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简介
陶侃陶侃(259—334.7.30)，字⼠⾏，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有所不同，因此曾被⼈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陶侃先世⽆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称江南⼈为“亡国之余”，江东⼠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世族、俗异诸华”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家境清贫，与母亲湛⽒相依为命。湛⽒是位很坚强的⼥性。她⽴志要使⼉⼦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强不息”(《初学记》卷⼀注引王隐《晋书》)。湛⽒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纺织资助⼉⼦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仓促间陶侃⽆以待客。湛⽒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桌“精⾷”，让客⼈喝得特别⾼兴，即使是跟随范逵⽽来的奴仆也觉得⼤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追送百余⾥。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津
⽿”(《晋书·陶侃传》)。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晋书·陶侃传》)。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他想借视察之名赂贿，陶侃便让⼿下诸吏安⼼办公，⾃⼰出⾯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时正寒雪”(《晋书·陶侃传》)，众僚属皆⾯有难⾊。唯陶侃说：“资于事⽗以事君。⼩君，犹母也，安有⽗母之疾⽽不尽⼼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请⾏，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谦恭，使得太守⼤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名”(《晋书·陶侃传》)。令其⼦和他结交朋友，⽽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分，陶侃可以进⼊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独掌⼤权。这是“⼋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尽⼒，此后的七、⼋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的动乱。
⼤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年的修复、重建，⼜变得⼗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寒门、下品⽆势族”。世族⼦弟凭借⾃⼰的⽗、祖余荫即可⾝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费神。⾃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坏，货赂公⾏。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晋书·惠帝纪》)。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分的⼈，没有权门当靠⼭，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不甚接遇”(《晋书·陶侃传》)。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多次求见，“每往，神⽆忤⾊”(《晋书·陶侃传》)。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吃⼀惊，认为他不同常⼈，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庶，府望不显，中华⼈⼠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晋书·陶侃传》)。陶侃虽然得到⼀介官职，他的出⾝，以及与汉⼈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州，声望很⾼，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称‘贞
固⾜以⼲事’，陶⼠⾏是也”(《晋书·陶侃传》)。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同载？”杨晫说：“此⼈⾮凡器也”(《晋书·陶侃传》)。
尚书乐⼴想要召集荆、扬⼀带的⼠⼈，武库令黄庆向乐⼴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议。黄庆则说：“此⼦终当远到，复何疑也！”(《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年⼜废惠帝⾃⼰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头地的。⼜因受到江东⼠族纷纷返回家乡⽓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多岁。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当过郡⼩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官。
⼋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带的⼈民因天灾和战乱，⼤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永宁元年(301年)流民因
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屯
聚起事。
太安⼆年(303年)五⽉，晋延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蛮族⾸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今湖北云梦)⽯岩⼭举⾏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晋江夏太守⼸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钦兵败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建⽴政权，⾃任相国，旬⽉之间，兵⼒达到3万⼈。
张昌势⼒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今河南息县)，荆州刺史刘弘据宛(今河南南阳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六⽉，张昌集中兵⼒北上攻宛，杀守将⽺伊，⼜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
留陶侃等⼈守襄阳(今属湖北)，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东路义军在⽯冰率领下攻破江、扬⼆州。短短⼏个⽉，义军势⼒扩⼤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部分地区。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张昌逃奔下俊⼭(今湖北通城西北)，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的才⼲使刘弘⼗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公(⽺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处。今相观察，必继⽼夫矣”(《晋书·陶侃传》)。刘弘⾃以年⽼难继⽺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的激励作⽤。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个暂时的局⾯。
