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
我国1979年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罪刑法定首先是最为一种思想或者主义闪耀在历史的舞台上，然后再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刑法原则。本文试图从中国刑法史中探寻罪刑法定的足迹，并以此来反思在当代如何更好地适用罪刑法定原则。
标签：中国古代；罪刑法定；罪刑擅断
一、罪刑法定思想的历史溯源
蔡枢衡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刑法史》（本书为个人收藏书籍，非抄袭他人的考证）一书第128——131页中详尽论述了古代刑法中的罪行法定。他写道：“黄帝、颛顼都是依法裁判。若用后世的名词来表达，显见五帝时代前期所奉行的是罪刑法定主義。”五帝后期，《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慎徽五典亦即非难违法裁判，五典克从就是虞舜能够依照刑法裁判。这就充分表明当时是如何重视践行罪刑法定主义。”在商、周时代，《尚书﹒吕刑》：“无简不听，具严天威。”“这即是说，在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修改和增订刑法的基
础上，又为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于每一案件的裁判中，而要求统一司法官吏的裁判意志和行动。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视，意味着伸张君权，抑制官权。”晋代，刘颂主张：“断罪皆当以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蔡先生认为，“刑法上从此又恢复罪刑法定主义了。”在明代，“罪刑法定主义又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实际是罪刑法定和罪刑擅断对立统一的高次发展。”
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这一思想的确有明文可考，但这并不是今天以自由价值为本位的罪刑法定，更谈不上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君主专制和罪刑擅断的社会体制下，压制了罪刑法定存在的空间，它无法与强大的皇权进行斗争而上升为一项法律原则，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罢了。
二、君主专制——罪刑法定道路上的拦路虎
国家中央集权建立，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前进。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一切大政方针由皇帝“乾纲独断”，法律也自君出，称之为钦定，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超越于法律，支配着法律，他可以因一时之喜怒或立法或废法，或生或杀或予或夺。[1]在皇权与法律之间，法律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附庸和牺牲品，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被皇权的
绝对神圣性所代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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