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官民的岁时祭祀及其重⼼
摘要：从祭祀实践及其在地⽅衙门公务活动中所占据的时间来看，祭祀活动实为清代地⽅衙门的重要“⽇常公务”活动之⼀。但官⽅祭祀远⾮清代祭祀活动的全貌。清代民间的岁时祀神祭醮活动⽐之官⽅祭祀更近于⽇常。以“会”“社”等形式为主的民间祭祀酬神活动，是民间⽣活中最为欢乐的“⼤⽇⼦”，也是民间长久存在的⽣活⽅式与习惯。官⽅祭祀不可离开“为民谋求福祉”的重⼼，民间祭祀则具有明显的求⼀⼰私利的功利性特点。官⽅与民间祭祀所代表的，正是传统祭祀观念中两个不同的重要层⾯。
关键词：清代；官⽅；民间；祭祀重⼼
作者简介：赵娓妮，四川⼤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成都610217)。
基⾦：国家社会科学基⾦重⼤项⽬“民国时期荣县档案整理与研究”(13&ZD152)。
以祭祀活动为代表的礼仪⽣活，是传统时代形式化的普遍精神⽣活，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是进⼀步认识传统社会的重要历史⾯相。以清代为例，朝廷礼制规定的官⽅祭祀活动已相当频繁。根据《钦定⼤清会典事例》,⼀岁中仅三个等级的祭祀活动:⼤祀、中祀、祀，加起来即有数⼗个种类之多。1 其中，更有⼀些祭祀活动，每⽉⾄少需举⾏两次，如⽂庙祭祀。因特定原因⼀岁中需要重复进⾏的祭拜活动亦复不少。2
单是官⽅正祀便已如此密集，遑论民间祈报风俗之盛，迎神报赛⼏成为基层社会的⽣活重⼼。⽽欲了解地⽅祭祀活动的总体情况,⼤概没有⽐以⼀岁为单位更好的考查⽅式了。
⼀、清代地⽅的岁时官⽅祭祀
每年⽴春前⼀⽇，各地⽅(州)县⿎乐喧天、彩幡激舞、笑语欢声，知县扬鞭打春，众⼈争相触摸春⽜，喜取⽤以制作春⽜的黄泥，以讨是年丰庆的好兆头，此为“迎春⼤典”。3 典礼所祀之神为芒神，其意义显然也在于勉励农事。新春⽴⾄，官民共祈新年好天时、好收成。
热闹的迎春祭祀活动拉开了⼀年春祭⼤典的序幕，接下来,⼀系列的祭祀典礼将陆续登场。从正⽉到三⽉，各级衙门的⽂武官员将花费不少时间参与或主持各官庙的春季祭祀活动。总体上，地⽅各衙门岁时官⽅祭祀活动逐⽉有之,⽽春、秋祭祀⼤典尤其受到重视。地⽅各衙门岁时主要祭礼及其举⾏时间如下。
正⽉“祈⾕”，如前所述，典礼事关农事，设祭祀于先农坛，时间为“上⾟⽇祈⾕于上帝”,“如⽴春在上⾟⽇后，则以次⾟”；此⽉并“祀先蚕”。4
⼆⽉，春祭的重头戏，主要祭礼包括“祭社稷”,“以上戊⽇”致祭。此外，该⽉并择⽇“祀太岁”,“祭先医”，祭“历代帝王”。尤其重要的是,⼆⽉上丁⽇祭祀⽂庙及关帝庙、⽂昌庙。5
清朝⾃顺治初年起便已定制,“直省府州县，各⽴厉坛于城北郊”，每年三次按时致祭，仲春三⽉亥⽇，于先农坛⾏“耕耤”礼。⾄清明节，则有“祭戊”,6地⽅守⼟官祭祀“⽆祀⿁神”，届时，守⼟官谒城隍庙祭城隍神。此外是⽉还有⿊龙潭祭“龙神”祈祷⾬泽之礼。7以上诸祭例皆属春祭⼤典，被视为相对更重要的祭祀活动，全国各直省⼀体遵⾏。