这时北⽅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陵相，⾃谓勇略⽆敌，渐有割据江东之⼼。永兴⼆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起⽤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逃。陈敏占据江东，⾃称⼤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顾荣、周圯等40余⼈为将军
、太守。并假称奉诏⾃长江⼊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今武汉)，南平太守应詹领⽔军为后援。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官舍，乡⾥⼈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同岁举吏。因此有⼈对陶侃居⼤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之旧，居⼤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东门矣。”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晋书·陶侃传》)！陶侃暗中闻知此事，⽴即派⼉⼦陶洪和侄⼦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晋书·陶侃传》)。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与⽪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湖北黄陂西南)迎击钱端。晋军以⽪初率步军诱敌深⼊，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军藏⾈于沔⽔之中，待⽪初部诱钱端主⼒进⼊伏击圈后，⽔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卒，⾝⽆私焉”(《晋书·陶侃传》)。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发⽣了变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王之乱”中最后⼀个权⾂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带。上游的⼴⼤地区有流民势⼒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安全可⾔。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卓、周访等沿江西上。⾄江州，与华轶的势⼒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流亡之⼠赴之如归”(《晋书·华轶传》)。华轶如此有势⼒⽽“⾃以受洛京所遣，⽽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晋书·华轶传》)。尽管同属⼀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陶侃的侄⼦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才能不⾜，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晋书·陶侃传》)。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常⾼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幢曲盖轺车、⿎吹。侃乃与华轶告绝”(《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资于事⽗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为，当时⼈⽆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族官僚⾏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之盛。
江州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当时天下饥荒，⼭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贼来到，被抓获⼗⼏⼈，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分不满，即刻派⼈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陆肃清，流亡的⼈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在郡东设⽴夷市，⼤收其利。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11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领。杜弢⾃称梁、益⼆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杜弢起义军攻长沙(今属湖南)。五⽉，荀眺弃城逃奔⼴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简，任⼴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312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琅玡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别将王真(⼀说王贡)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周顗狼狈失守。晋
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今江西南昌)为诸军后援。
建兴元年(313年)⼋⽉，杜弢围周顗于浔⽔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可⾄。卿等认能忍饥⽃邪？”部将吴寄
说：“要欲⼗⽇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以相济”(《晋书·陶侃传》)。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撤归长沙。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有事难，⾮陶龙骧莫可”(《晋书·陶侃传》)。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陶侃⼜率周访等进击杜弢，再破义军。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获全胜，王冲⾃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年(314年)三⽉，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下众⼈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败陶侃的督
护郑攀，⼜在沔⼝⼤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动，众必不可”(《晋书·陶侃传》)。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只⼩船，朱伺拼⼒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弢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领职”。
建兴三年(315年)⼆⽉，王敦命陶侃、⽢卓等进攻杜弢。陶侃率周访等进军⼊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败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从微⾄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寇，⽆征不克，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征奔⾛，⼀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来之众，前后累⾄。奉承指授，独守危厄，⼈往不动，⼈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未经信宿，建平流⼈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使西门不键，华圻⽆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之，饥者⾷之，⽐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重险，⾮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众在后，侃距战经⽇，杀其名帅。贼寻⽝⽺相结，并⼒来攻，侃以忠⾂之节，义⽆退顾，被坚执锐，⾝当戎⾏，将⼠奋击，莫不⽤命。
