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故事-东晋覆亡的故事
东晋(317年-420年)，是由西晋宗室司马睿南迁后建⽴起来的政权，建都洛阳的西晋覆亡，史称东晋，此外，史书中⼜仿东汉称中汉，称东晋为中晋，寓以晋室中兴之意;⼜东晋统治地区⼤部分在江东，古称江左，因此以江左代指东晋。下⾯⼩编给⼤家讲⼀讲中华五千年故事-东晋覆亡的故事。
东晋覆亡真相引⾔
东晋⾃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逊位⽌，共历11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
⽤“皇帝垂拱，⼠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族已⽆法照旧当权，司马⽒也不能照旧⽽居帝位。此时，已经⾛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于公元276年。正当⼋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较的地⽅，中原⼀部分⼠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
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族王导的全⼒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着名的⾼级⼠族，东晋朝的实际创⽴者。⾃⽐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略，时⼈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家族就竭尽全⼒，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物对晋室⼼存疑虑，甚⾄失望悲观。例如，有⼀次诸名⼠在江边⼀个亭上饮宴，周叹⽓说，风景殊好，⽽⼭河殊异。
名⼠们都哭起来，王导正⾊道，⼤家正应该出⼒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于穷困丧⽓到相对哭泣!名⼠们听了都停⽌哭泣。这批流亡⼠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还将他⽐作辅佐刘邦建⽴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宰辅，掌握着中央的⾏政⼤权，从兄王敦⼿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们习惯把司马⽒家族称为“马⽒”，
把王⽒家族称为“王⽒”，王家和司马⽒⼏乎达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势⼒不抵王⽒势⼒。作为⼀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个⼤⾂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有⼒量，⽽是因为⼏个⼤姓间常常保持势⼒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已。
“王马共天下”显⽰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朝，⼠族权⾂⼏经更易，但“主弱⾂强”依旧。在琅琊王⽒以后⼜出现颍川庾⽒、谯郡桓⽒、陈郡谢⽒等权⾂，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个以王⽒为主导的⼩朝廷，他们的⽬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失；朝廷中⼈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是⼆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官。⾄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去。由于元帝担⼼⾂下在北伐中⽴功建⽴威望，威胁⾃⼰的统治，从不给予⽀持。因此只给祖逖⼀千⼈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募兵员，⾃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民众的拥护，屡次⼤败⽯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尽数丢掉。⽽此时朝廷中权⾂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望，忧愤⽽死。
东晋建⽴不久，南渡⼠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兄，晋武帝之⼥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王恺、⽯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伎吹笛。⼥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惊失⾊，只有王敦神⾊⾃若。
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将军、侍中、⼤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王⽒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势⼒，就任⽤北⽅⼤族刘隗、刁协等为⼼腹⼤⾂，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今铭记在⼼，我想这话不会⼀朝⽽尽吧?”王敦⾔辞咄咄逼⼈，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法控制，就劝元帝派⼼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分⽓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且对优游⽆事、贪污腐化、朋党⽐奸、趋炎附势的风⽓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忌惮。永昌元年(322
年)正⽉，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量的⽀持，⼿握重兵的王敦轻⽽易举地进⼊了⽯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可奈何地感
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还琅琊，何⾄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我当返归琅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让给王敦了。当年⼗⼀⽉，晋元帝司马睿忧愤⽽死。太⼦司马绍继⽴，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年(324年)七⽉，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众⼈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盾是帝室和⼏个强⼤⼠族之间的⽭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涉强⼤⼠族的权利，各种势
⼒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局⾯。反之，则引起⼠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刘隗刁协，并⽤南⽅⼠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势⼒，变乱⾃不能免了。
庾⽒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家族更有戒⼼，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
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的亲兄，其兄妹⼆⼈合⼒掌控了朝廷⼤权。王导等⼈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了新的变化。
庾、王⼆⼈相较⽽⾔，王导辅政⽐较宽和，注意笼络⼈⼼。史书说是“镇之以静，情⾃安”。就是让有势⼒的⼤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法严苛，排斥异⼰，妄杀⼤⾂，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峻来往密切，互通书信，意欲将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后，就想除掉司马宗。恰这时中丞钟雅告司马宗谋反。庾亮乘机下令
右卫将军赵胤率军逮捕司马宗，并⽴即将其杀掉。因司马宗为王室近⽀，经常上朝，且满头⽩发.故成帝称他为⽩头翁。过了些时⽇，成帝未见司马宗上朝，便问庾亮：“前⽇的⽩头翁怎么许久不见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谋反，我把他杀了。”成帝听了，⽓得流着泪
说：“舅舅说谁反，谁就被杀；假如有⼈说你谋反⼜如何处置呢?”庾亮平时总以为幼主易欺，遇有异⼰便私⾃处置，却没有想到⼀个⼋岁的⼩皇帝居然敢跟⾃⼰说出这样的话来!