四⽉除朔、望例⾏祭祀外，官⽅并⽆其他⼤型祭典。
五⽉⼊夏。本⽉⼗三⽇，继⼆⽉春祭后，再⾏致祭关帝。六⽉官⽅祭祀活动亦颇繁。六⽉朔⽇，再⾏致祭龙神祠。此⽉时值孟夏，还需“择⽇⾏常雩礼”，祈祷⾬泽。届时，移城隍神牌位于社稷坛，不另设坛为祭。此⽉还逢“万寿圣节”，分别致祭“北极佑圣真君”“东岳”及城隍神。⼆⼗三⽇，地⽅官于⽕神庙祭祀“⽕神”。七⽉⼗五⽇是民间俗称的“⿁节”，复⾏“祭戊”，继清明节之后再祭⽆祀⿁神，仍奉城隍神位。
⼋⽉之后是秋祭⼤典时节。该⽉上丁⽇,“择⽇致祭先师孔⼦”，并祭关帝、⽂昌。九⽉戊⽇，再祭社稷。是⽉并祭⽂庙、关帝及⽂昌，这是春祭与秋祭不可或缺的活动。此外,⼋⽉并祭“炮神”及“旗纛”。⼗⽉⼗五⽇，再“祭戊”。冬⼗⼀⽉上甲⽇，祭先医。8
以上祭祀内容⼤部分属于祀典中所规定的⼤祀、中祀。直省地⽅祭祀中的祀则包括“风、雷诸祀”及直省“⼭川诸祭”，地⽅往往于祭祀社稷等神祇时⼀并致祭。例如各直省祭祀境内⼭川，均以春秋仲⽉祭社
稷坛之戊⽇同祭。但亦有地⽅为被封敕的风、⾬、雷、湖、海、⼭川等各神祇建有专门祠庙者，或是奉旨增⼊祀典之各神祇，则各依其时往各祠庙致祭。例如，清代“敕封⼤渡河神为护国之神”并增⼊祀典，四川当地守⼟官则须“春秋致祭”。⼜如因“能驱蝗”⽽增⼊祀中的“刘猛将军
清代“敕封⼤渡河神为护国之神”并增⼊祀典，四川当地守⼟官则须“春秋致祭”。⼜如因“能驱蝗”⽽增⼊祀中的“刘猛将军庙”，各地⽅须依时祭祀。9
祀还包括炮神、旗纛、城隍、⿊龙潭龙神、司⼯之神、司机之神、司仓之神、东岳、先医及御灾捍患诸神。“御灾捍患诸神”包括各地因御灾捍患、福佑⼈民⽽获准进⼊祀典的各类神祇，名⽬众多。如康熙⼗⼀年(1672)题准四川成都府“武侯庙”,“⼠民祠祀千四百年。⽔旱灾伤，有祷辄应，列诸祀典，春秋致祭”。10
仅仅观察上述列⼊祀典的各类祭祀项⽬，就算把祭祀看作地⽅官的重要⽇常⼯作,11恐怕也丝毫不为过。频繁的⽇常祭祀活动，给⼈留下的印象是，礼拜对象众多，其礼数繁复以⾄每每叠床架屋、盘根错节。试想,⾝着蟒袍补服的守⼟官，频繁出⼊于⽓象不凡的祠庙坛壝，他们黎明未⾄即已起⾝,⼩⼼整束⾐冠,⼀路策马疾驰，为的是即时12现⾝⾹烛摇曳、供奉如仪的祠宇⾹案祭坛前。在祭祀之⽇，黎明的祠庙中必定官绅济济，主祭、与祭于此观礼佾舞唱赞、静闻圣⾳雅乐，叩拜祝祷、饮福受胙。即便不计其他祭祀活动，地⽅守⼟官也必于每⽉朔、望两⽇，往⽂庙学宫、关帝庙、⽂昌庙、城隍庙⼏处
谒庙⾏礼，谓之“⾏⽉⾹”；遇春夏⾬旸，则有祷晴祈⾬之祭；发⽣蝗灾疫疠，亦必到庙拈⾹。其中⾬旸之祷年年不免，若遇年景不佳，则⼀年数回亦⼗分寻常。此外，每值⽇⾷⽉⾷，亦需依祀典规定设神位祭祀，称为“救护”之礼。13
清朝的历代帝王对地⽅官按照祀典的规定定期组织及举⾏各处祭祀活动的情形，清代以⾄民国的地⽅志均不乏记载。14⽽现存清代⼀位地⽅官员的⽇记，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清代地⽅官吏参与祭祀过程的了解。
