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与保守中成长的奥斯卡金像奖
在开放与保守中成长的奥斯卡金像奖
在开放与保守中成长的奥斯卡金像奖
郭煜
在奥斯卡金像奖92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有了一部非英语电影摘取最佳影片奖、第一次有了一部亚洲电影收获了最佳影片小金人、也第一次有电影能够同时获得最佳影片与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两项大奖，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奥斯卡大年，《寄生虫》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究其原因，这种战斗力来自于本届奥斯卡的开放性。佳能7d使用技巧
奥斯卡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
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办的奥斯卡金像奖（Oscars）自1929年创办以来，一直是以美国本土电影为主要土壤，从1929年威廉韦尔曼执导的影片《翼》到20XX年彼得法雷利执导的影片《绿皮书》，历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评选基本都是锁定美国电影，毫无疑问，以好莱坞为核心的美国电影业以其成熟、完善的工业化机制引领着世界电影工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也体现了奥斯卡评审成员经年不变的主流审美与价值取向，在评委席中占据了约九成席位的美国本土老白男评委始终更青睐于美国本土影片。
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与非美裔电影人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声势浩大的平权运
动也在过去两年将奥斯卡评审团推向了风口浪尖，评论界对于“奥斯卡太白”“奥斯卡太美国”“奥斯卡无女性”的诟病此起彼伏，于是，以墨西哥三剑客为代表的非美裔电影人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占领了奥斯卡的主流舞台，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水形物语》在20XX年一举摘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次年阿方索卡隆执导的《罗马》继续强势入围最佳影片提名，并最终摘得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外语片奖项。当越来越多的非美裔电影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出现在各大奖项的提名中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奥斯卡金像奖正在悄然无息地发生着变化，它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寄生虫》的脱颖而出将这个变化推向了一个高度。
从戛纳金棕榈奖到英国电影学院奖，韩国影片《寄生虫》在奥斯卡之前早已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稳稳拿下数十项大奖。即便如此，在颁奖嘉宾宣布最佳影
片花落谁家之前，人们还是不敢断言它能够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颁出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与最佳导演三项大奖，奥斯卡已经给予了这部韩国电影足够多的认可和礼遇。奉俊昊被再次邀请上台领取最佳影片小金人的那一刻，他本人也显示出了十足的意外和惊喜，凭借四座小金人，《寄生虫》不仅在韩国电影史上留下了足迹，也同时改写了奥斯卡的历史。
在奥斯卡金像奖92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有了一部非英语电影摘取最佳影片奖、第一次有了一部亚洲电影收获了最佳影片小金人、也第一次有电影能够同时获得最佳影片与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两项大奖。《寄生虫》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这种战斗力来自于本届奥斯卡的开放性。
奥斯卡是电影的，也是商业的和社会的
