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2.5亿精神病，“家家都有精神病⼈”的⽇⼦还远吗
顺着病房窗户望去，家就在不远处，但不知从哪刻起，他们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远是在⼈们恐惧眼神下绕⾏的⼀⼈。
今年5⽉25⽇，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作总结部署会暨培训班，会上公布了最新数据，截⾄2017年底，全国13.9008亿⼈⼝中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总患病率⾼达17.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发病率超过1%，这⼀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在精神病专科医院⾛廊⾥，从来不乏到处⾛动的病⼈。有⼈蹲在⾓落，⼿⾥的书半天也没翻动⼀页；有⼈被⼏位“朋友”包围着，兴奋地描述着“当年勇”，众⼈附和着笑。似乎每个⼈都在努⼒经营着什么，但当他们转头看向窗外，却⼜眼神迷离。更多“健康⼈”也习惯在⾛远后回头看⼏眼他们，眼神⾥或嘲笑，或怜惜。
“从不觉得⼥⼉有精神病” 我国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
“那天放学回家，⼥⼉哭着说不吃饭了，然后回卧室倒头就睡”还没满55岁，但已满头⽩发的董军(化名)看着坐在⾓落呐呐⾃语的⼥⼉，⼀边说，⼀边悔恨，“如果知道孩⼦醒来就病了，我⼀定会在她关门前抱住她……
从西⼟城地铁站到北医六院的路上，挤满了⼤⼤⼩⼩的连锁酒店和家庭旅馆，董军坐在其中⼀间房间靠窗的椅⼦上。
“挂号太难了，我们在这住的第六天，终于挂到了下周的专家号。”董军是董晶晶的⽗亲，⽽此刻，董晶晶正看着母亲给⾃⼰削苹果，拿起掉在袋⼦⾥的苹果⽪，咯咯地笑着。
在严重精神障碍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六种精神科疾病。董晶晶就是其中最常见的⼀种——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军介绍，外⼈⼀定不相信长着⼀张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梨涡的⼥孩已经是⼀个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岁的⼤姑娘了。
据世界卫⽣组织统计，⽬前全球共有3亿⼈患有抑郁症，约6000万⼈患有双向情感障碍，2300万⼈患有精神分裂症。⽽据中国疾控中⼼精神卫⽣中⼼数据显⽰，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数达110万。16年前的⼀天，“⼥⼉哭着睡着，醒来就开始胡⾔乱语，当时还以为是孩⼦闹着玩，做梦梦魇，没想到，这⼀闹，就再也没醒过来。”在董晶晶刚变得“不正常”时，董军去学校遍了认识、见过董晶晶的学⽣和⽼师，最后得出的唯⼀信息就是，⾼⼀的⼥⼉失恋了。
在那以后的整整⼀年，董军和妻⼦都不愿去相信⼥⼉的精神出了问题。为⼈⽗母的，没有⼈愿意承认⾃⼰的孩⼦有病，⽽且是精神病。“直到⼀天下班回家，妻⼦在卫⽣间洗⾐服，我刚打开门，发现⼥⼉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站在门⼝，还没等我说话，就开始扇我⽿光，这⼀次彻底把我打醒了。”
“精神分裂症是由⼀组症状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它是多因素的疾病。⽬前对其病因的认识还不明确……”董军像专家⼀样对精神分裂的所有相关信息如数家珍，原本是⿊龙江县城银⾏⾼管的董军在⼥⼉患病休学的第⼆年辞职，开始了求医治病的路。
普通⼈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为紊乱等。按照1%发病率推算，⼈中⼤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董晶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北京医院曾参与的⼀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的“缺⼝”——需要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的患者所占⽐例极⾼。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
“⼥⼉曾连续扇我11个⽿光” 每个患者背后都有挨打的家⼈
“孩⼦连着扇了我11个⽿光，我⼼⾥的第⼀感觉是对不起孩⼦。”
董军说，每次病情发作，董晶晶就像变了⼀个⼈。
“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军⼀边说着，⼀边看向嚼着苹果的⼥⼉。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打⼈对象⼤多都为亲近的⼈。吉林省通化农村的刘国富(化名)在回忆起⼉⼦刘磊第⼀次打⾃⼰时的场景时尴尬地说，那真是⼀辈⼦都忘不了，⾃⼰不疼，但⼼疼⼉⼦。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作为⼀种宣泄⼿段，⽽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在说他坏话，或者要对他不利等，于是产⽣攻击⾏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的⾏为道歉、愧疚，但是在⾏为发⽣时依然不受控制。
刘国富回忆起2007年春天⼉⼦刚得病时，依然满眼泪光。21岁的刘磊在睡醒⼀觉后突然开始胡⾔乱语，每天对着学校寝室窗户⾃⾔⾃语，时不时傻笑，室友发现了不对劲。两天后，刘磊在⽼师办公室看见⽗亲时，竟哇地⼀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着，爸，你回家吧，等我挣钱了就在城⾥给你买房⼦，随后蹦跳着跑了出去。
在把⼉⼦接回家后，每次问⼉⼦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开⼼的，⼉⼦都会很不耐烦，直到有⼀天凌晨，刘磊还站在院⼦⾥傻笑，在被刘国富叫着去睡觉后，⼀直很孝顺的⼉⼦拿起院⼦的铁锹开始追着⽗亲打。
刘国富说，⾃⼰被⼉⼦⼀铁锹拍在肩膀上，直接就躺在了地上，过了⼏分钟，⼉⼦缓过神，哭着抱起⽗亲到炕上。也许，精神分裂患者最难过的，莫过于清清楚楚知道⾃⼰对家⼈的伤害，却不能⾃已。