在清咸丰⼋年(1858)举⼈潘观保15所留下的⽇记稿本中，有⼀部分内容记录的正是其在河南章卫怀兵备道任上时，作为地⽅武官参与祭祀活动的情形。潘观保作为陪祀武官，像⽂庙这类祭祀典礼是不与祭的。因此⾝为武官，理论上与祭的次数不应该太多——⾄少⽐同级⽂官更少，然⽽事实上，从潘观保⽇记记载看来，他⼀岁中与祭的次数已然是相当不少。
在完成隆重的新年家祭之后，潘观保于光绪九年(1883)新年头⼀天便以⼀系列公祭活动开端。正⽉⾥除寻常公务外，他还将于正⽉⼗五⽇谒黄⼤王庙⾏⽉⾹。正⽉廿⼆⽇，谒⽕神庙⾏礼。⾄⼆⽉，春祭的重头戏上场，祭礼更繁。此⽉潘观保的祭祀⽇程先后包括：致祭龙神(初五⽇祭);⽂庙、孟⼦祠(初六⽇祭)；社稷坛、神祇坛、城隍(初七⽇祭)；武庙⾏礼(初⼗四祭)；黄⼤王庙⾏礼(⼗五⽇祭);⼆程夫⼦(⼗六⽇祭)；岳渎之神(廿⽇祭)；卯刻春祭仓神、春祭僧忠亲王祠。此外尚有⼀项重要的家祭：清明祀祖(廿七⽇祭)。其中“黄⼤王庙”、僧忠亲王祠，当是该省经敕封后⼊于祀典的“祀”。“孟⼦祠”“⼆程夫
⼦”祠等，则或是该地所敕封专祠祠祭中的内容。三⽉祭仪稍简。此⽉有属于春祭的先农坛⾏耕耤礼，是相对较隆重的典礼。其他则是⼀些常规祭祀,⽐如三⽉朔、望⽇的致祭城隍、关帝。
关于秋祭，潘观保的⽇记保留了⼀张某年秋祭的⼿抄⽇期单，上⾯写道:
本年秋祭⽇期单
⽂庙⼋⽉初四⽇
社稷坛初五⽇
⽂昌初六⽇
以上抚台亲祭。
武庙初⼋⽇
岳渎初⼗⽇
⽕神⼗⼆⽇
孟夫⼦⼗四⽇
龙神⼗五⽇
刘猛将军⼗六⽇
仓圣⼗⼋⽇
河神⼆⼗⽇
河神⼆⼗⽇
程⽒两夫⼦廿四⽇
忠亲王廿五⽇
以上委藩台祭。
禹王，九⽉初⼗⽇，抚台祭。
从上述潘观保留下的相关春秋祭的⽇记⼿稿中不难发现，其记载从内容到祭祀时间亦均与清代祀典的规定相吻合。
从现有资料来看，遵照国家祀典的相关规定，从皇帝、朝廷到地⽅各级衙门，各种祭祀典礼均可谓举⾏如仪。究其原因，除
了“祀”居“国之⼤事”之⾸这⼀观念使得祭祀典礼⼀直受到⾼度重视外，祀典对各项典礼内容的细致规定，客观上也使得祭祀典礼可以顺畅进⾏。清代对⼤祀、中祀、祀等各类祭祀典礼，除了规定祭祀时间外，对祭祀场所亦有要求，包括建筑结构、规格、形制甚⾄材料，此外对主祭、与祭⼈员及其⾏为、服饰，参与祭祀的引赞、礼⽣、乐舞⽣以⾄众多的乐舞曲⽬、式样，祭器、牺牲及其呈献，祭⽂、仪注等等，巨细弥遗，均有规定。16若是内容规定相对繁琐些的典礼,⽐如⽂庙祭礼，则按规定仅仅祭器⼀项就有数⼗种之多。总体上，祭祀典礼可谓雍雍肃肃、其制煌煌。17
⼆、民间岁时祭祀活动
⽐之官⽅祭祀，民间岁时祭祀活动单就频密程度⽽⾔，则有过之⽽⽆不及。同官⽅祭祀不同，民间祭祀进⾏的依据不是国家制度⽽是习俗，以家庭或者民间祭祀组织——“社”“会”或“局”等最常见的单位进⾏。
尽管因地域、风俗的不同，民间四时节庆与祭祀活动在名⽬、⽅式等⽅⾯有差异，但从各地地⽅志的记载来看，总体上同多于异。清代民间以家庭为主的祭祀活动⼤致如下。