庾亮⾃恃有太后撑腰，⾃⼰握有兵权，⾮但没有收敛，反⽽加快了打击异⼰的步伐。历阳太守苏峻，因明帝时讨伐王敦有功，威望⼀向很⾼，且部下甲杖精锐，对庾亮专擅朝政很是不满。庾亮就设计夺其兵权，坚持征诏其⼊朝为⼤司农。
苏峻决定拥兵⾃守，抗拒诏命。他对朝廷使者说：“既然上⾯说我要造反，难道还有活路?我宁愿在⼭头上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望⼭头。过去国家危如累卵，⾮我不⾏。现在狡免既死，猎⽝⾃然当烹。但我⼀定要向阴谋者报仇。”咸和⼆年(327年)11⽉，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等发兵都城，讨伐庾亮。苏峻攻打京城时，顺着风势放⽕，烈焰冲天，所有宫庙、宫室、官署都化为灰烬。他还纵兵抢掠，侵逼宫⼥，驱役百官，⼀时间京都内外哭声震天。官库所藏的⾦银布匹等物，都被苏峻洗劫⼀空。
苏峻⾃称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随意任命亲党，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时的成帝则被软禁在⼀间仓库⾥，苏竣每天都到成帝⾯前放肆胡⾔。王导担⼼会有不测之祸，就试图护卫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携⼆⼦逃⾛了。成帝的侍从刘超和钟雅也密谋护卫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苏峻就派⼈逮捕刘、钟⼆⼈。成帝当时抱住⼆⼈，不让⼠兵拉⾛，并悲泣着说：“还我侍中、右卫。”但来⼈哪⾥会听从这位⼩皇帝的旨意呢?刘、钟⼆⼈最后惨遭杀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将军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等⼈联兵攻打下，苏峻、祖约之乱终被平定。苏峻本⾮门阀⼠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族联合击败。
苏峻之乱，给东晋王室带来⼜⼀次剧烈变动。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成废墟，民⽣凋敝，怨⽓沸腾。劫后余⽣的庾亮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暂退⼀步，请求外任以保存实⼒。
咸和四年(329年)三⽉，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朝中⼤权⼜归王导之⼿。
⾃从庾亮因苏峻变乱⽽引咎外镇，就把⼋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庾亮出朝，镇守芜湖，是对王导的⼀步退让，但只是暂时的。庾亮在外期间⼒主经营北伐，但他的直接⽬的不在于进⾏的军事活动，⽽在于取得军政⼤权，企图建⽴起⾃⼰的霸业。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继以北伐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并⼀度遣军⼊蜀，庾⽒的军事⼒量逐步
增强。庾⽒在长江上游经营的成果，并没有使庾⽒门第延绵久长。345年，庾翼临死，坚持让⾃⼰的⼉⼦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朝廷不允许他的请求，派谯郡的桓温去驱逐庾⽒势⼒。桓温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真是驱⾛⼀狼，⼜来⼀虎。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
⾃此进⼊⼀个新的发展阶段。
皇帝梦碎
