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摘要: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安事变国民党内战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1936年秋冬,以西安为中心的大西北是各种矛盾的聚集地,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8月,日本策动绥远事变。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举国募捐与声援,张、杨请求出兵,一时,西北成了中日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北,这里又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张、杨秘密联共抗日,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构成了足以与蒋介石误国政策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蒋介石恰在这时亲临西安,部署大规模“围剿”,使联共与“剿共”的矛盾骤然白热化。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联共与“剿共”的矛盾、抗日与妥协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等等,一时都集中在这里。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调军“剿共”。张、杨二将军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将在陕视察军务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全部扣押,并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八项主张,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经过延安(中共代表团)、西安(东、西北军)、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三方面代表的和平谈判,到12月24日,达成了六项协议,这些协议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之后,至此如无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应该说已得到了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摆开了武力进攻西安的阵势,西安方面对此极为震动,又一次出现了不亚于蒋介石被扣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南京与西安方面再度对峙。在这种紧急关头,能否和平解决好事变的善后问题,便成为能否实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初衷的关键,因而成为西安事变是否获得最后和平解决的根本标志。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必然性
1.中共的调停起了关键作用。中共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平解决,反对新的
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为此,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放后,中共又做了大量工作,督促蒋遵守诺言。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所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杨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思。在事变当天,张、杨除发表了八项爱国主张外,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等,说明发动事变的目的,处处表露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国内局势危急。张学良深感不仅有违停止内战的初衷,而且可能爆发新的内战,亟待事变和平解决。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时,蒋鼎文已经张学良同意持蒋介石手令返回南京。南京政府内的主和派力争和平解决,这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是一致的。端纳到西安和蒋鼎文回南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动向。
3. 美、英两国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展惊,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重视,在事变的处理上力主和平解决。长期以来,在对华投资和贸易占重要地位
的美、英两国,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益崛起且有重新瓜分世界强烈要求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尤其是与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露骨地要把英美资本排挤出中国的日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美、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两国报刊公开责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和缓。
4.苏联和共产国际倡议并致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对张学良、中共中央乃至蒋介石都有很大影响。苏联清楚地知道,挑衅行动只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而首先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为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希望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则早在1935年7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首先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议,并于12月16日致电中共领导,坚决主张有条件地“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苏联和共产国际虽然不能为张学良、中共中央决定政策,但由于立场相似,所以和平解决事变成为各方都赞成的决策。
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多方努力,反复斗争,迫使蒋介石口头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而出现了国共两党从打内战,发展到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历史新阶段。西安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起点。
2.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逼蒋抗日方针的胜利。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党高级将领内部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矛盾逐步尖锐化,我党及时地调整政策,把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就得到了国内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而打下了.思想基础。所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时局转换的一个关节点,从此,我们党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
3.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思想,激励着后人努力奋进。西安事变已过去多年,但它仍留下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深思。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复杂化、利益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宝贵经验在现实中仍然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善于把革命战争年代总结的科学理论及其政策、策略融入到新时期、新阶段的现实中来;要充分发挥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新崛起。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显示出了中国各个阶层,包括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士,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它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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