“我曾经⼀度觉得⾃⼰没有病，每天在家⼤吵⼤闹，就是不想吃药，有⼀次拿着⼑对着⾃⼰，挟持家⼈把药全都倒在了厕所。”刘磊笑着说，其实，很多得病初期的事已经不记得了，还是姥姥⼀点点讲给他听的。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
“有时候，门诊就像⼀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每位医⽣的桌⼦下⾯都会有⼀个⼩板凳。”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个阻挡，不能还⼿，拿这个先挡⼀下，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
精神科医⽣的极⼤压⼒也让很多医学毕业⽣选择不进此类科室⼯作，“美国⼈⼝有3亿多⼈，是我国⼈⼝的1/4，但精神科医⽣就有3.8万⼈。”
中国科学院院⼠、北京⼤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告诉记者时曾这样举例对⽐，“美国还有⼀个职业叫临床⼼理师，有20万⼈。精神科医⽣负责诊断和开药，⼼理师专门从事⼼理。”⽽我国，平均1.49名/10万⼈⼝，除了患者总数⼤，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医学⽣不爱选择这个⾏业，性价⽐太低。
“与之对应的是，精神科病⼈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且⼤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作也极其困难。”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了现实的“⾻感”，和⾃⼰⼀起实习的另外三个同学全都转⾏。
“⼉⼦能治好，回来⼏次都⾏” 反反复复，家变成了他们回不去的遥望
湖北省⼈民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王⾼华教授告诉记者，精神病⼈如何回归社会，其实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像刘磊、董晶晶⼀样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标签⼀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
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暴⼒犯罪率和正常⼈相⽐其实差不多，但很多特殊情况下，精神疾病暴⼒犯罪⽐例被放⼤，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经痊愈但还是不容易被接纳的原因。
回忆起这11年的求医路，近60岁的刘国富嘴唇颤抖着，说起印象最深的⼀次，因为初期刘磊特别抗拒住院，医⽣把刘磊留下后，让家属暂时回避，最好隔离。
刘国富⼀个⼈拿着两个三⾓布兜转⾝离开，⼉⼦回头看见⽗亲不在了，⽴刻飞奔出来，1⽶8个头的⼉⼦⼀边哭⼀边跑着四处叫爸，满⾛廊都是⼉⼦的哭喊声，⾃⼰就躲在楼梯⼝哭到颤抖。刘国富说到这，眼泪⼜掉了下来，坐在⼀旁的⼉⼦搂着瘦弱的爸爸，⽤⼿⼀直捋着爸爸的头发说，爸，没事了，这不是都过去了。
作为刘磊这11年来的主治医⽣，北京⼤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国家精神卫⽣项⽬办马弘教授告诉记者，刘磊所患的精
作为刘磊这11年来的主治医⽣，北京⼤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国家精神卫⽣项⽬办马弘教授告诉记者，刘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种慢性、迁延性精神障碍。具体病因在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明确，但是中国这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年的复发率约为40%。
特别是⾸次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五年内的复发率超过80%，虽然刘磊送诊时间很早，但因为刘磊对药物的抵触，促使了病情的反复发作蔓延，⽆法摆脱多次复发的命运。
马弘介绍，中断药物是复发的重要原因，停药患者⼀年内复发率⾼达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试图⾃杀，⾄少10%患者最终死于⾃杀，刘磊的状况能维持到现在和正常⼈没有什么两样，完全功在11年不放弃的⽗母。
但是，同样反反复复住院的董晶晶远没有刘磊那样幸运。
哈尔滨住院2年住院3次、北京1年住院2次，青岛住院1年1次、上海2年住院3次，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董军带着⼥⼉辗转各地，住院、服药、缓解、复发，董晶晶在⼀串串的好与坏之间徘徊，直到在上海最后⼀次住院50天后，医⽣终于说可以回家了，理由却不是董晶晶已经康复了，⽽是“只能这样了”。
治病回⽼家后第⼆年，董晶晶结婚了。董军告诉记者，对⼥婿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边有个⼈陪伴。但是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董晶晶的症状⼜回到了以前。复发的第⼆年，董晶晶的丈夫终究还是扛不住压⼒，选择了离婚。
“那天⼥⼉穿了⼀件⽩⾊的裙⼦，进去办⼿续时还很平和，但拿着离婚证出来后，搂着她妈妈就哭了。”站在⼀旁的董军马上转过⾝去，眼泪夺眶⽽出。
由于病情反复，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光呆滞、表情怪异，⼼脑⾎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很多患者就这样陷⼊了恶性循环。《精神病学》(医学⾼级版)第⼗三章⾃杀⾏为与危机⼲预中显⽰，10%以上的⼈选择⽤⾃杀来结束⾃⼰漫⽆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杀⼈总数的⼤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吃药才知道，这是病不是魔” 医疗费⽤⽡解了太多坚定的家
在精神病家庭⾥，有⼈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各地奔波看病，说钱没了还能再赚；有⼈把房⼦卖了，说⼈在才有家。
“蓝家⼤⼉⼦刚⼀出⽣就和⽗亲的症状⼀样，还好家⾥有两个孩⼦，⽼⼆在外打⼯，⽼母亲在家⾥照顾两个精神病患者。直到⼩⼉⼦去县城后，才知道⽗亲和哥哥的病有得治，于是马上开始让他们就诊服
药，在给⽗亲服药三个⽉后，才发现⽗亲的症状减轻了不少，那年⽗亲已经53岁了。”村医孙丽艳满眼感慨，虽说是，但没钱供他们连续服药控制病情。