当人们回顾奥斯卡历史，总会遗憾地发现许多奥斯卡金像奖遗珠。在第1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奥森威尔逊担任导演、制片人、编剧和主演的影片《公民凯恩》在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最大奖项上都惜败给约翰福特执导的《青山翠谷》。在时间的凝视中，《公民凯恩》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论影片的艺术性，它远在《青山翠谷》之上，然而，奥斯卡并没有因此而青睐《公民凯恩》。与《公民凯恩》相比，《青山翠谷》有着更可观的票房成绩和观众口碑，《公民凯恩》对于同时代的观众而言显得过于曲高和寡，捉襟见肘的票房成绩将这部电影屏蔽于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大门之外。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由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的《肖申克的救赎》在最佳影片奖项上惜败给了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影片《阿甘正传》，尽管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同意《阿甘正传》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肖申克的救赎》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所企及的高度。奥斯卡评审团之所以会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那一个时期整个美国的民众都沉浸在“反战”的情绪之下，毫無疑问，适时地推出一部反战题材的最佳影片，能够顺应美国社会发展的民声与民意，“与时俱进”并弘扬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评选中最重要的隐形规则，一部影片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安全性，是奥斯卡评委们考量提名影片的主要标准之一。
梦见杀人是什么预兆《寄生虫》的问世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回应了美国民众对于社会发展、阶层分化、财富分配与自由主义等诸多社会课题的思考与解读。在历届的奥斯卡最佳
影片中，人们读解最多的内容是个人主义对于社会不公的抗争与反抗，主人公必然需要在心理或身体上受虐、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重重阻碍，而结局通常要和谐美好，这是美国民众在寻求个体与集体主义平衡时所思考的问题。随着网络时代社会化分工的改变与全球化的发展，阶级固化与贫富差异成为了更多人思考的课题，人们变得更为同情和关注小人物的边缘人生。《寄生虫》以一个普世的视角对贫富差异做了一次平民化的解读，在这部影片中，人们既看到了底层阶级的无奈与绝望、也看到了精英阶层的虚伪与悲剧，尽管影片中的人物也因此而过于符号化，在呈现手法上有些刻意于追求形式感，但是它的视角与深入挖掘的问题是属于当代美国民众的，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当观众看到片尾的悲剧，与奉俊昊共同去思考造成这个悲剧最本质的原因究竟为何的时刻，影片的社会价值也因此而丰盈，这是奥斯卡最佳影片所喜好的。
奥斯卡是公平的，也是公关的
奥斯卡金像奖有着极其明确的商业属性，每一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前哨战都是各大电影公司所属公关公司的主战场，如同美国总统的竞选机制一样，没有强大的幕后推手与公关资源，一部影片想要入围并角逐奥斯卡金像奖，其可能性近乎为零。在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在《寄生虫》全体主创上台享受
殊荣的时刻里，观众对唯一那位发言不需要翻译的女士印象颇深，她正是影片的制片人，CJ集团的副会长李美静（Miky Lee），而李美静与CJ集团正是《寄生虫》的幕后推手。早在20XX年，李美静就已经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自身就拥有奥斯卡的一票选举权。在《寄生虫》完成后期制作之后，李美静利用CJ集团的资源以及个人在好莱坞的人脉，为《寄生虫》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势之举，哪怕只是一张海报设计，她也会不惜重金寻英国法国最有才华的设计师来完成，可以说，没有李美静和CJ集团的大力支持，《寄生虫》是不可能走进奥斯卡的殿堂。用西方的电影语言讲故事、用普世的价值观来审视贫富差异，这样的电影有很多，为什么是《寄生虫》？它的公关团队功不可没。
当然，奥斯卡的公关制度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也曾为学院带来负面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维韦恩斯坦，在他因性丑闻事件入狱之后，人们也会质疑之前他那超过300项奥斯卡提名里，前期的公关究竟占了多大的比重。如果说奥斯卡是一场有着隐形规则的游戏，那么在这场游戏中公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奥
斯卡是公平的，也是公关的，或者说，奥斯卡是公关之下的公平的。
聘任书格式奥斯卡是不变的，也是变化的计算机专业前景