除⼣⾄正⽉初⼀，是⼀般家庭祭祀的重要时间节点。⽆论贫富，清代⼈的除⼣均围绕家祭进⾏。据清末⼭西举⼈、乡绅刘⼤鹏的记载，在清朝⿍⾰以前，他家的除⼣如是进⾏:
每当除⽇，彻夜不眠，始则备办祭物、洗涤祭器与夫迎神祀祖等件。继则为供养⽗母饮⾷酒肴，以及⾐服鞋帽，终则率妻⼦洒扫庭堂，伺候⽗母起居。迨⾄五更，迎神拜祖：供祭⾷、上长⾹、燃红烛、爆柏柴，家庭之内红光照耀如同⽩昼。各寝室中，俱燃明灯，通天彻地、尽为⽕光，真乃吉⽇良⾠也。18
未⼊仕之举⼈刘⼤鹏，其家境并不殷实。上述描述⼤概颇能代表乡间⼀般家庭除夜的情形。
接下来正⽉初⼀⾄⼆⼗五,⽆论⼠庶，先后⼤致分别有初⼀寺庙拜谒，初⼆祭财神，初九⾄⼗五“上元会””九皇斋向”“请紫姑神”“⽕龙⽵马戏”,“通宵⾦⿎喧阗,⾄望五⽇夜三⿎⽅息”。这⼀时节,“⼠⼥多袨服靓妆郊游，谓之游百病”；祭仓神,“各家称觞⾷⾁，庆贺良⾠，晚间亦皆张灯。村社⼈民击⿎鸣锣以庆升平,⽆不举⼿加额⽈：盛哉乎!斯世”。其间穿插着鞭炮齐鸣、锣⿎游⾏及“冒雪歌舞，穿街过巷，以取快乐”的社戏。19
⼆⽉则先后“醮谢中霤”，祭祀⽥祖，以祈⾕实。望⽇，则“酹酒以祝花神”，各乡神祠、⾹会⼤启。春分前后，则“官中祠庙皆有⼤⾂致祭，世家⼤族亦于是⽇致祭宗祠，秋分亦然”。20七⽇⾄⼗⽇，均有名⽬不同的庙会。譬如四川三台县“⽢露寺莲花台之观⾳会”，盛况空前,“皆百货麕集、⼠⼥如云”。21
三⽉则有寒⾷节。是⽉,“⼠⼥多郊游者谓之踏青”，清明前后，扫墓祭奠先⼈,“则城乡皆然”。22继⽽有官绅“祭戊”,⽽民间往往因此张乐演剧，称盛⼀时。四⽉⼋⽇为佛诞之期，僧寺作会，则酬神赛会，皆所不免。五⽉⼀⽇前后，则“城隍出巡”,“出巡之时，皆以⼋乘肩舆舁藤像⽽⾏，有舍⾝为马僮者，有舍⾝为打扇者，有臂穿铁钩、悬灯⽽导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者，神舆之傍⼜扮有判官、⿁卒之类⼻亍⽽⾏”。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23五⽉五⽇“天中节”，俗⽈端午。
⾄六⽉六⽇，则为“天贶节”，祭祖庙并祖墓祭扫。是⽉若所操业与江河有关，则“⾈⾏者举王爷庙之祀”,“王”即蜀守李冰，为“勅封通祜王”。“农民亦醵⾦醮社公”，即“⼋蜡司啬之神”，俗谓之“青苗⼟地”。各乡神会“具举有燃巨烛⼤于柱者”。⼆⼗三⽇，祭马王。⼆⼗四⽇，民间祭关帝,“岁以为常，鞭炮之多与新年⽆异，盖帝之御灾捍患、有德于民者深也”。24
七⽉七⽇之⼣，妇⼥焚⾹，献⽠果向空跪祝天孙，以“乞巧”。故此，江宁以七⼣为⼥⼉节，川俗亦然。七⽉⼗五⽇为中元节，祀祖先及⽆祀⿁神，谓之⿁节。“向晚⼈家皆于⼤门外化纸招魂，浮屠⽒则于庵寺作盂兰会，以荐⽆祀之⿁。夜或设坛，各街市以曲饼为⿁⾷遍抛地上,⼉童争拾之”。25⼋⽉“祀社”，社⽇，诸乡各祀其社。