东晋⽴国⼏⼗年，连遭王敦、苏峻叛乱，元⽓⼤伤。⾃明帝、成帝之后，⼜传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年中，虽⽆⼤的建树，但朝政总算清静了许多。兴宁三年(365年)3⽉，哀帝司马丕因服丹药中毒⽽死。会稽王司马昱便与褚太后商议嗣位之事，因哀帝⽆⼦，只好令其弟司马奕即位，这就是东晋第六任皇帝，即晋废帝。废帝司马奕即位后，内有会稽王司马昱处理政事，外有⼤司马桓温统帅军务，废帝便成了⼀个有位⽆权的⽊偶皇帝。
桓温(312—373年)是晋明帝的⼥婿，与庾翼关系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时，就以桓温为前锋官。庾翼死后，桓温任荆州刺史，积极发展⾃⼰的军事势⼒。桓温继承了庾⽒兄弟长期经营的成果，拥有荆、梁等⼋州的⼴⼤地区，⼜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长江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势⼒急剧膨胀。此时的桓温，希望通过建功⽴业以增强⾃⼰的名望与实⼒，在东晋朝廷中取得较⾼的政治地位。
永和⼆年(346年)⼗⼀⽉，他上表伐蜀。当时蜀汉皇帝李势骄奢淫逸，不理国事，朝中⽭盾重重，被诸强灭掉只是时间问题。桓温⽴志伐蜀，不等朝廷诏准，就率兵直指成都。第⼆年三⽉，桓温攻克了成都，李势投降，蜀汉灭亡。
桓温的威名⽇盛，野⼼也⽇趋膨胀，他所统辖的⼋州所有⼈⼒物资都不听从国家调⽤，甚⽽逐渐产⽣了⾃⽴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过⽴功于河朔，可以接受九锡殊礼。他曾经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寂然⽆为，将会被汉⽂帝、汉景帝所嘲笑的。”众⼈听出他有野⼼，都不敢对答。他⼜抚枕起⾝说：“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穆帝觉察到桓温存有谋反之⼼，故对其北伐，虽不敢竭⼒反对，但也不加⽀持，甚⾄从中多⽅阻挠。他任⽤虚名甚⼤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与桓温作对，使得桓温的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害了他的实⼒和威望。哀帝时期，桓温建议迁都洛阳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众⼤⾂的⼀致反对。桓温遂决定采取进⼀步夺权的⾏动，伺机发动宫廷。公元371年，他将司马奕赶出皇宫，将其先降为东海王，再降为海西公，并另⽴司马昱为帝，是为简⽂帝。
桓温废⽴的本意是想要晋⽂帝禅位于⾃⼰，或者由⾃⼰⼊朝摄政。简⽂帝司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马昱时常感到⾃⼰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了，⼼郁成疾，结果只当了8个⽉的皇帝，便于次年7⽉病死了，时年52岁。简⽂帝在弥留之际，急⽴其⼦司马曜为太⼦，即孝武帝，⼜封另⼀个⼉⼦司马道⼦为琅琊王，并遗诏桓温辅政。
桓温原以为简⽂帝临终会禅位给⾃⼰，不料仍然只是辅政之责。他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九锡之礼，为禅让做准备。⼤⾂谢安等⼈见他病⼊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后不久，桓温就病死了。
桓温苦⼼追求多年的皇帝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实际上，他控制了东晋政权，真正阻碍他登上皇位的是来⾃在朝的太原王⽒、陈郡谢⽒两⼤家族，他们以⾮武装的政治⽃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他们凭借在朝中拥有的潜在⼒量，扼杀了桓温的野⼼，维护了东晋司马⽒的帝位，保证了门阀⼠族的政治利益。
