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检视
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检视：以四川大地震为例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发表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年春季号
 
【摘要】本文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为基本框架，运用内容分析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四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部门危机传播的情境、修辞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深入的考查和检视，旨在对“危机传播”这一新兴的传播学亚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概念、理论和范式的参照。
【关键词】危机传播 本土化 四川大地震
 
【Abstract】By way of adopting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its basic framework,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efficacy of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It also address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ocalizing “western paradigm” in Chinese context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 Words】 Crisis Communication      Localization          Sichuan Earthquake
 
 
 
    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危机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我们可以看出“危机传播”的理念在中国由引入、接受、普及到实施的发展脉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得“危机”一词成为中国政治和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和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巨大破坏促使我们主动学习、逐渐接受和贯彻实施“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和“危
机公关”等源自西方的理念和策略。五年来的机制建设和经验积淀终于在应对和处理“四川大地震”这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得以发酵。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合力”所进行的有效的危机传播，使得这场原本可能“雪上加霜”的“危机”演变成为重塑国家形象、扭转中国在“国际意见市场”上不利地位的“转机”。这一进步的取得并非偶然，它是中国近年来政治、社会和媒体变革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还处于启蒙和起步的阶段。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设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但“形式大于内容”仍然是当前中国政府部门危机传播存在的主要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相关议题的研究较为滞后，未能给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有鉴于此，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与其他学科一样，传播学“本土化”努力的切入点是用本土的实践来检视、完善和修正那些发展的较为完善和成熟的西方理论范式。本研究将借助于库姆斯所提出的“情境式危机传播
理论”（SSCT），结合四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危机传播的实践，在危机传播理论和实践范式的“本土化”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从以下三个问题入手：
 
cctv8海外剧场韩剧1.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期间处于怎样的“危机情境”？使用了哪些危机传播策略？
2.这些危机传播策略的使用，与危机种类以及危机情境的变化呈现怎样的关联性？
3.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如何？
 
在本研究中，根据SSCT理论范式和概念框架，我们对以下一些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内容分析：2008年5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间《人民日报》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道；2008年每天进步一点5月至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召开的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新闻发布会文本、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期间美国三家全国性报纸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道。我们还与12位欢乐颂大结局
起点三大公交车是什么意思参与危机处理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从中搜集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和观点。本研究通过对上述文本和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旨在对“四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部门危机传播的情境、修辞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深入的考查和检视。
 
1.“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危机传播研究所关注的“危机”通常是指“组织危机”（organizational crisis投影仪哪个牌子的好）。所有的组织形态——包括政府机构、政党、企业、医院、学校、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都是危机传播研究潜在的对象。西方话语体系当中的“组织”大体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单位”。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架构中，组织危机往往会上升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有鉴于此，在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当中，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局限在微观层面的个案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对策中，而应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对“组织危机”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索。按照上述的思路，本研究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为基本框架，旨在突破传统的认知视角——即仅仅将其视为一般性的自然灾害来研究，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对这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产生了
巨大影响的危机事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分析。
传统的危机传播研究采用的是诊断式的、线性的“组织危机”模式，这与早期传播学的SMCR模式（即“传者-信息-信道-受者”的模式）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芬克的“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阶段模式（Fink 1986）和巴顿的危机处理“五环节”模式——即“察觉-防止-遏制-恢复-反思”（Barton 1993）。这类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把“组织”作为危机处理的核心，按照危机发展的脉络为“组织”开出合适的“诊断书”。
在这类模式的基础上，危机传播研究逐渐发展出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是“管理取向”（港台也称“危机公关研究”）；另一个是“修辞取向”（港台也称“语艺批评研究”）。“管理取向”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传者”环节——即“组织”自身（尤其是其公关部门）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能力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等问题。这一取向与传播效果研究一脉相承，大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格鲁尼格和亨特（扁鹊见蔡桓公翻译Grunig & Hunt 1984）提出的“优化理论”（Excellent Theory）。“修辞取向”则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环节。探讨危机发生后组织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旨在帮助“组织”运用各种话语和符号资源来化解危机、挽回形象。这一取向与修辞学和说服学一脉相承，大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伯诺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Benoi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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