的名家草书，应在书体纯一、草法规律、用笔长于艺术的美感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引导着草书体演进中的时尚风气。其字形大小亦当能随其繁简而参差变化，做到自然生动。一旦写入字书，首须具备楷式，存其规范，点画、偏旁、字形的写法都要稳定，即使有所变化，也都要有规律可循，有法可依，使私相授受的草书体转而明确地承载着社会化的文字规范和书法的公共意义；其次是字字独立，字形匀齐，体势端庄如一，用笔约束在字形之内，收笔横出或上扬，波磔样式一同，明显地借鉴了正体隶书的规范之法；第三宜选取时文典范，名家楷模，以成就字书的权威性与经典意义，以便为天下共同仿效，张芝之法即成为首选。如此，则使《急就篇》草书偏离了草书体发展的主线，成为一种近于凝固的经典样式，一种古雅和权威的象征，历代传习，不改其制。 关于张芝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述其承习杜度、崔瑗，“因而转精其巧”，“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所谓“转精其巧”，应指点画字形和用笔并胜于杜、崔，“楷则”谓其谨严有法，富于楷式。对其“匆匆不暇草书”学者有“匆匆
不暇，草书”和“匆匆，不暇草书”两种断句和解说，然其既为“楷则”，即不能恣肆其笔而求快速，当以后者为是。不过，与法效者的“难而迟”当有所不同，孙过庭《书谱》引王羲之评张芝的“精熟”、王僧虔《论书》评曰“笔力惊绝”，均其证。《阁帖》收张芝《秋凉平善帖》文辞简质，字亦古朴流美，或许即其遗踪。张芝所善为章草，《书断》则称：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 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于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 依考古所见，汉魏绝无今草，而张芝所善“一笔书”，只能是因小王而附会。唐太宗尊崇大王而贬小王，遂使小王翰札不得已托名张芝而存之，此本在情理之中，而张怀瓘不察，竟使张芝提前二百余年而创“一笔书”的大草，殊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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