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见与不见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见与不见
孙太
【摘 要】宇文所安在唐诗史研究中有其新见:首次对初唐诗进行整体研究,发掘宫廷诗三部式结构,重新界定陈子昂文学地位;颠覆诸多盛唐文学成说;引入"中世纪"这一视角,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中唐文学风貌;对晚唐诗歌进行互文性研究,提出文学史不等于朝代史的文学史观.但他的唐诗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误读和偏见:如对寒山、王梵志以及女诗人的忽略,"中世纪"视角研究的有效性问题,选文定篇比例严重失衡等.梳理其唐诗史研究中的新见和缪见对于国内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热潮是回顾也是反思.
杜甫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17)011
【总页数】8页(P63-70)
【关键词】宇文所安;唐诗史;新见与缪见;重写文学史
【作 者】孙太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2
在海外汉学中，哈佛大学一直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重镇。文学史研究是哈佛学者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众多哈佛学者都有此方面的成果，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韩南(Patrick Hannan)、李欧梵(Leo Ou-fan Lee)、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等，尤以宇文所安的建树最为富瞻。
宇文所安原名斯蒂芬·欧文，他以研究唐诗史为主，同时也涉及唐代之前和之后的中国诗歌发展研究，并有数量不菲的中国诗歌翻译出版。宇文所安在唐诗史研究领域的著述较为丰富，包括《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等文学史专著，其《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化文学论集》也是一本极富文学史性质的论集，他早期著作《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也与唐诗史研究直接相关。在其唐诗史研究中，宇文所安有新的发现、洞见、创见和创建，
但也有一些不见、偏见和缪见。研究并指出这些见与不见，期能对于国内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热潮，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新见和创见
对初唐诗歌进行整体研究，关注初唐诗歌的独立价值，强调初唐诗歌在唐代诗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宇文所安可谓是第一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李珍华教授认为，《初唐诗》是研究唐诗的“一本杰作”，宇文所安是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处理的“第一人”，该书的“最大贡献”是探讨了宫廷诗的风格及其与初唐和盛唐的关系。[1]400国内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傅璇琮对宇文所安及其唐诗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同李珍华的观点，赞扬宇文所安是系统研究初唐诗歌的第一人。傅璇琮写道：“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流的链索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2]
相比之下，之前的大陆学者受固有的文学史观念影响，以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局限因素，他们编撰的文学史在涉及到初唐文学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初唐诗歌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公允。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厚厚两卷本，分给初唐文学的篇幅却只有二十三页，其中还包括隋朝文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多达四卷，但在论及初唐文学时，其篇幅也只有薄薄的十九页，包括隋朝文学在内，只相当于该书分配给盛唐诗歌的四分之一篇幅。不仅如此，很多文学史家认为初唐不过是六朝文风的继续和盛唐诗歌的准备阶段，初唐不过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阶段”[3]18。对于陈子昂的诗论和诗歌作品，国内学者常有言过其实的评价：“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风气”[3]11，这个引文的前半部分是关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改革中地位的评价，认为他是在复古之中求革新，这样的评价是合乎实际的。但是引文的后半部分对于陈子昂诗歌创作实践的评价，就有些夸大的地方，因为陈子昂的诗歌并未完全摆脱齐梁诗歌的影响。宇文所安认为，以前的文学史给予陈子昂在初唐文学史上最高的地位，是因为杜甫、韩愈、元好问等人对陈子昂的评价。“但是，在陈子昂自己的时代，他仅是一个次要的有才能的诗人，被李峤、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掩盖住
了。七世纪最后几十年和八世纪开初几十年是宫廷诗最后的伟大时期，它的‘夕阳无限好’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诗风格发生的变异，对于唐诗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可能超过了陈子昂的彻底否定宫廷诗。然而，仍然是陈子昂的名字被记住，而不是沈、宋的名字。这是因为对于后来的诗人来说，陈子昂代表了一种彻底脱离近代文学传统的必要幻想。”[2]121
宇文所安指出，陈子昂不是沈、宋一类的宫廷诗人，但他后来对于宫廷诗的技法如“三部式”还是了然于心的，偶尔也在自己的诗篇里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手法。陈子昂虽然强调文学改革，他的《修竹篇》并没有太多新奇的东西，倒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显得与众不同。面对强大的宫廷诗及其传统，陈子昂走向复古诗论并把复古作为诗歌创作的革新，自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由于陈子昂受到同时代京城宫廷诗人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蜀地，如杨雄和司马相如都是源于四川的大作家，而陈子昂“公生杨马后”，走一条不同于当时宫廷诗学的创作道路，是很自然的事。正因为他的另辟蹊径，陈子昂最终成为了后人眼中“名与日月悬”的伟大诗人。
在初唐诗歌史研究里，宇文所安的另一重大创见，就是他把初唐诗歌史的发展历史框架概
括为宫廷诗和对立诗论的冲突。上官仪、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初唐诗人，均被放入宫廷诗这一文学传统之中，而陈子昂、王绩等诗人则被纳入对立诗论的范畴里，对立诗论也称复古诗论。宇文所安的初唐诗歌史叙事就是在宫廷诗和复古诗论的二元对立中展开的。宫廷诗的三部式结构、宴饮题材、即兴特点、社交性质、绮靡风格等，与复古对立诗论的儒家背景、关乎国事、道德伦理、个人情怀、简朴写实风格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初唐诗》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是一种新的发明，把宫廷诗的典型结构概括为点题、描写和反应的三部式，也是宇文所安对于初唐诗歌的发现和发明。
宇文所安还理清了宫廷诗和宫体诗的差异，这两种诗歌曾被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所混淆，而闻一多的观点则被许多国内学者所沿用。与闻一多等文人对宫廷诗有所偏见不同，宇文所安结合之前的南朝诗歌传统和后来的盛唐诗歌走向，对宫廷诗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宫廷诗尽管有不少局限，其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对诗歌语言的改造，对诗歌结构和声律的发展等，这些都对随后的盛唐律诗和绝句影响深远。
在盛唐诗史研究方面，宇文所安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发现。他把盛唐诗歌按照地域和风格的标准分为三类，即京城诗、非京城诗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王维是京城诗的佼佼者，
李白和杜甫是非京城诗的代言人，孟浩然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代表。京城诗和宫廷诗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京城诗以律诗为主，风格典雅，对于题材和诗体有较严格的要求，但没有宫廷诗那么极端化。李白是自然的天才，他的诗歌题材和诗歌类别多种多样，其诗风别具一格，具有不可模仿性。杜甫的成就基于他对诗歌传统的融通、个人经验的感悟、天赋异禀等，他和李白一道构成中国诗歌的两极。他们的作品本身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标准的一部分，他们被誉为盛唐诗歌神话中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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