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队，⼒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唇亡齿寒，侵逼⽆限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战，起义军伤亡甚⼤，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弢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西贺县东南贺街)。⼋⽉，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败敌军，斩杀千余⼈，俘虏万余⼈。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库钱，⽗死不奔丧。卿本佳⼈，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头贼乎”(《晋书·陶侃传》)！王贡听了，⾯显惭⾊，陶侃⼼⾥明⽩他⼼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弢逃⾛，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疑是起了重要作⽤。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了很深的嫉妒之⼼。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晋书·陶侃传》)。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难制。另⼀⽅⾯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他⼈。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怒，披甲执⽭，想要杀陶侃，出⽽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起⾝去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
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安有断⼈左⼿⽽右⼿不应者乎”(《晋书·陶侃传》)！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卿外援，我殆不免”(《晋书·陶侃传》)！
两晋之际，门阀⼠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势⼒。然⽽，由于门阀⼠族势⼒依然强⼤以及他们⾃⾝⼒量不⾜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族势⼒。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州。闻陶侃将⾄，杜弘企图利⽤诈降偷袭。陶侃识破
其诈，布兵设阵，⼀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著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函纸⾃⾜⽿”(《晋书·陶侃传》)。竟⼀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四千户。
⼴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境内较为。陶侃⾃从军⼗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事，便早晨起来把⼀百块砖从斋⾥搬运到院中，晚⼜再把这些砖⼀块块地搬回屋⾥。有⼈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致⼒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陶侃传》)。⼈们都⼗分佩服，他勤⼒竟达⾄此。就这样，他在⼴州⼀直呆了⼗年。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王敦起兵反晋。三⽉，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持朝廷，并未实际介⼊，更未在灭王敦对⽴有殊功。陶侃出掌⼤镇，实际是明帝的⼀种精⼼安排。
东晋建⽴后，吴⼈在政治上受到侨⼈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这场侨⼈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族。侨姓⼠族和江东⼠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族之⼒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来说⼗分深刻。王⽒在长江上游的势⼒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重⽤庾亮、郗鉴等⼈，制约王导的权⼒，同时拔擢江东⼠族，在侨、吴⼠族间搞平衡。另⼀⽅⾯，“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晋书·明帝纪》)，使⽅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主荆州，“楚郢⼠⼥莫不相庆”(《晋书·陶侃传》)。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近礼，爱好⼈伦”(《晋书·陶侃传》)。终⽇危襟正坐，⽆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不漏，各种⽂件，全⽤⼿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停滞。他常对⼈讲：“⼤禹圣者，乃惜⼨阴，⾄于众⼈，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益于时，死⽆闻于后，是⾃弃也”(《晋书·陶侃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妙，放荡为达⼠”(《晋书·熊远传》)。⼤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深恶痛绝，声⾔：“樗蒱者，牧猪奴戏⽿！《⽼》《庄》浮华，⾮先王之法⾔，不可⾏也。君⼦当正其⾐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作所得，
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即退还，⽽且还要当⾯批评。⼀次出游，见有⼀⼈拿著⼀把未熟稻⼦，陶侃问他：“⽤此何为？”那⼈回答说：“⾏道所见，聊取之⽿。”陶侃⼤怒，说：“汝既不⽥，⽽戏贼⼈稻”(《晋书·陶侃传》)！让⼈抓住他打了⼀顿鞭⼦。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限已竭。众⼈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产。王敦平后，荆州⼤饥，百姓多饿死。陶侃“⾄秋熟辄籴，⾄饥复减价粜之。⼠庶欢悦，咸蒙济赖”。《艺⽂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产发展，颇得民⼼，这对陶侃影响不⼩。此外，基于⾃⼰巩固地盘和发展势⼒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南陵迄于⽩帝数千⾥中，路不拾遗”(《晋书·陶侃传》)。这种说法显然有夸⼤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事，⼩到⽵头⽊屑，⼤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屑和⽵头都收藏起来，众⼈不知为什么。后逢⼤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屑正好⽤来布地，⽅便⼤家进出。⼏⼗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以陶侃所贮⽵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著想，受到⼈们的⼀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者不已，侃乃渡⽔猎”(《晋书·
