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113
略论北朝陵寝制度的发展阶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项目编号:17ZDA216）阶段性成果。
付龙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关键词：北輒 陵寝制度，洛阳模式，陵园建筑，陵区布局，等级标识
摘要：北朝陵寝制度发展最初阶段以金陵制度为代表，其特征是以拓跋鲜卑丧葬礼俗为主，兼釆部分华夏文明 丧葬制度。方山永固陵则对上述两者进行了初步整合，开始了北魏陵寝的创制阶段。洛阳模式，则达到了以华夏陵 寝制度为模板，创立本朝陵寝规制的融合程度。东魏、北齐主要是对洛阳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西魏、北周则从关中 地域文化出发，补充了若干新因素。同时，随着皇权逐步排除原始部族残留因素的制约，北朝陵寝制度也在上述发 展过程中逐步建构皇权主导下的丧葬等级体系。
KEYWORDS: Northern Dynasties, Mausoleum system, Luoyang model, Architecture in mausoleum yard, Layout of mausoleum complex, Markers of hierarchy
ABSTRACT: The earliest stage of the mausoleum system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s represented by the Jinling model, which was primarily originated from the funeral practice of the Tuoba Xianbei group together with the assimilation
of some funeral system from Huaxia funeral system. The layout of the Yonggu mausoleum represented the later attempts of
further integrating the two systems from two difierent cultures, and thus created new practice of the mausoleum system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During the Luoyang era, a new system that wa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the Huaxia and characterized by its 'hybrid' nature was created. Following such practice,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lso added some new elements derived from the local tradition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imperial power, which also characterize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gradually took shape alongside the development mentioned above.
经过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衰落”，陵寝制 度在南北朝时期迎来转机。已有学者对南朝陵
寝制度进行过分析，指出刘宋皇室对陵墓制度 进行了刻意改革，从而形成与魏晋截然不同的
陵制度体系；并且这种改革成果被出身相似、有
姻亲关系的刘宋之后南朝三代皇室所承袭［1］o
与连续性较强的南朝不同，北朝陵寝制度似更
复杂生动。伴随鲜卑文化与华夏文明融合、封
建皇权与部落势力斗争，北朝陵寝制度在不同
阶段有不同内涵。本文拟对北朝陵寝制度发展 阶段进行初步概括，论断不当之处，敬祈学界
指正。一、从金陵到方山永固陵
金陵陵区和方山陵区是北魏迁都洛阳前的
主要陵区，对二者进行考察，可窥见北朝陵寝
制度初期演变之轨迹。
1.
金陵制度概貌蠡测
历史文献对北魏早期帝陵一一金陵有三种 称谓：盛乐之金陵、云中之金陵、金陵。盛乐
