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中国梦
考古学的
中国梦
俞伟超
近代科学范畴内的中国考古学有了
七十多年的历史,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
力,现在已对各古文化的谱系、基本面貌、历史特点有了大致了解;对于这些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位置及其价值,亦已开始思考;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必将能把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的谱系树上加以定位并作出准确评价,成为未来人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共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考古学的建设来说,似乎需要有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在这七十多年中,至少有三十年以上是在战争与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只要我们想到八十年代初英国的丹尼尔在论述全球考古学史时所说二次大战后中国出现了一个 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就不能不对曾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一批前辈学者,例如我国考古学的总奠基人李济、我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梁思永、田野发掘方法中国化的重要规范者石璋如、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筹划和组织者夏鼐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其中,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并且自五十年代后期起,不断对中国考古
学体系的建设作出全局性意义的指导,所以当他走完一生之路后,千百名弟子尊称他为 一代宗师 。
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结集在以下三本书中。第一本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反映了他最初四十年在发展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成就。第二本是一九九四年九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华人 中国人 龙的传人  考古寻根记 ,主要反映了他在以后十年期间为寻中国古史发展
的轨道和模式所作的新探索。第三本就是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现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
考古学论述选集 收录了一九四一  一九八三年写的二十三篇著述,反映了秉琦师如何把由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加以中国化和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考古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所以又被称作形态学或分类学。欧洲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收藏罗马古物的热潮,逐渐形成了古物学;十八世纪扩大到收藏希腊古物,进而又扩大到古典世界以外。十九世纪初,丹麦注意收藏北欧古物,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属,从韦代尔 西蒙森和汤姆逊开始,对古物的形态和装饰进行分类研究。最明显的差别自然是质地,于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时代说。这种意见很快就在瑞典、德国等国得到承认,从此,类型学研究在北欧就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终于出现了一位大师
蒙德留斯。他在一九 三年出版的 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明诸时期 的首章中,系统叙述类型学理论,并把此章叫做 方法论 ,标志着考古类型学理论已经成熟。
在我国,一九三 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陶片,进行形态分类,把口缘、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态差别,给以不同符号,用一种多层符号来标记陶器形态之别;但这样的符号,并不能表现出器物的形态演化顺序。当时发掘到的西阴村仰韶陶片,并未复原出什么完整器形,仅仅面对着一大堆碎陶片,当然难以到合理的形态分类法。可是十多年后李济先生在进行殷墟铜器和陶器的形态分类时,尽管见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着类似的多层符号记录法。李济和梁思永先生都是赴哈佛留学归来的,他们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也许来自师承。但这种方法没有寻出器物的演化顺序,所以,这种最初的尝试,并未成功。
秉琦师在四十年代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等地的陶器时,则出了同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因而先区分为不同的类(即型别),再在同一类内寻演化顺序,依次编号,由此而使用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类型学研
究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师并未出国留学,但蒙德留斯的 方法论 于一九三五年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译本(郑师许、胡肇春和滕固的),秉琦师一定看到,而且直到五十年代还曾多次阅读,可见他是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一九五九年时,他在 洛阳中州路 一书中,又把二百六十座东周墓分为大、中、小三型和七个期别,即将每一座墓当作一个整体来分型、分式,不仅到了演化顺序,还看出了墓主身份的差别。如果说,类型学本是为了寻考古学遗存形态变化过程而出现的,现在则上升到了可以探索人们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类型学的一大进步。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中州路 全书中的资料介绍部分,并未按秉琦师心目中的方法来分类,所以在此书出版前的半年多,他曾在办公室中手持一大叠中州路器物卡片遗憾地对我说: 真是没有办法。 此书中真正表达秉琦师想法的,是由他亲自撰写的 结语 部分。
秉琦师对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一九六五年的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中表达出来的。此时,他又到了对考古学的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再按类型划分期别、依期别来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就揭示出了考古类型学具有为寻文化前进轨道和社会发展规律作好基础准备的能力。这个评论,我在一九八三年写作 考古学论述选集 的 编后记 时已经提了出来。但现在还必须说明,秉琦师早在一九五一年调查西安沣西的古文化遗存后,已经有了一点仰韶文化应该划分(区域)类型的想法,而自五十年代末以来,便一直把半坡和庙底沟视为仰韶文化中两个并列的类型,从未动摇过。可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我国的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把这两个类型静态地当作仰韶文化前、后两阶段的遗存,因而在当年写的 编后记 中,对此问题故意含糊其辞,回避明确说法。我是要到九十年代初,看到了山西垣曲古城镇东关等地仰韶文化的材料后,才确信并列类型之说,懂得了原来以为证明