⾃桓温废海西公⽽⽴简⽂帝，再到桓温之死，其间时间不过⼀年半。这⼀年半，是激烈的权⼒之争的⼀年半，是朝野⿍沸的⼀年半，是晋室命悬⼀线的⼀年半。这⼀年半，皇权处于最低点。皇位的⼀废⼀⽴，全凭桓温⼀⾔定局，被废的海西公⽆可奈何，被⽴的简⽂帝也⽆可奈何。简⽂帝⼿诏有⾔：“……如其⼤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帝。所以简⽂遗诏中有“君⾃取之”之语，是不⾜为奇的。
皇权降⾄最低点，门阀⼠族的权⼒却急剧膨胀。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完全是由⼏家门阀⼠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使东晋王朝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与⼠族共治的局⾯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
键时刻⼠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量，⽤和平⼿段抗拒军权，并战⽽胜之，这还是第⼀次。司马⽒皇权不兴的局⾯被打破，这⾸先归结于陈郡谢⽒谢安在政坛发挥的作⽤。
主相之争
谢安(320—385年)，字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世家⼤族。谢安少年时代就善于清谈，享有盛名。谢⽒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孝武之际。
当时⼠族王、谢并称。桓温死后，谢安任尚书仆射，与中书令王坦之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他采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实⾏德政，宽宥⼩事，使⽂武⼤⾂都听从朝命。⼈们将他⽐作王导。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象，这也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求⼤族间势⼒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威望在朝中⽇益增⾼，于淝⽔战后达到最⾼点。
前秦在帝王苻坚时，国⼒强盛，他率众百万⼤军来取东晋。谢安被任命为征讨⼤都督，坐镇指挥抗击前秦的军队。谢安利⽤前秦军压境，朝廷征召可以镇御北⽅的军事⼈才的机会，举兄谢奕之⼦谢⽞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谢⽞⼜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镇。谢⽞的北府兵就是在这⾥组建的，有了这⽀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谢⽞组织的北府兵，是集合⼀部分以前本属于北
江州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府，后来分散开来的处于独⽴、半独⽴状态的江淮⽼将和流民武装(江淮⽼将也出于流民武装)，再征发⼀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实⽽成。谢⽞赖以指挥和联络的⼈，是谢⽒豫州旧将刘建之⼦刘牢之。
淝⽔之战⼀役，东晋的北府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留下了“草⽊皆兵”的经典故事。
淝⽔⼀战既胜，谢⽞⽕速派⼈送来了捷报，这时的谢安正在深⼭别墅⾥和客⼈下围棋，等待战⽃的消息!他看完了捷报，就随⼿放到床上，不露喜⾊，继续下棋。客⼈问起战况如何，谢安才平淡地说了⼀句：“⼩⼉辈已经破贼!”等到下完棋，回到内室时，谢安再也⽆法控制内⼼的激动，过门槛时竟绊了脚，连⽊屐的齿都折断了。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多么善于矫饰情感，稳定⼈⼼了!