之金陵与云中之金陵的地望问题迄今仍是聚讼 之府，但“金陵”之称为前两处金陵的略称已
基本无异议巴故金陵制度可指代北魏最初陵
寝制度体系［31o
114研究与探索
《魏书》载平文皇后王氏建国十八年（355年）葬入云中之金陵⑷，为文献可考入葬金陵最早记录；太和七年（483年）孝文贞皇后林氏葬金陵同，为葬入金陵最晚事例。金陵制度的大致时代当据此判定。金陵制度的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现通过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与有限考古材料，对其部分概貌略述
如下。
首先，金陵陪葬制度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与族葬之制大致吻合。据史书，陪葬金陵者的身份有以下几种：一是皇后，包括平文皇后王氏以降的十位皇后。值得关注的是，被封为太后或皇太后的皇帝保母，生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死后葬制规格亦较高，皇帝为其立有寝庙、立碑颂德、置守陵百家。但入葬金陵仍是绝无可能，即“不可违礼以从园陵”161o二是皇室宗室、七族九姓。皇室宗室六人，为自拓跋珪族弟、什翼犍子弟迄拓跋晃子孙。七族九姓共十一人，包括长孙氏六人、奚氏二人、叔孙氏二人、车氏一人。献帝时分国人七族九姓，由各兄弟统领，与皇室共十姓。可见七族九姓地位仅次于皇室宗室。史书所见入葬人数与其地位相称。三是其它身份者，人数较少，包括勋旧八姓、神元帝时入内余部诸姓、东晋十六国降臣。
第二，金陵制度应包含游牧民族葬俗。《宋书•索虏传》载鲜卑族“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切的习俗。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疑似为金陵所在地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不少调查工作，但迄今未见明确遗迹现象，这或与“潜埋”习俗有关。另外，及高宗崩，《魏书〉〉载“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焚烧”叫足可见至少在北魏文成帝之前，国之“大丧”存在烧物以送葬死者的“故事”。
第三，汉民族的一些丧葬礼俗已经进入到了鲜卑文化之中，或部分被金陵制度所采纳。史载长乐王拓
跋处文死后，明元帝“自小敛至葬，常亲临哀恸”回；卢鲁元死后，太武帝亲临其丧,“东西二宫，命大官日送奠”1101；又献文帝即位后“居于谅暗”[11]o北魏皇帝亲自实践华夏文明送葬、居丧之礼，可见其若干规制已为拓跋鲜卑上层丧葬理念所接纳，故这部分内容很有可能已经为金陵制度所吸纳。
概言之，金陵制度应是以鲜卑旧俗为主，同时融入部分华夏文明丧葬之礼，可谓“胡风国俗，杂相糅乱”[12]o
2.方山永固陵的“创制”与“逾制”
据田余庆考证，桓帝所营其父文帝与其母封后的墓葬在方山以南的灵泉池，而桓帝祁后墓则在方山上[13]o但上述两处埋葬地尚无考古材料来证明，今天考察方山陵区，仍只能以永固陵为核心。永固陵位于大同城北二十五公里方山（今西寺儿梁山）南部，《水经注》概括其选址特点“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141=太和三年（479年），开始营造文石室、灵泉殿，为永固陵营建之始；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入葬之前，陵区主体应已营造完成。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规建寿陵，永固陵内开始部分后续营造。及至迁都洛阳，孝文帝“自表濃西以为山园之所”[15]，永固陵区营造自然终止。
结合文献和中外学者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对永固陵的布局有相对清晰的认识（图一）。永固陵陵区以永固陵一文明太后冯氏墓冢，及位于其东北方向的万年堂一孝文帝寿陵为核心。
二者南侧，分布有永固堂、思远佛寺、斋堂，以及更远处山脚下的灵泉宫池；二者之间东侧有小路遗迹，路东为一建筑遗迹，或为亭阁一类[16]。万年堂之北，有较小墓冢2处，应为陪葬墓助。山顶南部断崖上分布道路遗迹，应为陵园御路阴。这其中，冯太后墓冢、孝文帝虚冢、思远佛寺已被考古发掘揭露，结构形制基本探明[19]o另有文石室、鉴玄殿，《魏书》未记其形制方位，亦未能到考古遗存与之相对应。
方山永固陵的布局特征，表明拓跋鲜卑将本民族丧葬礼俗与华夏文明陵寝制度体系进行
略论北朝陵寝制度的发展阶段115
整合，是为北魏新型陵寝制度“创制”之始。