半坡在前、庙底沟在后的一些地层关系,只是因为庙底沟类型后来曾将其分布范围扩展很大,把以前曾是半坡类型的活动区都包括在内,才出现了早期半坡在下、晚期庙底沟在上的地层。
全国考古学界对于半坡、庙底沟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三十多年内始终占有主要地位,秉琦师是唯一的清醒者。现在回想,他当年坚持自己意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根据器物形态演化的原理,在没有外力影响下,半坡类型的杯口尖底瓶,不可能变成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尖底瓶;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宽带纹等,也不会变为庙底沟类型的鸟纹和圆点弧线勾叶纹,等等。这一事例充分表现出秉琦师对类型学原理的把握是如何严格,也再一次说明真理有时确是在少数人手里。
秉琦师对发展考古类型学的思考,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停止。所以当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就在一九八一年发表了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这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作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引起了我国新石器研究的极大变化。此文发表后首先产生的影响是,迅速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从二十年代以来陆续到的仰韶、龙山、良渚、红山等文化,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当它们刚被发现后,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但当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发掘了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和洛阳王湾等地的遗址后,因为大家不仅普遍误认为半坡和庙底沟是仰韶文化前、后阶段的遗存,还因见到嵩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从当地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遂出现了一股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潮,以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红山,乃至新发现的大汶口和大溪等彩陶发达的文化,都是从仰韶文化蔓衍出去的
地方变体;山东的龙山文化,甚至江南的良渚文化和甘青的齐家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这种思潮随着各地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后来已慢慢退缩,但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我记得当此文发表后一个多月时,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中,夏作铭先生因刚从国外回来才看了这篇文章,就到秉琦师的办公室里,对秉琦师还有安志敏先生和我说: 你(秉琦师)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样  你是讲大一统的。可惜这篇文章没有附图,别人不容易看懂。 另据一九八三年冬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情况,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当时也有相当影响。只要知道这种背景,便能明白正因此文冲破了三十年来大一统思想的樊篱,并相当准确地把
我国境内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个大区和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两大片,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建立起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当然还是在于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考古类型学的自身能力,本是只为确定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有关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社会面貌的研究,则是依靠其他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古文化的全部面貌及其进步过程和法则,的确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就使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能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框架,从而为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连接建立起一个桥梁,使考古学材料可按其历史的位置来研究其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情况。这样,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就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基础。
考古寻根记 收录了一九七九  一九九四年的六十篇论述。
秉琦师倡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接受者便逐渐增加,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当这种变化发生后,秉琦师除了继续对燕山南北和长城地带、西北大地湾文化、黄河中游的晋文化、以蜀文化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环太湖区域、环渤海湾等地区的古文化指出在区系类型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要点外,已把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的另一些规律性问题。在近十年时间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把中国考古学向更高的层次推进。
要讨论文明起源问题,似乎先要明确文化、文明、城市、国家等等基本概念,而这在国际范围内又是意见众多、争论不休的老难题。秉琦师则最不喜欢从概念到概念,却常常是单刀直入地从实际现象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他在思考过程中,还喜欢和别人交换想法,补充自己的认识。例如当八十年代中期黄河中下游已确定了许多龙山阶段的古城时,他就思索城市发生问题。那时我曾对他说,像西亚耶利哥那种已有石围墙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西方学者有时用 镇 (town)来表示。后来他在规定 古城 这一概念时,就说这是指 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 。
正在此时,辽西地区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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