九⽉，重阳登⾼，并各乡⼤赛⼟神。届时或演戏(即“酬神”戏)，或“设酒⾷待亲友、兴孝乡”，因九、⼗⽉为农闲，故民间往往以此时“为朝会期”，演戏、聚会、宴客多于此时。26
⼗⽉朔⽇，祀祖。“市铺⽤纸制⾐履、衾褥等物,⼈皆买之。诣祖茔和纸钱焚化，谓之送寒⾐”。27⼗⼀⽉冬⾄,“郡⼈设酒馔、焚楮币，以祀祖先”。28
⼗⼆⽉，俗称“腊”。⼆⼗三⽇“祀灶”，俗云“送灶神上天”,“以糖为饼名⽈灶糖，谓黏神齿，勿令说⼈间是⾮”。三⼗⽇夜为除
⼣,“馔祭祖先毕，合家酒⾷”。29
可见，同官⽅祭祀⼀样，岁时祀神祭醮的活动可谓充斥民间⽣活。然⽽，以上却远⾮民间祭祀活动的全貌。除了上述祭祀活动之外，有组织的以祭祀为主要⽬的、以“会”“社”等形式开展的祭祀活动,⽅为民间祭祀的重⼼。
前述官⽅祭祀的仪式虽相当隆重热烈，但除迎春、耕耤、祭戊之外,⼀般城乡居民(⼠绅除外)却⽆缘参与。然⽽，民间显然并不缺乏⼤型祭祀活动。从实际的情形看，在“会”“社”祭祀活动中的迎神赛会、酬神演戏与集市贸易以及兼有这⼏项内容的庙会中，民间对祭祀活动的热衷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各类“会”“社”可能以家族或村为单位，也可能是跨家族、跨村庄形成的⼈数众多的⼤“会”与⼤“社”。30
在清代四川省南部县档案中,⾄少有⼆⼗种以上的各种名⽬的“会”。在这些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会”“社”31中，有专为某⼀特定寺观祭祀⽽发起成⽴的,⽐如为药王庙的祭祀⽽成⽴的“药王会”,32以
及通常为本家族先祖故⼈坟茔祭扫及筹办族内亲⼈亡故丧葬事宜⽽成⽴的“清醮会”或“清明会”。33也有兼为多种⽬的⽽成⽴的,⽐如为⽂庙祭祀及宾兴等⽬的⽽成
的“会”,34既可协助⽂庙祭祀，亦有补于寒门学⼦膏⽕费及赴试盘缠。还有以⾏业从业者为主体发起成⽴祭祀本⾏业所奉祀神明的“会”,⽐如屠户所成⽴的“桓王会”，理发剃头⼀⾏的“罗祖会”,⽊匠⼀⾏的“鲁班会”。35此外，更有涵纳了若⼲前述各会的“总会”，如南部县的“天上宫(会)”，该天上宫为总会，其中⼜包含了“⼤会”“元宵(会)”“王爷(会)”“报本(会)”等若⼲⼩“会”。36
民间此种“会”的存在应是⼗分普遍和寻常的。如⼴东民间“各业所奉之神”包括：药材奉神农，裁缝奉黄帝,⽶业奉后稷，丝业奉嫘祖，胥吏奉萧何、曹参，演戏奉唐明皇,⽵篾奉荷叶先师(鲁班之妻)，商业奉财神，鞋业奉达摩祖师等等，不⼀⽽⾜。37
⼜如，清代南部县富利场乡民杨兆荣等七姓⼈家，其先祖⼤都⾃外省⼊川。迁徙⾄南部县定居后，七姓先祖“公积会资五百余串”，建成禹王宫，并因之积成“禹王会”。该会先后购买铺房等产业出租、出佃，以所获租息、佃资等作为会众于禹王庙焚献之资，各姓轮当会⾸。光绪年间,“禹王会”会众因⼀次构讼被知县勒令查账，结果查明,⾃同治元年(1862)⾄光绪⼗⼋年,“禹王会”共收⼊会钱四百九⼗六千⼆百四⼗⼋⽂,⽀出会钱⼆百七⼗千零⼀百⼀⼗⽂,31年过去，其所积存公产仍有盈余可资运转。可见，照此会⾸轮流执掌会资并予以投资经营的⽅式，各“会”对祭祀焚献的存续和推进确乎已不为难事,⽽这恐怕也正是各神会实现其祭祀焚献功能的正常情形。38