总体上，永固陵之布局大致模仿“汉制”而定。
永固堂，为冯太后清庙，即祖庙。鉴玄殿，文
献载孝文帝在其处进行虞祭，应为祭祀建筑,
功能接近汉代寝殿、便殿泗。加之永固陵墓冢，
永固陵内可称陵、庙、寝兼备。《汉书》记汉代
“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
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21]，永固陵
颇具其意。另外，永固堂外立石碑、石兽的做
法，常见于汉代墓地；堂外所设石屏风，虽不
见于汉代，但屏风之上“隐起忠孝之容，题刻
贞顺之名”[22]的做法于汉代石构祠堂中亦能见
到。方山永固陵也保留了部分自身民族文化特
征。陵园内设永固堂应与鲜卑“凿石为祖宗之庙”
遗风有关旳。永固陵内随葬箭離、矛头、锥形
器或许源自“作弓矢、鞍乐，锻金铁为兵器”[24]
的传统。万年堂地宫甬道石门颊雕刻武士像,
结发成束，当是鲜卑传统“索头”[25]o
另外，永固陵在很多方面存在“逾制”现
象。孝文帝太和十四年诏书中提到："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携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广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1261o可知当时已有对陵寝规格的成文规定，但永固陵之规模明显逾制，且孝文帝不得不以孝悌之名为其粉饰。此种现象，既和冯氏生前两度“临朝听政”的政治地位有关，也是北魏母系家族特权残留之影响下的产物図。另外，佛教寺院进入陵园建制中，既与汉魏传统不符，也不见于本朝故事。这应是出自信仰佛教的冯氏之个人意志。
综合来看，方山永固陵首先是华夏文明与游牧文化残留相结合的物化表现。一方面，永固陵陵、寝、庙结合的格局，地面石刻的设立等制度明显源自华夏文明；另一方面，本族丧葬礼俗在地面建筑、随葬品等方面有所表现，甚至连极力倡导的孝文帝，其寿陵地宫都能见到鲜卑特图像，足见鲜卑民族文化特质之顽固。方山永固陵也是北魏早期政治权力分配上矛盾冲突的缩影。伴随拓跋政权从部落联盟向封建集权国家的转化，皇权意识逐渐觉醒。从拓跋珪离散诸部落，到子贵母死、太子监国等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强化皇权。但是，冯太后陵墓的诸多"逾制”现象，可充分表现直到太和年间，皇权还面临部落联盟旧制的挑战，后者对皇权主导下墓葬等级秩序的确立产生了诸多阻力。
二"宪章旧典”与“式昭惟新”的洛阳模式
《魏书》载“及迁洛阳，（孝文帝）乃自表灌西以为山园之所”閃。其后，定都洛阳期间的北魏诸帝及主要宗室成员，多葬于邙山濃水两岸。故考察洛阳邙山陵区，可知洛阳时代北魏陵寝制度内涵。
1.族葬遗风与权力结构双重因素主导下的陵区格局
关于邙山陵区布局，宿白指出：这一统治者墓区内，既包括了帝陵，又包括元氏皇室
、
116研究与探索
“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其它入内的“余部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长陵左前方海拔250米至300米的高地是区域内最重要葬地，道武帝之后到孝文帝为止的后代皆葬于此。而诸帝子孙又据王系分成不同小墓区。整个邙山墓区及各小墓区内，墓葬排列存在一定次序，大致是父子辈左右夹处，兄弟行并排成列。上述特点是原始社会族葬制遗风国。其后学者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宿白一方面概括墓序排列存在类似昭穆制度秩序，另一方面将墓区特点与族葬制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叭事实上宿白在论文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解释，只是考虑行文流畅性将这部分内容放在了注释中［31］o简言之，昭穆制度源于周人的原始残迹，只是战国秦汉以来将这种制度规整化，构成了部分礼制的依据；而拓跋鲜卑早期亦处于母系半部族制的原始社会，与周人葬制存在共同点实在再正常不过。循非此即彼的思维勉力探讨邙山北魏帝陵是否按昭穆布局，实无必要。
迄今为止，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庄帝静陵的地望已基本明确；孟津后沟玉冢被推定为孝明帝定陵阳，衡山路北延长线大墓被推定为节闵帝墓羽，上述论断也被多数学者接受。这样，葬于洛阳的北魏晚期帝陵的布局已基本清晰（图二）：陵区以孝文帝长陵最早，其子侄辈诸陵位于长陵右前方，包括景陵、静陵、节闵帝墓。其孙辈定陵位于长陵左前方［341O这其中定陵位于距长陵较远的灌河东岸，位置较
