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是如何惩罚盗贼的?
古代法律是如何惩罚盗贼的？
    盗贼这个角在我们生活中耳熟能详，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说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为何？因为黎叔是“偷儿”，而“偷”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
不管是打劫的，还是“偷儿”，在古代，有一个词概括的好，叫“盗贼”
盗本是“贼”，贼本是“盗”
我们经常说“偷盗”，可见在现代汉语词义中，“盗”这种行为通俗的讲，就是小偷，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同。
严格而言，“盗”和“贼”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古之“盗”多为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中国古代，经常地用“贼”来称呼强盗；“盗”则不同，虽然有时它能够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主要是指后者。古之“盗贼”只是偶尔才会指称盗与贼两种人；今之盗贼则往往既指称小偷，也指称盗贼。
古今“盗贼”区别如此之大，词义正好相反，真可谓盗本是“贼”，贼本是“盗”。
像“盗贼”这样一个人人喊打的角，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只看人类法律的发展史这一方面，“盗贼”在法律中的地位，就可以构成一部“法律发达史”。
过街的盗贼，人人喊打
人类的世界自从脱离了原始社会，就有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于是不少人急功近利，想“不劳”而获，于是盗贼这个“光荣”的职业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盗贼的出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别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被盗贼或“妙手空空”、或明火执仗的一阵功夫就拿走了，这事情搁谁身上能受得了啊？谁都想偷懒，你能偷我就不能偷？
这下社会的统治者着急了，如果人人都干盗贼去了，整个国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啊？于是，盗贼这个行当早就上了黑名单，法家的创始人李悝在制定中国第一部法典的时候就明确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贼很不幸地被列入了“盗贼”的行列，成为国家重点的打击对象。
盗贼之流还算“人”吗？
其实，深受盗贼荼毒的，是广大的劳动者，他们对盗贼可是“爱得深沉”。作为公认的代表平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古代刑罚——墨家，它所提出的法律思想比法家、儒家等惩戒盗贼的学说更进一步，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六个字——“杀盗人，非杀人”。
什么叫“杀盗人，非杀人”，顾名思义，学术一点就是杀了盗贼，不同于杀一般无罪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通俗地说，就是盗贼不是人，正当防卫杀死盗贼不受什么处罚。
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呢？墨家学者运用类比的方法进行了逻辑推理：
车是木头做的；乘车却不是乘木。盗贼是人；盗贼多并不是人多；没有盗贼，并不是没有人。厌恶盗贼多，并不是厌恶人多；希望没有盗贼，不是希望没有人。这是世人都认为正确的，那么虽然盗贼是人，但爱盗贼却不是爱人；不爱盗贼，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看似没有相关的政治、法律理论做支撑，得出了这样一个法律格言。
收拾盗贼那是应该的
连主张“慎刑”的老好人墨子，对于盗贼却毫不手软，声称要“杀之无罪！” 墨家本身的许多成员都是社会低层的普通大众，对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愤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劳动的国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理念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根据这种理念，“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也是自然而然地事情。像盗贼这样的“不赖其力者”，自然无人可怜，在他们遭受国家打击的时候，只会人人叫好，谁会去主张他们的人身权利？
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剥夺了盗贼在法律上的人格权，杀了盗贼，不按杀一般无罪的人论处。法律上的如此规定，使社会上对盗贼的否定性评价就更为不堪了，甚至没有了完整的人格权，可是说是“里外不是人”了。
盗贼也有个三六九等
社会主流思想的基准如此，纵观古今，盗贼们可谓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尚书》中记载了严重的惩罚，警告军队不能偷窃百姓财物，说明西周时法律已经有明确的严惩盗贼行为的规定。
后来，战国时期的李悝制定《法经》，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行于盗贼”。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政治智慧中，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击“盗贼”。
秦汉两朝沿袭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后来的历朝历代大多传承了汉朝的法律，对于盗窃，都加以重罚。
后来随着法律的进一步发展，对盗贼行为的认定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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