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66308_动荡民国_自主招生_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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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民国
自主招生屹立不倒
自主招生毕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为大学保持独立的精神、建立各自的传统、培养各式的专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废科举，兴学堂，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仿照西方大学进行择优招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当时中国的大学拥有相当的独立性，招生时能尽量坚持自己的主张，对招生专业、名额，考试时间、内容，报考资格及录用标准，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说了算。
1903年年底，张之洞上书清廷，力陈“退科举、兴学堂”之利弊。次年1月13日，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获清廷批准，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学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
“癸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模仿日本1900年学制而来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蒙学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据此，从发蒙到大学毕业，需要24年左右。
然而，如何求得社会认同和吸引各方投资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改革派
的办法是，奖给各段毕业生相应的“科举”出身，如给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奖以廪生等生出身，中学堂等毕业生分别奖以贡生、岁贡等出身，可授州制、府经、主簿或教授、教谕等职。
现代学校体系与中国传统科举竟然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实现了对接。
又过了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联合张之洞等另外5名重臣，奏请清廷立即废止科举，以给学堂让路。奏折上达第二天，亦即1905年9月2日，皇帝批准上谕发下：“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就此寿终正寝。
王长益八年前所受的屈辱终于得雪。
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时，西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西学副教习在大学堂旧址嘉公主府合影。
本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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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  WORLD VISION
2011年第11期
分，最终被学校破格录取。消息一出，轰动一时。
比卢冀野更有名的是钱钟书。1929年，钱钟书和弟弟钱钟韩一起投考清华大学，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极好，因而受到清华大学时任校长罗家伦的赏识，最终得以就读 清华。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中国的国民教育经历了学制从仿效日本到仿效欧美的转变（标志性事件就是1922年推出民国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中小学学制由7-4制改为美式6-3-3制），教育行政体制经历过“以学术化代官僚化”改革的失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是1927年由蔡元培发起、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的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改革），教学模式经历了从“五四”之后自由、灵活、开放的美式教学向中央集权和严格训练的教学的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民党政府20世纪30年代通过一系列教育立法，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总纲、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师资、行政、经费、成绩考查、入学、毕业等均作了详尽规定），大学
1934年１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民期间，蔡元培出面安抚请求抗日的爱国学生的情绪。蔡元培出任
北大校长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奠定了北大以后的基本精神。
大学独立命题、自主招生，的确出现了部分老学究开历史倒车的现象。比如，北京（当时叫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的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 ，语出《晋书》，很多考生自然不知道，只好交了白卷。但是，自主招生毕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为大学保持独立的精神、建立各自的传统、培养各式的专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当时的入学考试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考国文和外文，考生可进入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必须加考数学，考生可进入本科的理工科。
北京大学的招生制度既引入了西方大学的考试办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引荐制度，保证了一批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传承的书香子弟能顺利进入最高学府，培养出了一批享誉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师级人物。
不惟北大，当时中国的大学大多比较重视“学科专长”。
1922年，一个叫卢冀野的人报考东南大学，数学考了零分，但国文考了满
日本“高考”
19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初期，曾以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
事实上，日本的大学招生制度近一百多年来几经变迁，而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从二战后借鉴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特点是逐渐弱化学科/科目考试，越来越注重测试学生多样化的学习能力，录取方式日益多样化。
二战后，日本引进了美国“升学适应性检查”的考试制度，但该制度被国内舆论斥为“注重先天禀赋，忽视后天努力”，遂于1954年废止。
1979年，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开始实行“共同第一次学力考试”，即现行“入学考试中心考试”（简称“中心考试”）的前身。
“中心考试”于每年1月中下旬的某个周末连考两天，设6门学科33个科目，考生只考所报考学校院系指定的科目。报考国立和公立大学的学生“中心考试”分数过线，才有资格参加各校组织的“二次考试”。私立大学则自行掌握是否选用“中心考试”成绩，有的依据“中心考试”成绩，结合面试和考生提交的小论文；有的则是自行命题考试招生。
日本现行的另一种“高考”是1990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引进的“AO入学考试”。
A O 是美国大学负责招生的部门Admission Office的简称。“AO入学考试”注重对考生的全面考察，侧重面试，重点选拔有强烈学习愿望、目标明确的考生。 “AO入学考试”的具体实施因大学而异。东北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名牌高校侧重“选拔”：先审核考生材料，要求合格者提交论文或报告以及详尽陈述入学动机和目标的志愿书，筛选之后面试。静冈大学、立命馆大学和福冈大学等则侧重“体验”：根据考生在模拟课程和研讨会上的表现及其提交报告的内容和成果，判断他们是否符合要求。
已实施“AO入学考试”的国立和公立大学一致反映，通过此种选拔制度，招到了一批被学科/科目考试错过的人才，他们入学后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欲望。
此外，日本还有“自我推荐”、“指定中学推荐”(类似保送)、“归国子女入学考试”、“社会人入学考试”(类似成人高考)和“编入/转系考试”等大学招生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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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了时局动荡的考验（最重大的一次动荡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漂泊十余载方得北归复校），但是，大学的招生制度基本沿袭了各校独立自主招生的传统。
以俄为师
与西方教育分道扬镳
1952年至1954年之间发生的“逐渐立新”，竟然是对追求全民性价值的五四教育的否定。
2010年初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被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给难住了：北京大学的“生日”究竟是何时何因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的？他原以为，毕竟时间不算久远，不仅应有相当完备的档案可以查考，而且当事人还活着，弄清楚原委，应该是举手之劳。但是，考证的难度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最终，他只能依据蛛丝马迹略作推断。
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他原以为不可能出现的问题：突然断档、语焉不详。他搜罗各种文字档案，发现1951年前北大的“生日”均为12月17日，但是从1951年12月7日时任副校长汤用彤提议校庆改期至1954年5月3日之前，突然失去了有关校庆的任何记录，当1954年5月3日记录重现的时候，“生日”已经改成了5月4日。由此可以推定，北大“生日”改期应该是1952年至1953年之间的事情。但是，缘何改期呢？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竟然没有任何档案和重要的当事人给出明确的回答。高考考哪几门科目
然而，透过“朦胧醉眼”，陈平原反而读懂了个中的玄妙：1951年12月7日
的突然“废旧历”与1952年至1954年之间的逐渐“立新历”，不过是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与旧传统决裂的一个象征而已，“新生日”就代表着北大的“新生”。
北大以追求全民性价值的五四教育的象征性历史节点——5月4日作为“新生日”，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1952年至1954年之间发生的“逐渐立新”，竟然是对追求全民性价值的五四教育的否定。
北大的“立新”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更不会是无源之水。
1949年12月，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两个月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该方针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三大方向：以解放区教育为基础，改造旧教育，以苏联为师。
什么是“解放区教育”呢？用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扬贤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说法就是，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具体表现就是，“工农及工农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所谓改造旧教育，就是全部学校改为公办，取消所有民间教育社团。
而以苏联为师的两大成果就是，从195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高校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自1952年起，实行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制度亦逐渐形成。
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此与西方分道 扬镳。
1949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少
数几所高校被要求联合招生，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则一如既往，实行自主招生。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
莫斯科大学前，一驾马车经过。莫斯科大学曾是中国大学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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