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几个火车站流金岁月
战斗•创造•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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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安徽公学
■文/仲兰邨
南京安徽公学是安徽旅宁人士，利用在南京的安徽公产，继承前清的上江公学的传统，于一九二三年秋季创办的。校董会推荐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先生为校长，姚文采先生为副校长。安徽公学校歌中有：“十年时事成荆棘，弦歌地变了军声；今日重栽桃李，一堂如见澄平。”的词句，就是说明上江公学的停办与安徽公学的设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改称南京安徽中学，解放后，改为市立六中。校址初在南京登隆巷安徽会馆，继迁白下路上江考棚。
陶先生自一九一^年秋，留美归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前后六年，一九二三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这时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这是他的早期教育实践，对于研究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发展颇关重要，现就回忆所及，提供参考。
三大教育目标
陶先生在南京安徽公学，提出三大教育目标：第一、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他说：“我们要极力的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试验，实证，推想，会通，分析，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第二、改造环境，要有美术的精神，他说：“我们应当本着美术的精神，去运用科学发明的结果，来支配环境，使他们现出和谐的气象。”第三、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他说：“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他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用美术的精神在事上去谋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锻炼应变。”（《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国教育改造》33-34页）在这里面已孕育着“教学做合一”的胚胎。陶先生为安徽公学提出的三大教育目标，后来在创办晓庄师范、上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都贯彻了这种精神，一直到他逝世前写给育才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还勉励大家向这三大教育目标行进，他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们愿意一同努力朝这三个目标行走，活一天，走一天；活到老，走到老。”
师生共同生活
陶先生在南京安徽公学，重视尊师爱生，师生接近，以人教人，教职员和学生共生活，共甘苦。他说：“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中国教育改造》81页）一
九二四年秋，在开学前夕，他自北京写给副校长姚文采的信中说：“最重要的是教职员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我认为这是改进中学教育和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键”（《行知书信集》67页）我是一九二四年考入安徽公学的。当时，学校实行导师制，每班设有级任导师，住在学生宿舍里，和学生同上自习，同做早操，同在食堂吃饭，同文娱活动，师生如朋友，情感融洽，全校教职员和学生穿同一质量的制服，校长也不例外。有时来宾到校参观，陶先生也陪他们到食堂和学生一同进餐。陶先生说：“一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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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中国教育改造》32页）我在三十年代回到母校任教时，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学生自治
陶先生对学生自治十分重视，他对学生自治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学生自治有三个重点：第一，学生指全校的同学，有团体的意思；第二，自治指自己管理自己，有自己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第三，学生自治与别的自治稍有不同，因为学生还在求学时代，就有一种练习自治的意思，把这三点结合起来，他给学生自治下一个定义，“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依这个定义说来，“学生自治，不是自 由行动，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
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学生自 治问题之研究》，《中国教育改造》19-20页）他对学生自治的意义讲得非常透彻。
他以指导学生自治为德育的主环，通过共同自治，来培养自觉纪律和自立精神，他认为指导学生组成集体，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是学校的大事，有共同自治的学生，才有共同自治的公民，他认为学生自治则是把道德与行为合一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自治若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伦理，学校就成为伦理的实验室。学生自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立法，共同执行，这就能够形成自觉纪律，同时也培养了自立精神。这时，学校传诵着陶先生写的一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行知诗歌集》25页）这是教育改造的号角。当时，在学生会领导下，在教师指导下，成立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既丰富了生活，也培养了能力。如组织“环境改造义勇团”，负责全校清洁卫生、墙壁粉刷、花木修剪和环境美化。并聘请被陶先生誉为“活菩萨”的南京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为指导员，我担任这个义勇团的团长，我们不仅为集体做了大量的有益的事情，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学生宿舍不要工友打扫，完全由学生自己负责，寝室是以安徽的县名命名的，值日生成为“县知事”，由他打扫全室清洁，有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含义。“县知事扫地”，当时传为美谈。