各“会”最基本的花费包括祭祀费⽤、会内成员定期的宴集以及迎神赛会和酬神唱戏等相关费⽤，实际花销相当不菲。但相关史料均显⽰,“会”的存在⼗分稳定,⼀经成⽴往往经年不散，甚⾄不乏经历⼏辈⼈⽽依然存在者。
如浙江象⼭的夏王庙祭祀，据道光七年(1827)正⽉该会逐户查核会众户数确认，该社共有会众(当地亦称“祀户”)近600户共1400多⼈。会众分为“⼗班”，亦即共有⼗“会”。截⾄道光九年，会众共积有公产庙⽥“四⼗四亩九分”，据此，可以“每年收典⽔钱六⼗⼀千五百⽂”。这笔钱即是⽤于岁时焚献、会众筵席与赛神、酬神等项的花销。因为办祭，该会⼀年的花费确乎不少。单看演戏⼀项，道光⼋年该会酬神唱戏始⾃三⽉⼗⼆⽇(次⽇即为夏王诞⾠),“迎⾹亭”“踏橇”“⾳筵酌献”等纷纷登场，仅仅⼀会的会众即已达上千⼈，赛会之⽇,“五境”会众相聚,⿎乐喧天，摊贩云集，场⾯喧嚣⽽欢腾。庙会中的迎神,“⾃⼆⿎⾄五⿎”，热闹竟⽇。⾃神出巡始，各社分别上演“出巡戏”。末了，送神归庙，城中灯⽕璀璨，此时各社夜演登场，名⽈“安神戏”。据记载，此会的这类酬神活动⾃宋政和⼆年(1112)已举⾏“七百⼆⼗七次矣”。39
总体上，民间城乡的祭祀当然不限于⼆、⼋⽉的春、秋⼆祭，但春秋祭时值播种前和秋收后农闲的好季节，因⽽，民间迎神报赛的重头戏亦普遍于此时竞相登场。如清代河北蔚县,“当春祈秋报⽇,⾥社率备牲醴祀神，召优⼈作乐娱之。随各邀亲识来观,⼤⼩骈集竣事。会中⼈依次叙坐，享馂余,⿎笙吹阗，必醉饱乃⽌”。40酬神戏的费⽤主要以其会钱垫⽀，如上述象⼭夏王庙会,⽽这⼀做法在其余各地亦很
普遍。
可见，民间祭祀活动在形式上相当丰富，组织上颇有章法。从时间上来看,⾃岁⾸⾄岁尾⼏乎⽆⼀⽉⽆“会”“社”祀事，其开展可谓相当频密，同时，此种民间祭祀活动组织延续时间之久亦令⼈印象深刻。
此外，民众亦普遍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西乡绅刘⼤鹏在他的⽇记中较为全⾯地记录了他所居住的太⾕县纸坊村、县城、晋祠村及邻近村庄中举⾏酬神报赛及庙会的情形,⼤致如下。
三⽉是城乡及各村庄相继举办迎神抬搁及报赛活动的⾼峰时节。届时,⾥中演剧、燃放烟⽕，街上奔忙赴会的⼈“未晓即⾏嘈闹”，络绎道途。据刘⼤鹏记载，有⼀回其村兰若寺上演神戏以敬奉蔡侯时,“来观者⼗分众多”,“约数万⼈”。“予家驻客七
⾏嘈闹”，络绎道途。据刘⼤鹏记载，有⼀回其村兰若寺上演神戏以敬奉蔡侯时,“来观者⼗分众多”,“约数万⼈”。“予家驻客七⼋⼈”，午餐者则达⼆三⼗⼈。为此,“村乡演剧酬神，家家户户莫不备饭，此俗相沿历年已久,⾮⽌⼀⽇”。三⽉这样的酬神活动各村相继举办，热闹的⽓氛在城乡各处延续。