淝⽔之战后，来⾃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争继续上演。
当时，“清谈⽞学”盛⾏⼀时，官僚⼠族的贪污营私和为⾮作⽍，对现实的政治产⽣了不良的影响。⽆论是北⽅还是南⽅的⼠族，都过着奢侈的⽣活。所以，淝⽔之战后，东晋的社会⽭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盾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了。这突出的表现在主相之争⽅⾯。
门阀⼠族与皇室之间原本关系微妙，司马⽒与谢⽒的⽭盾在淝⽔之战前⼣以司马道⼦与谢安共录尚书事时就已出现。淝⽔战后谢安功⾼不赏，附于司马道⼦的太原王⽒王国宝，⼜以“谗谀之计”⾏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谢安被排挤出建康，不得不于太元九年(384年)⼋⽉⾃请北征，并于次年四⽉出居⼴陵，当年⼋⽉病死。
谢安死后，朝政全归司马道⼦。司马道⼦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谢⽞也在太元⼗⼆年(387年)正⽉退就会稽内史职，第⼆年正⽉死。到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战败被杀，谢⽒门户⼒量更衰。此后的谢⽒⼈物，同其他的⼠族⾼门⼈物⼀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帜。
淝⽔之战以后，⼠族腐朽，正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好时机。他⼀改简⽂帝清谈治世之风，讲《孝经》，览典籍，延儒⼠，谋求振兴皇权。此时的皇权振兴，主要依靠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司马道⼦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这种辅政体制就与前此居位的某⼏家⼠族与司马⽒共天下者，已⼤有不同，东晋朝廷由此⼜呈现出⼀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
桓⽞称帝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个⽩痴，⼀切听从司马道⼦、司马元显⽗⼦的摆布。司马道⼦终⽇沉湎酒⾊，真正是昏君乱⾂当朝。此时，门阀⼠族的代表⼈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居徐州京⼝之任的太原王⽒王恭，以及居长江上游的桓⽞。
隆安⼆年(398年)，太原王⽒中居京⼝重镇的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但王恭的兵⼒仰赖于并⾮门阀⼠族的刘牢之，最终失败被杀。这时桓⽞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各郡即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郡。
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盾的⽇益加剧，各政治势⼒之间已演变成⾃相残杀。司马元显⾸先发难，进攻割据长江中游的桓⽞。桓⽞列举元显⽗⼦的罪状，起兵讨伐元显⽗⼦。他们顺流东下，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建康，杀死司马元显⽗⼦，掌握了朝廷⼤仅。随后，桓⽞⼜剪除了刘牢之，将东晋王室置于⾃⼰的掌控之下。
桓⽞是桓温之⼦。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只是由于王、谢等⼠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也早就萌⽣了篡位的野⼼。在设计除掉司马道⼦⽗⼦之后，他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年(403年)2⽉受封为⼤将军，9⽉⼜⾃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郡。12⽉，桓⽞逼晋安帝司马德宗退位，废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由琅琊王降为⽯阳王。⾃⼰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家族势⼒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成为唯⼀的家族，狂妄⾃⼤的桓⽞便轻⽽易举的消灭了东晋朝。
桓⽞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度，政局动荡。404年4⽉，北府兵将领刘裕等乘机起兵，杀⼊建康。桓⽞抵挡不住，便挟持安帝和琅琊王西逃荆州。刘裕追击荆州，桓⽞⼤败，舍下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被益州刺史⽑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所建⽴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4个⽉。
从桓⽞兴师⼊都到后来废晋⽴楚，门阀⼠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势⼒，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
反映门阀⼠族业已虚弱，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真正有能⼒颠覆桓⽞的，却是并⾮⼠族⾼门出⾝的北府将刘裕。
桓⽞死后，刘裕迎安帝重新回到建康，继续做他的⽩痴皇帝。刘裕驱逐了桓⽞，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次回光返照。昔⽇在朝中举⾜轻重的门阀⼠族，现在⼤都已⽆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族与司马⽒共治的门阀政治局⾯是再也不可能了。
不过，刘裕以庶族之⾝收拾残局虽易，代晋建宋却并⾮可以⼀蹴⽽就，⽽且需要相当长的准备和积累。
刘宋代晋
刘裕，字德兴，⼩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出⾝寒门。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还做过⼩买卖，受过“京⼝之蠹”刁家⼤姓的欺侮。有⼀次他和刁家⼈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困难时常常到岳⽗家⾥去混饭吃，受⼈奚落。后来他追随刘牢之，勇悍善战，屡⽴⼤功，成为北府兵中的名将。元兴⼆年(403年)，桓⽞取代司马⽒做了皇帝，只不过⼀百天就被刘裕打倒了。刘裕灭桓⽒后，要取消司马皇帝的名号，还必须⾃⼰先取得更⾼的威望，因此，刘裕为了灭晋⽽进⾏⼤规模的北伐。
