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为吏之道》
秦简《为吏之道》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蔡，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决。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反赦其身，止欲去愿。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尊贤养孽，原野如廷。断割不刖。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审耳目口，十耳当一目。安乐必戒，毋行可悔。以忠为干，慎前虑后。君子不病也，以其病病也。同能而异。毋穷穷，毋岑岑，毋衰衰。临财见利，不取苟富；
．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做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失：一曰夸以迣（lì，超越），二曰贵以泰，三曰擅裚（jì，断）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一曰见民倨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指；四曰善言惰行，则士毋所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戒之戒之，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偿。怵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洽，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罪毋罪，〔毋罪〕可赦。孤寡穷困，老弱独转，均徭赏罚，傲悍戮暴，垦田仞邑，赋敛毋度，城郭官府，门户关钥，除陛甬道，命书时会，事不且须，贳债在外，阡陌津桥，囷屋墙垣，沟渠水道，犀角象齿，皮革蠹突，久刻识物，仓库禾粟，兵甲工用，楼椑矢阅，蔺环殳，庇藏封印，水火盗贼，金钱羽旄，息子多少，徒隶攻丈，作务员程，老弱癃病，衣食饥寒，靳渎，漏屋涂塈，苑囿园池，畜产肥胔，朱珠丹青。临事不敬，倨骄毋人，苛难留民，变民习俗，须身遂过，兴事不时，缓令急征，决狱不正，不精于财，废置以私。
．处如斋，言如盟，出则敬，毋施当，昭如有光。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疾而毋諰，简而毋鄙。当务而治，不有可茞。劳有成既，事有几时。治则敬自赖之，施而息之，密而牧之；听其有矢，从而则之；因而征之，将而兴之，虽有高山，鼓而乘之。民之既教，上亦毋轿，孰道毋治，发正乱昭。安而行之，使民望之。道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接日。观民之诈，罔服必固。地修城固，民心乃宁。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忧，从政之经。不时怒，民将姚去。
长不行，死毋名；富不施，贫毋告也。贵不敬，失之毋□，贯子敬如始。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
掇
〔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货不可归。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棋以为藉。宵人慑心，不敬徒语恐见恶。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既乂，禄位有续孰上？
邦之急，在体级，掇民之欲政乃立。上毋间阹，下虽善欲独何急？审民能，以任吏，非以官禄决助治。不任其人，及官之岂可悔？
申之义，以击畸，欲令之具下勿议。彼邦之倾，下恒行巧而威故移。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令数究环，百姓摇贰乃难请。听有方，辩短长，囷造之士久不阳。
秦简《为吏之道》综合为治思想探赜
朱振辉
2011年03月31日来源：《光明日报》
《为吏之道》是1975年湖北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计51枚竹简，置于墓主人“喜”的腹部
前。因开篇有“为吏之道”四字而得名。纵观简文，其内容主要叙述的是秦代为官从政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又会感知，其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前期法家单一的“治世”思路，而是将法儒道墨诸家学说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治国、理政、安民、趋利、远祸的现实政治目的，体现了以法为本、综合为治的特。
“一断于法”的法家思想彰显。《为吏之道》的开篇就明确规定了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即“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谶(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其根本要求落脚在“赏罚”二柄上，这是法家法治的基本手段。这一总则又被具体概括为“五善”和“五失”，成为衡量官吏是否守法勤勉的具体标准。“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同时又规定“五失其一”则重罚。这里的功利彩不言而喻，体现了法家“信赏必罚”的法治精神。法家主张在为官治事的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体现出较强的公平性和事功性，简文也有同样的要求和表述。简文所述的“除害兴利”的根本目标以及司法裁判中“毋罪毋(无)罪，【毋(无)罪】可赦”的要求，财政管理中的“均徭赏罚”等规定，都显示出法家所主张的公平性和事功性。