四⽉⼗四⽇是吕祖寿⾠，有晋祠庙会,“观者如堵”。五⽉⾥，先后有“本社演傀儡戏”，其俗“相沿已久，牢不可破”。接下来则是端午⼤戏，城隍庙会演戏⼀连数⽇。六⽉有“天贶节”,“晋祠、练桥、纸房，三村渠甲演剧”,“亦⾥巷之盛事也”。
七⽉通常更加热闹。⽉初，晋祠赛会,“每岁今⽇，县民抬搁⾄晋祠，迎请⼴惠显灵昭济泽沛翊圣母到县南关乡龙天庙，路经余⾥，远近观者甚众,⾃朝⾄午，车马⾏⼈⾃吾门⽽过者，络绎不绝”。对此，刘⼤鹏指出,“此多年之旧俗也”。
⼋⽉则适逢中秋，各村亦先后酬神演戏,“妇⼥满场,⾐服⽆不华丽，卖⾷物者甚多。”秋成报赛，渐⼊农闲，各处赛神演戏轮番登场，直到岁暮。41
民间的赛神、酬神及通常包括这两项内容在内的庙会源于隋唐时期。42这项活动在清代亦⼗分引⼈注⽬，具有⼗分突出的特点。⾸先，这项活动具有组织性，将⼏乎所有基层社会中的个体囊括其中，因⽽具有⼗分⼴泛的参与性；其次，活动定期举⾏且⼗分频繁，这使得民间祭祀活动成为民众⽇常⽣活中富有吸引⼒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活动的⽅式集祭祀、娱乐、集市交易与城乡居民交往于⼀体，成为能够同时为基层民众提供精神享受及社交、娱乐与物质需要的⼤型集会，这使得民间祭祀集会活动已经具备了如某些学者所讲的“狂欢”43意义。
尽管会、社所组织的民间祭祀活动是当时社会祭祀活动中的⼀项重要内容，官绅们却有不同观感。清代官箴中地⽅官对民间过度酬神赛会的批评与指摘俯仰皆是。如《学仕录》就针对民间戏⽬的亵慢之风说:“民间酬神演戏，在所不禁。但祗宜演忠孝节义之事，以达敬忱、以资观感。乃川省另有所谓灯班者，所演多系淫亵⽆礼，备极形容。男妇聚观、毫不知耻，坏⼈⼼⽽导淫邪，莫此为甚!”44除了对邪
淫之戏导致民风不正的担忧外，更多的批评则集中在民众因热衷赛会演戏⽽废业耗财的问题上。《福惠全书》就指责民间不惜举债⽽办会的现象:“赛会迎神，质⾦借债，意谓媚神求福。”45⼴东省祷祀靡费的情形⼗分典型:“粤民最信⿁神，故淫祀遍地。寺庙之巨丽，僧道之豪富，鲜与为俪。因之，销耗民财、窟⽳奸盗，祷祀之费，急于医药。巫觋之命，尊于⽗师。蠧国殃民，莫此为甚。”46⽽另⼀位地处河南共城的⽗母官，亦厉声斥责为了赛会看会⽽不计其费的该处百姓:“共城⼩⾢，尔驰情赶会、肆志烧⾹、千百为、如蜂如蚁，不惜五铢之费，顿轻千⾥之途。朝⼭拜谶、⼴济妖僧。”该令为此痛⼼不已:“不忍尔辈长此梦梦。”47
由这类普通城乡民众对民间酬神活动的⾼度热情与投⼊可知，民间祭祀与醮神是何等频繁和近于⽇常。民间所建的寺观庙宇与祠堂,⼏⽆⼀县不在数百处以上，远远超过官⽅正祀祠庙。48甚⾄某些位居要冲之地,⼀乡⼀镇的祠观庙宇就逾数百处。清代各(州)县城池中最为宏阔、精致的建筑必定是这类祠庙，即便官署衙门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为此不能不说,
以“会”“社”等形式为主的民间祭祀酬神活动，是民间⽣活中最为欢乐的“⼤⽇⼦”，亦是经过岁⽉沉淀后形成的⾮常牢固的民间风俗及⽣活习惯。