⾃公元410年⾄417年间，刘裕北伐，消灭了南燕、割据四川的谯纵和后秦等政权，夺取了北⽅⼴⼤地域和长安、洛阳两⼤古都。刘裕因战功赫赫，被晋安帝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和青州⼆州刺史，后⼜加任兖州刺史、扬
州刺史，掌握了东晋的军政⼤权。
庶族代表⼈物刘裕的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变化的时刻，拥有⼀⽀坚强的军队是⼗分重要的。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量的⽀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且扰及三吴地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府重镇得以建⽴。⼴陵、京⼝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下的北⽅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亡统帅，是北府兵的主⼒。
东晋初期，北府兵的作⽤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家当权⼠族⼒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后来，谢⽞重新组建北府兵，由刘牢之实际统领，开展了包括淝⽔之战和淝⽔战后的北伐战争等重⼤军事活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为北府统帅。北府重镇第⼀次落到⾮将门出⾝的下层⼠族之⼿。北府兵开始经历由门阀⼠族军队向庶族军队的转变。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重组北府势⼒，此时的北府兵已完全成为庶族的武装。
它摧毁了以桓⽞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族统治；它镇压了由另⼀些庶族孙恩等领导的农民反抗⽃争；它⼜取得了⼀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北府兵已经建⽴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建康附近，打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在刘牢之之后，刘裕能够迅速卷⼟重来，并成为他驱逐桓⽞，镇压卢循，进⾏北伐和废晋⽴宋的主要⼒量。
庶族代替门阀⼠族的统治地位，终将带来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试图恢复⽽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践。
此时，年过60的刘裕⾃知时⽇不多，为了在有⽣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想伺机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马德⽂很机敏聪慧，他看到刘裕举⽌反常，⼼怀⿁胎，担⼼安帝被害，便⽇夜守在安帝的⾝边。就是安帝的饮⾷，也是⾃⼰尝了之后再给安帝。刘裕⽆机可乘，焦急万分。谁知在义熙⼗四年(418年)12⽉17⽇，琅琊王司马德⽂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离开，刘裕便指使⼼腹，派中书侍郎王韶之迅速⼊宫⾏动。王韶之急忙⼊宫，指挥内侍⽤布条做结，套在安帝的颈上，将其⽣⽣勒死。安帝死时，年37岁，在位22年。安帝死后，刘裕令⼈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嗣位，是为恭帝。司马德⽂明知道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朝中尽是刘裕⽖⽛，⾃⼰⽆⼀亲信，⽆法追究，只有忍⽓吞声。司马德⽂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初三⽇，恭帝在刘裕⼼腹的逼迫下，为表彰刘裕推⽴有功，下诏封刘裕为宋王。
刘裕本希望晋恭帝司马德⽂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谁知⼀年过去了，恭帝仍毫⽆让位之意。于是，他派⼈散布风声，说宋王功劳那么⼤，晋室皇帝⼜那么没本事，还不如让宋王当皇帝。这风声越传越⼴，先是下头⼈传，后来朝中⼤⾂也这么说，好像晋恭帝理所当然就应该把皇位让出来似的。
不久，刘裕的亲信傅亮便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诏书，请恭帝再亲⼿抄⼀遍。晋恭帝只能拿起御笔照抄。他⼀边抄，⼀边对左右侍从说：“桓⽞作乱的时候，晋室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才⼜使晋朝延续了⼆⼗年。今⽇禅位给他，是我⽢⼼所愿。”420年6⽉11⽇，恭帝司马德⽂让位，⼜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被封为零陵王。14⽇，宋王刘裕即帝位。⾄此，晋室灭亡，刘宋开国。
东晋最典型的政治特⾊是门阀政治。着名学者⽥余庆先⽣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他说：“如果没有⼀个成熟的有⼒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定号召⼒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盾⼗分尖锐这样⼀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个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他指出：“东晋⼀朝，皇帝垂拱，⼠族当权，流民出⼒，门阀政治才能维持。”换⾔之，⼀旦皇权、⼠族和流民三⽅⼒量的发展被打破，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势必终结。东晋灭亡和刘宋开国就说明了这⼀点。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