陶侃传》)，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之赵⼴汉(西汉⼈，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陶侃也并不逊⾊。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门。侃后见，驻车问⽈：‘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
种？’施惶怖谢罪”(《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才⼲颇为当时⼈所称道。⼀个叫梅陶的⼈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将陶侃⽐之曹操、，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太宁三年(325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族庾亮以外戚⾝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加强建康⽯头城的防卫，另⼀⽅⾯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年)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
主”(《晋书·应詹传》)。可见明帝⽤⼼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年(327年)⼗⼆⽉，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且握有强兵，⽇益骄横，屡抗朝命。晋咸和⼆年(327年)⼗⽉，晋执朝政的中书令庾亮不从朝官劝阻，以历阳内史苏峻终为祸乱为由，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朝，欲夺其兵权。苏峻闻讯，不赴命，同时派参军徐会往寿春(今安徽寿县)约豫州刺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兴兵反晋。⼗⼀⽉，祖约派部将祖涣、许柳率兵同苏峻汇合。⼗⼆⽉，苏峻部将韩晃、张健攻克姑熟(今安徽当涂)，劫掠晋廷盐⽶。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反叛晋廷，投奔苏峻。京师建康(今南京)戒严。晋成帝以护军将军庾亮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于慈湖(今安徽马鞍⼭市东北，长江南岸)阻据苏峻。
咸和三年正⽉，两军战于慈湖，晋军失利，司马流战死，叛军攻陷慈湖。苏峻亲率兵2万⾃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渡江，与晋廷军战于⽜渚⼭(今安徽采⽯)东北之陵⼝，晋军屡败。⼆⽉，苏峻攻⾄覆⾈⼭(今南京⽞武湖南)，逼近建康(今南京)。京师⼤乱。负责守卫朱雀航陵以东的尚书令卞壶统率诸军同苏峻军苦战，战败⽽死。防卫建康其他诸门的晋军也不敌苏峻军，纷纷溃败。庾亮逃奔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苏峻兵⼊建康台城(皇宫所在地)，纵兵烧杀抢掠，驱役百官，改官树党，⾃称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并遣部将韩晃、管商、张健等分别攻下吴郡及义兴、晋陵等地(皆在建康东南)。
三⽉，苏峻南屯于湖(今安徽当涂境)。
四⽉，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与庚亮共推陶侃为盟主，移檄四⽅，共讨苏峻。车骑⼤将军郗誉也于⼴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发兵增援。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直怀疑是庾亮作了⼿脚。后庾亮修⽯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晋书·陶侃传》)。温峤屡说⽽不允。温峤请求他回都，重⼜写信给他⽤他的⼉⼦被杀⼀事来激怒他，他的妻⼦龚⽒也劝他去，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船，昼夜兼程向前进发。
荆州军⾄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名，为名⼠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之⽈：‘庾元规乃拜陶⼠⾏邪！’亮引咎⾃责，风⽌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头以拟，今⽇反见求邪”(《资治通鉴》·卷第九⼗四)！
五⽉，陶侃、温峤联兵4万，直指建康。苏峻闻西线兵势强盛，⾃料难以在姑孰⼀带拦击，遂⾃姑孰还据⽯头城(今南京城西)，分兵抵御陶侃等。六⽉，陶侃诸军进⾄⽯头城。诸军想⽴即决战，⽽陶侃认为“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智计擒
之”(《晋书·陶侃传》)。累战⽆功，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求在⽩⽯垒驻军筑垒，
陶侃不从，说：“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李根说：“查浦地下，⼜在⽔南，唯⽩⽯峻极险固，可容数千⼈，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陶侃笑著说：“卿良将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命在⽯头城东北筑⽩⽯垒，以防苏峻军冲击，并令郗鉴等还据京⼝(今江苏镇江)，以分散苏峻兵⼒。晋军同苏峻军在⽩⽯垒发⽣激战，庾亮激励将⼠，击退峻军。
七⽉，祖约因抵御后赵军失败，⾃寿春逃奔历阳。九⽉，陶侃遣将⾄句容、湖孰(今皆属江苏)等地烧苏峻军粮，后闻苏峻军急攻京⼝⼀带之⼤业垒，陶侃想派兵去援求，长史殷羡说：“若遣救⼤业，步战不如峻，则⼤事去矣。但当急攻⽯头，峻必救之，⽽⼤业⾃解”(《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遂督⽔军向⽯头进攻。温峤、庾亮统步军⾃⽩⽯垒南进击。苏峻遣将击败赵胤部，乘势率数骑突阵，遭晋军阻击，回营时，马失前蹄，被陶侃部将彭世等所杀。苏峻死后，其部属推苏逸(苏峻之弟)为主，闭城⾃守。此时，苏峻军兵势已衰。
咸和四年(329年)正⽉，赵胤派部将征讨占据历阳的祖约，祖约⼤败，逃奔后赵。⼆⽉，各路晋军进攻⽯头城，苏逸等败死。苏峻之乱被平。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兵，多是北⽅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古⼈三败，君侯始⼆，当今事急，不宜数⽽。’”(《资治通鉴》·卷第九⼗四)陶侃对庾亮如此，诸将谁不⼒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
招郗鉴⾃⼴陵渡江扼守京⼝，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劝解，陶侃“乃分⽶五万⽯以饷峤军”(《资治通鉴》·卷第九⼗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复安。⾃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余年的局⾯，没有出现⼤的动乱。社会的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局⾯的出现还是起了不⼩的作⽤。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加⽻葆⿎吹，封长沙郡公，⾢三千户，赐绢⼋千匹，仍驻荆州。
咸和四年(329年)⼗⼆⽉，晋右军将军郭默将⼊京赴任，向江州(治寻阳)刺史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与，因⽽结怨。旋郭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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