三、官⽅与民间在祭祀重⼼上的分别
官⽅祭祀与民间祭祀的区别⼗分明显，其所代表的恰好是传统祭祀观念中两个不同的层⾯。官⽅祭祀，
尤其是地⽅官员祭祀中，为民谋求福祉是其重点。如前所述，正⽉“祈⾕”“祀先蚕”,⼆⽉“祭社稷”，仲春三⽉“耕耤礼”，这些均为祈祷地⽅农事的丰稔。⼋⽉为秋收季节，因此该⽉的祭祀多以“报谢”为名。除对农事的祈祷祝福与报谢外，传统社会中对民⽣福祉有着巨⼤影响的因素，如风⽕雷电、旱旸⽔涝等⾃然灾害,“城隍神”及其他各“御灾捍患诸神”，也是祭祀关注的重点。农业丰歉及⽣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民⽣中最为紧要者，因⽽构成地⽅官祭祀活动中最为主要的内容。此外,⽂庙、城隍庙、关帝庙祭祀则事关⽂风昌达与地⽅安宁，更是地⽅福祉之重，故每⽉朔、望则必定⾏礼。
直接表达地⽅官祭祀所关切者，莫过于祭祀活动中所焚献的祝⽂。如光绪时容城县的⼀位知县在其祭祀先农的祝⽂中就说:“惟神肇兴稼穑、粒我蒸民，颂思⽂之德，克配彼天，念率育之功。”在⾏将为神明举⾏“三推之典”前，祝⽂先把先农热烈颂扬⼀番。随后,⾝为“恭膺守⼟”者，知县继⽽祈愿神明,“五风⼗⾬，嘉祥恒沐”，宁馨嘉惠常施，不忘对⽣民长相护佑。49另⼀则祭祀“风云雷⾬⼭川城隍”的祝⽂，开篇亦对诸神赞道:“神赞襄天泽、福佑苍黎。”然后祈祷神明“保安贞”,“资捍御”,“幸民俗”,“温肃攸宜、磅礴⾼深”,50为黎民众⽣提供庇护。
但在民间祭祀中，民众的关切则更关乎个⼈、家庭或家族的⼀⼰之私。这⼀现象反映出传统社会中“⼠”“庶”社会⾝份间普遍存在的差异。“礼不下庶⼈，刑不上⼤夫”，这句话对于“⼠”“庶”这两类传统社会⾓⾊进⾏了明确的定位。传统社会中,“⼠”代表国家⾏使治理国家之权⼒;“庶”即百姓、民众，相对于治理者⽽存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提倡“平等”，然⽽现有研究对其
中“不平等”现象的观察却多有不尽全⾯和准确之处。这是因为,⼤多数研究者只注意到“⼠”所享有的权利多于“庶”,⽽完全忽略了传统时代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强调亦远多于“庶⼈”。这⼀现象⼗分重要，因为在此情况下当“庶⼈”做错某些事情、甚⾄违反某些法律时，他们可能被免于处罚，或被处以轻于法律规定的处罚，所谓“愚民贫民不可遽责以圣贤之道”，民不知圣贤之礼义，故难以圣贤之礼义责之，反倒是对民负有教化和管理职责的“⼠”需要反思、改进其教化与治理。51
“⼠”与“庶”或官与民，在⾓⾊分配上的差别在整个传统社会中持续存在，并且构成了观察当时政治制度及社会治理效果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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