简文严戒官吏“兴事不时，缓令急征，夬(决)狱不正，不精于材(财)，法(废)置以私”，强调秦吏要“遏私图”，“表以身”，“听有方，辩短长”等，这些规定似乎就是在反复强调官吏必须依法办事，禁止谋私，以身作则，否则便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此可知，《为吏之道》中所阐述的治世方法和思想显然与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相吻合，法家的“以法为本”、“一断于法”也就成了简文的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谨己亲民”的儒家思想体现。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儒家主张“礼制”，重视“德治”，要求人君明主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简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儒家词语和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儒法思想的博弈和交融情形，秦国在东征过程中，社会生活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随之不断深入；另一方面表明秦国的统治政策也在发生变化，“以法为本，以儒为用”，以期达到“亲民、惠民而用民”的目的。分析简文，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集中表达主要表现在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官吏个体的修身养性，主张谨慎、正直、慈孝、忠信等，具备忠、孝、义、仁、清廉、勤奋等素质；一是对官吏个体的行为要求，强调宽柔爱民，正行修身，喜为善行，为民兴利等。这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的目的不外是“过(祸)去福存”，明显具有远祸趋福的功利目的。在“吏”的个体道德品行上，简文屡屡突出谨慎的重要性。“凡为吏之道，必精潔(洁)正直，慎谨坚固”，“毋以愤怒夬(决)”，要求吏平时要坚守正直谨慎的德操，处理案件时要排除愤怒情绪的干扰。“以忠为斡，慎前虑后”，“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赏(偿)。术(怵)愁(惕)之心，不可【不】长”，将忠信、正直、慈孝等“忠君”“敬上”的思想品德作为个人道德品格的核心内容，具有这样的思想品德，在为人处事方面才能做到“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
勿塞”等。在“吏”的行为要求上，简文反映了对民众宽厚仁爱、亲近行善的重视度。“吏有五善”就包括“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也有“见民倨敖(傲)”，“居官善取”，“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
民易指”。“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这种君亲臣忠、父慈子孝、仁爱百姓的行为与儒家的追求己无二致，而达到这样境界的途径则是通过个人的内在修养，即上述的“谨慎”“怵惕之心”，其基本思路和倾向也与儒家相似，只不过多权术之痕，有法家的明显印记。
“处柔防反”的道家意蕴盎然。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处柔防反”的辩证思维也是其重要特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整理《为吏之道》简文时充分注意到其中也表露出这种道法兼济的倾向，多次多处援引《老子》的语句注疏简文。《为吏之道》对事物会朝对立面转化有足够的认识。“吏有五失”就强调“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泰)”，此与《老子》语句相同，充分注意到事物一旦过了“零界点”就会朝相反方向转化。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解决办法和道家也比较相似。一方面，告诫官吏要贵柔处弱，韬光养晦。“欲富大(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大(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另一方面，要求为吏者乐善好施，未雨绸缪。“长不行，死毋(无)名；富不施，贫毋(无)告也。贵不敬，失之毋□”。同时，从文本结构上进行考察，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简文将一些相互对立的范畴并列，其根本思想在于调和矛盾双方，具有初步的矛盾双方统一的意味，它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占的分量并不很大，但很引人注目。如简文强调“严刚毋暴，廉而毋刖”；“和平毋怨”，“简而毋鄙”；“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勇)能去，刚能柔，仁能忍”。“吏”只有将相反的对立双方统一在自己身上，才能实现“外圆内方”，远灾避祸，趋福邀赏。
“除害兴利”的墨家思想装点。《为吏之道》中也闪烁着墨家的治国思想。墨家提倡“兼爱”，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家不仅很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为民谋利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视法律的公正执行，赏善罚暴，除暴安良。《为吏之道》则强调“审当赏罚”、“敬上勿犯”、“审耳目□，十耳当一目”、“除害兴利”、“勿罪无罪，无罪可赦”。这和墨家主张的“公正执法，赏善罚暴，除害兴利”的治国思想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中共阜阳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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