两年后，哥哥因为要和⽗亲轮流吃药，病情控制得并不好，本想结婚的却不着对象。在孙丽艳做村医的18年⾥，为了不让⽼伴⼉和⼤⼉⼦出去伤⼈或受伤，⼥主⼈只要去⼭上⼲活，就要把⽗⼦俩⼀起关在屋⼦⾥，在桌⼦上放好⼲粮和⽔，孙艳丽⼀边看着窗外，⼀边说，如果你看到他们趴在窗户前绝望的眼神，就会知道什么是⽣不如死。
和蓝家⽗⼦⼀样，在很多偏远地区，⼈们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
孙艳丽说，就在上个⽉，68岁的蓝家⽗亲住院了，因为各种并发症都很严重，⼩⼉⼦回家照顾时说，⽗亲可能快熬到头⼉了。
虽然精神病患者费⽤已纳⼊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负担仍然⾮常重。
和贫困地区的患者相⽐，很多原本“⼩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的经济压⼒。在些年⾥，董军为了给⼥⼉治病，全部费⽤加起来，⼀共花费了⼤约30万。
刘国富说，为了给⼉⼦治病，他把⼗多年来打⼯攒的钱全都拿出来了，最后还是不够，因为病情⼀直
在复发，只能把⽼家的房⼦也给卖了，后来孩⼦的姥姥也把房⼦都卖了。
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例，根据WHO推算，到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在2012年到2030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超过9万亿美元。
健康时报记者查看了精神病药物的价格，⽐如⼀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药5毫克规格28⽚⼀盒，价格711.79元，
健康时报记者查看了精神病药物的价格，⽐如⼀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药5毫克规格28⽚⼀盒，价格711.79元，⼀天要服⽤4⽚，⼀个⽉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个⽉也要1350元左右。有时候视病情需要，可能⼏类药物⼀起服⽤，费⽤更⾼。
值得欣喜的是，北京市精神卫⽣保健所副所长闫芳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对于在册管理的病⼈，北京市实⾏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体⽅⾯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
如果属于低保⼈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对于监护⼈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100~300元的护理费。闫芳还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补贴。⽬前全国都已经陆续开始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作。
中国精神包括哪些精神
“在医院外住了18天才有病床” 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缺⼝
“⽼家县城是全国百强县，但整个县⾥不到⼀个很优秀的精神科医⽣。”董军的话戳中精神疾病领域医疗资源的痛楚。作为总往北京上海各处跑的资深患者家属，刘国富也表⽰，如果不是来北京对了医⽣，可能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是通病。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我国⽬前为了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急性期主要在医院，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
“但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数量明显不⾜，床位20万张，但服务1600万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严重不⾜。”王绍礼说。
2015年，已经31岁的⼴西蓝家⼤哥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挥舞着棍⼦、破布等跑到⼭脚下。因为实在没有钱去⼤医院治病，⼏次三番后，弟弟和妈妈不得不把他锁在家⾥，这⼀关就是3年。
⽽在很多患者向往的⼤城市⼤医院，精神疾病医⽣也⾯临着窘境。
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5⽉公布了⼀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理师5000余⼈，总计只有3万多⼈。⼼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的数量、质量不⾜，已成为我
国精神卫⽣⼼理健康⼯作⾯临的⼀⼤难题。
北京医院副院长李占江曾提议，改变精神病医院⽣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的专业补贴不能缩⽔，⼀定要提⾼其“含⾦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业的吸引⼒。
“当⼤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杨可冰说，在这⼏万⼈的精神科医⽣背后，是⼏百万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军。
每⼀个路边傻笑着的、⼤声吵骂着的孤独患者，内⼼⾥都有⼀⽚属于⾃⼰的“彩虹”。没有外⼈的喧嚣，没有车⽔马龙，那⾥的⾃⼰，没有病态，也不会被歧视，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现实世界⾥，⾃⼰永远都有⼀个离不开的医院，回不去的家。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啊，能不能让我回家？……”
嘶吼声在嘈杂的胡⾔乱语中被⼀点点地淹没，所有⼈都希望，这⼀切若是真的，该多好。
（张赫健康时报⽹三仓⼼理学界）
（王⽟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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