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照佛教的说法，“释迦摩尼佛正法世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所谓象法，就是以形象(或绘佛像或雕佛像)教人，又称“象教”，造佛像就是源于此说。
我国佛教造像成为一种艺术，是从东晋末年戴逵、戴 父子雕塑佛像开始的。东晋末年正是佛教勃兴的时代，许多佛教界的著名人士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如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空宗大师释道安及其弟子释慧远，第一个西行取经的名僧法显等。佛教的勃兴带来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兴盛。除了戴氏父子的雕像艺术外，还有以史称“三绝”的大画师顾恺之为代表的绘像艺术，佛教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题材和技巧。
戴氏父子开创的是寺庙佛教造像艺术，佛教造像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是石窟造像。我国最早的石窟造像是建于东汉末年的新疆佛教石窟，而作为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瑰宝流传至今的，是最著名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在人民众心目中树立佛的高大形象，以达到宣扬君权
神授的目的，除了兴建寺庙外，同时还动员大批民工石匠，劈山削崖开凿了许多石窟，雕刻了许多佛像。这些佛教石窟虽起因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但它们同时也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历代雕刻工匠和画匠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艺术遗产。
由于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是在义理方面，不大重视佛教的“象教”，即形象教人，因此，佛教造像(主要是寺庙佛教造像)远不如北方的石窟佛教造像规模巨大，技术精湛。著名的三大石窟就是见证。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北方十六国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位于甘肃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创人为乐尊和尚。相传一天黄昏，乐尊西游来到敦煌与鸣沙山相交接的三危山下。忽见鸣沙山峰顶金光万道，好像千万个佛。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鸣沙山东麓岩壁上开凿了莫高窟。后来的1000多年里，各朝各代相继在此开凿洞窟千余龛。现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1415尊。由于敦煌的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佛教艺术为极其细腻精美的大型壁画和塑像。壁画构图精细，栩栩如生；塑像彩夸张，神态各异。窟内金碧辉煌，绚丽夺目。有人计算过，若将画面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是北魏第5代皇帝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时开凿的。文成帝的祖父太武帝拓跋焘曾发动过一次废佛运动，当灭除佛门的乌云笼罩北魏上空时，笃信佛教的太子晃暗地里保护下了许多佛经佛像和佛门弟子。拓跋焘拓跋晃父子相继死后，拓跋浚一继位，就立即下诏恢复佛教。他把父亲拓跋晃的生前好友、名僧昙曜请进皇宫，尊为法师。文成帝恢复佛教的第二年(公元453年)，昙曜上书文成帝，说北魏历代皇帝祈福祷雨的平城西郊武州塞是座灵山，应该在这里劈山凿壁，开拓石窟，弘扬佛法。文成帝大喜，马上准奏，并请昙曜负责监造云冈石窟。
昙曜经过精心筹划，历时33年，终于开凿出了号称云冈石窟中开凿时间最早、气势最雄伟的著名石窟--昙曜五窟。各窟中镌造主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
、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
清秀侏儒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和奴隶。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更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位。整个洞窟俨然是一幅封建统治的图象。
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祥。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 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自昙曜之后，后人又在昙曜五窟周围继续开凿，从隋唐到明清，云冈石窟在不断扩建。现存洞窟40多个，雕刻的大小佛像、菩萨、飞天、供奉者等石像近10万个。还有不计其数的飞鸟异兽、楼台宝塔、树木花草等浮雕图案。洞中所雕内容有佛的本像，有佛的生平。画面有天上幻境，也有人世凡间。迄今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壮观的第六窟，开凿于孝文帝时
期，全窟约60平方米，是云冈石窟中最大的一窟。此窟中刻的是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佛教故事，由33幅雕刻精美的连环画式画面构成。第八窟中雕有一只口衔小珠、爪趾雄健、半蹲半立的神鸟，状似孔雀，佛经中称之为“那罗延夫”，是印度人想象中的神灵异禽。石匠采用了秦汉以来我国固有的雕刻手法雕凿出这只异国神鸟，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巧妙地融于一体，展示出1500多年前我国古老的雕刻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八个字，最精辟地点明了云冈石窟乃是艺术史上绽开的一朵奇花。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北魏统治中心的转移，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与云冈石窟同为雕刻佛像艺术杰出代表的龙门石窟应运而生。
龙门石窟始凿于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400年的扩建，共凿佛龛几千个，雕刻佛像97360尊，其中北魏所凿占约三分之一。
龙门石窟坐落在今洛阳南25里处的龙门山上。龙门山的两座石峰东西对峙，远看犹如巍峨壮丽的天然门户。滩多湍急的伊水河婉若一条矫健的游龙穿“门”而过，故此地得名“龙门”，又称“伊阙”(阙为缺的美称)。几千座石窟和露天佛龛点缀在两岸峭壁上，尤其是西岸，石窟
一去约二里，壮观无比。龙门石窟与山水美景相映成趣，雕刻艺术与自然景观绝妙结合，令人无比神往，引得历代文人墨客神游此地，吟诗作赋，赞叹不已。
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二洞窟均为北魏时期的产物。
古阳洞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洞窟。古阳洞内两壁镌有三列佛龛，佛像雕琢得富丽精巧，图案纹饰丰富多彩。供奉者像姿态虔诚持重，生动逼真，颇具运动感。古阳洞左侧洞壁上，有一个房屋形状的佛龛，对于研究北魏时期房屋建筑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佛座前的一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子，肌肉强健，野性毕露，体现出北朝石像雕刻艺术的粗犷风格。古阳洞内的造像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所谓“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都在此洞窟中。因此，古阳洞在龙门石窟中素有集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的美喻。
宾阳洞分中、北、南三洞，又称“三龛”。其中以中洞最为古老最为著名。中洞开凿于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建成，历时24年。主佛像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菩萨，面相清瘦略长，衣纹折迭规整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南北两壁为一佛、二菩萨，洞顶雕刻莲花宝盖和10个迎风飘逸的伎乐飞天。洞口内壁两侧是两幅大型
浮雕，其中一幅表现魏孝文帝和皇后礼拜佛祖的隆重场面，叫《帝后礼佛图》。雕刻得异常精美。可惜这幅雕刻艺术珍宝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了国外。宾阳洞的南北两洞始刻于北魏，完成于唐初。
龙门石窟还保存了历代碑铭题记，总计约3680件，是研究我国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其中中外驰名的“龙门二十品”，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
与云冈石窟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龙门石窟在佛像造形、雕刻手法等方面与云冈石窟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云冈石窟的雕像都是直眉、长目、高鼻、厚唇，表情威严肃穆，衣着为右袒或通肩式。而龙门石窟中所雕佛像眼若纤月，眉作半弧，鼻翼丰满，嘴角微翘，若含微笑，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毫无胡服痕迹。这显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改制后的反映。从古阳洞和宾阳洞壁上的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模仿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手法之处，如《帝后礼佛图》。可见，龙门石窟的雕刻已是南北艺术艺技融会交流的结晶。
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了我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蓬勃发展。敦煌莫
高窟的雕塑艺术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和勤劳智慧，是我国乃至全人类的璀灿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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