为特殊。原因或许在于其
选址刻意遵守“左前方”
次序，而临近长陵的濃河
东岸在孝明帝暴崩的武泰
元年（520）之前已经分布
有大量宗室墓，只好选择
距长陵更远的葬地；由此
可见，宿白所概括“子辈
左右夹处”的墓地秩序在
洛阳时代后期仍被遵守。
除去受族葬之风影响外，北魏晚期政治权利结构对陵区格局亦有重大影响。太和十五（491年），孝文
帝“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1351，由之前的奉平文帝为太祖改为以道武帝为太祖。太和十六年（492年），下五等爵诏,“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时。这样，宗庙祭祀和封爵制度改革，缩小了宗室范围，重组了北魏晚期权力结构。这种变化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反映，即神元、平文、昭成诸帝子孙在孝文帝时期担任中央高级文武官、州牧镇将的任次要远少于道武、太武、景穆、文成、献文诸帝子孙図。同时，陵区宗室墓葬布局也是这种权力结构的表现。在濃东岸高地葬区，平文帝子孙墓域位于北陈庄附近，昭成帝子孙墓域位于姚凹村由东至北一带，均处在葬区的边缘，已经非常接近外围非宗室墓葬閃。更有甚者，平文帝六世孙元龙、元仁閃，昭成帝七世孙元睿只能将葬地选择在远离宗室墓区的首阳山和乾脯山墓区［40］o
2.恢复“汉制”的陵园建筑
方山永固陵陵园建制大致依"汉制”而定，但又有诸多逾制之举。在洛阳时代，从长陵开始，陵园建筑就已经以“汉制”为基础，确立陵园建筑的若干规制。
孝文帝长陵陵园建制已经勘探确认（图三）。陵园东西长443、南北宽390米，四面有夯土城垣，垣外挖出壕沟。陵园内有两座封土，孝文帝陵封土平面呈圆形，高21、
现存最大直
略论北朝陵寝制度的发展阶段117
径103米；文昭皇后墓
封土高15、现存最大直
径42米。二冢东南部
分别有建筑基址，边缘
呈锯齿状。封土南侧有
东西对称的石墩、花土
方坑各两个，以此可大
讎测南侧神道范围叫
推测为孝明帝定陵
的后沟玉冢陵园南北长
400、东西宽380米（图
四）。陵园四周有夯土
垣墙，墙外有壕沟。封
土位于陵园中部，现存
高度16、直径94米。
陵园内发现数量众多小
型房屋基址，多分布于
陵园西、南部，基址边
缘近锯齿状闷。有学者
认为这类遗迹非建筑基
址，而是填充建筑垃圾所形成的灰坑羽。
景陵、静陵近年来亦有调查勘探工作开展，详细结果尚未公布，有学者在论文中披露部分数据问：景陵陵园规格南北、东西均长440、封土直径105〜110米。既然可知陵园面积，似外围应有垣墙。静陵周边未见陵园，封土直径80米。另有一些和神道石刻相关的零星发现：景陵、静陵陵前都曾发现仗剑
石人像；静陵前曾出石狮1件1451；冢头村曾发现石虎1件[46]，或与景陵有关。
总体来看，长陵、景陵、定陵陵园建筑有较强一致性；均包含垣墙、封土、园内建筑等要素；陵园面积、封土尺寸、建筑形制也比较接近。而静陵陵园只存规格缩小的封土、神道石刻，规制大为简化。至于节闵帝墓，陵园与封土均无迹可循。这大致勾勒了陵园建筑在洛阳时代的发展轨迹：长陵定制，景陵、定陵守成，静陵简化。上述轨迹明显与北魏洛阳时代政治局势由稳定到动荡有关。至于节闵帝墓规制如此简略，或与葬制等级有关，容后文详述。
洛阳时代的陵园建筑，无论是长方形的陵园、圆形封土、园内建筑，还是墓前石刻的设置均越过魏晋而直接汉制。这一方面与孝文帝改革有关；另一方面，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曾多次派遣人员祭祀东汉帝陵，可见此时东汉帝陵地面建筑犹存一这无疑给北魏陵园建制提供了生动模板。
3.墓葬等级标识的重构
俞伟超认为，商周秦汉埋葬习俗以汉武帝前后为界限，分为两大阶段，即“周制”与“汉制”[47]o简单说来，二者更替突出表现为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等方面等级标识体系的变革。俞伟超也提出“晋制”，后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总体上，魏晋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确实形成了一些特点，但其似乎缺乏对不同级别墓葬等级标识的强制规定（或者相关规制尚未被我们认识）。可以说，最早到了北魏洛阳时代，
等级标识才被初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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