以奥斯卡最佳影片为例，如果我们来盘点奥斯卡的隐形规则，规律是可循的：首先，影片要符合美国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符合美国精神并且顺应时代发展与民众呼声；其二，以美国本土电影为土壤，以男性电影创作者为主要体，挖掘并鼓励好莱坞的原生创造力；第三，青睐于独立制作，纵观近年来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无论是《拆弹部队》《艺术家》还是《为奴十二年》，奥斯卡评委喜欢的似乎都是独立制作的影片，那些巨额投资的工业大片即使入围，大多也只能角逐技术类的奖项，好莱坞深知技术只是为影片内容服务的工具；第四，故事内容上关注个体，主人公受苦受累受虐，在苦难中与观众共同完成个人成长，前有20XX年马修麦康纳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疯狂减重，今有华金在《小丑》中变态式减肥，奥斯卡评委的审美和口味是有规律性的。古文名句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既承袭了上述规律，又从中到了突破。继续以最佳影片《寄生虫》为例：《寄生虫》以一个平民化的视角观察了等级分化与贫富差异，并且试图去探索其成因，影片具备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也与当下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民生话题不谋而合，在题材上它占尽先机;《寄生虫》的导演是一名男性，它符合奥斯卡对于男权的坚守；相比于巨额投资制作的《1917》《爱尔兰人》，《寄生虫》的制作成本题量并不大，它不是一部依靠工业流程和特效技术取胜的电影，这一点符合奥斯卡的预期；在影片中，人们虽然没有看到人物自残自虐，但是惊心动魄的与意料之外的结局制造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同样令观众震撼而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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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把目光从《寄生虫》移开，会听到人们对本届奥斯卡“太白”“缺少女性电影人”的诟病。如果说前两年奥斯卡为了顺应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而做了妥协和改变，极具刻意性地增加了非美裔、非白种、
非英语及女性电影创作者的提名与获奖几率，那么今年的奥斯卡，似乎又悄然无息地变得不那么政治敏感了，毕竟，奖项基本都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内的。
除了上述几点，一部影片想要入围并斩获奥斯卡小金人，最根本还是要回归电影艺术，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与戛纳金棕榈难得重合，这也意味着奥斯卡在追求其商业性、社会性的同时，正在逐步回归电影艺术与探索的本质，而《寄生虫》
的艺术价值，也确实值得人们花大量的时间来研读与探讨。
奥斯卡终究是艺术的，更是生活的
电影的本质是呈现，与其他形式的艺术产品相比，电影生产的关键是调动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伟大的影片总能在悄然无息中利用景别、角度、运动、声音、彩和焦距的变化来创造声音和画面，从而与观众进行交流。《寄生虫》正是这样一部影片。以影片开场为例：伴随着开场字幕的出现，观众首先听到的是声音—汽车驶过的声音、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经过窗外时说话的声音，在人物出场以前，声音已经简明交代了主人公一家人生活的环境。通过接下来的定场镜头，导演想要直奔主题，他需要让观众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地下室的闭塞与阴冷，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导演让彩参与了叙事。人们在画面中看到的地下室内，环境昏暗，墙面呈现出蓝绿的阴冷调，这与主人公一家人在底层的困境不谋而合。在影片中，冷暖光的交替出现实现了贫富两个阶级在意向空间里的自由跳转，蓝绿的冷
光总是暗示着阴冷、悲凉、绝望，而黄的暖光会带来希望和温暖。当然，这样的彩叙事在很多电影里都有使用，而奉俊昊的高明之处是他选择在一些细节里反向使用，以形成强烈的反差，制造影片的张力与情感冲击力。例如，当摄影机下降到地下室内之后，人们看到在阴冷的空间内出其不意地摆设了几把亮红的椅子，椅子是基宇一家人经常围坐的家具，它们的亮暗示着这家人虽然穷困，却也团结有爱，充满着温暖，这与富人家庭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整部影片中，奉俊昊没有让观众看到富人一家圍坐在桌前吃饭聊天，有钱人的家庭也只是有钱，其实也是缺乏家庭温暖和幸福的，而富人家中的墙壁彩也因此而选择了蓝绿的冷光，而不是传统拍法上的暖光，通过彩基调的变化，奉俊昊让观众既看到了穷人的绝望、也看到了富人的困境。彩是《寄生虫》叙事的主要元素。
同样也是第一个定场镜头，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窗户，窗户上的窗框与画框层层相套，在视觉上营造出围困与束缚感，围框式的构图在影片开场就直接点明主题，这家人的人生正因贫困而窘迫受着约束。奉俊昊深谙构图对叙事的推动力。同样是构图，基宇与女主人第一次见面的那场戏，基宇站在玻璃窗内望向窗外正在庭院里打盹儿的女主人，窗玻璃犹如一道屏障，将二人区分于不同的两个世界；同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窗玻璃上有一道明显的分割线，这道线将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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