教学合_
陶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教学合一》一文，提出比布鲁纳“发现法”更完美的教学论。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学合一》，《中国教育改造》14页）对于这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妥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出来，并且能够利用经验理想来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所以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这就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动就统一在教学过程中了。这就是教学合一。另外，做先生的还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使自己的教和自己的学也要合一，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他说：“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的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却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国教育改造》32页）在教学合一中，也体现出“教学相长”的精神。
陶先生在安徽公学早期推行的即是这个教学合一原则。他要求教师不单是讲清楚教材的要义和难点，而且要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从而把点石成金的指头，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他反对把书本当作教条，死记硬背；而主张以书本为工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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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运用，独立思考，他主张自学，他常讲科学史上有很多人物是通过自学而有所发明创造的，他曾说过，他的高等数学知识即是通过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学生要努力自学，教科书是入门，他勉励学生必须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一九二四年他写了一首诗《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行知诗歌集》12页）在校长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本精致的“人生问题簿”，他要求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他每次来校，首先翻这本簿子，并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当面一一解答或进行讨论。
当时，在初中实行能力分组，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开设第二外语（日语）及选修课。陶先生非常重视教学设备，他说：“要做哪种学问就须用哪种学问必需的工具。单靠纲目式的讲义和展览用的标本，决不能引起和维持学生的兴味。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必须应有尽有，应用尽用。”（《如何引导学生努力求学》，《行知书信集》104页）安徽公学的教学设备是比较完善的，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朱正元老教授，那时担任教务主任兼授物理课，理化实验室就是他一手建立的。理化课根据大纲的要求，两人一组，可以完成全部实验，这不仅加深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培养了独立操作的能力。
退学的理论
《退学的理论》是陶先生一九二六年八月致安徽公学退学学生的一封信，不知内情者，看到这封信，可能不够理解，我当时在校，对这件事情比较清楚，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六年上期，期终考试时，高二年级全班学生，因不满历史教员某某的教学，更不满他对学生的严厉态度，平时情绪对立，师生关系极坏，全班一致同意罢考，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准备采取行动，决定在夜间动手，把这位教员轰出校门，为了防止校方报警，并指定专人看守电话。当晚有人泄密，未能成事。第二天，陶先生来校，获悉此事，极为震怒，立即召开校务会议。提出对高二全班学生给予退学处分，以肃校纪，该班学生联名写信给陶先生，请收回成命，给予留校学习机会。陶先生写了回信，坚决执行决议。不予变更。他在信中说：“余对诸生之遭遇，深致悲悯，但退学之判决，未能稍有变更也。”他提出退学的理论是：“余受董事会之付托，依校章而招生；诸生受父兄之命，志愿之使，依校章而入学。故校章者实学校所与立之大本，而余与诸生共守之约言，非经法定手续，莫能擅废。学期之终，必缴成绩，此校章之要求也，今诸生到期而相约不缴成绩，则是擅废校章矣。为之校长者，坐视而莫之覩，或既覩而莫之正，则亦擅废校章之人矣。何以对校章，又何以对董事会之付托耶？”又说：“来书以退学比毙，未免过甚其词，退学虽为学校中最重之处分；但细察之，不过解约而已。诸生不肯依章求学，实为解约之发动者；校长依章令诸生退学，实为解约之完成者。……诸生经此一番挫折，因而困心衡虑，发奋向上，前途正未可限量。勉之！勉之！”（《退学的理论》，《行知书信集》81页）从这封信来看，陶先生是严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而丝毫没有个人成见，我们当时对陶先生处理这件事情，总觉得有点过重，也可以说有点过火，开除全班高二学生，确实不是件小事情，不仅全校震惊，就是南京教育界
也感到震惊。誉者认为严肃校纪，以杀歪风；毁者认为专制独裁，摧残青年。陶先生在信中说：“余方以安徽公学为大前提，个人之毁誉利害成败皆所不计，好恶亲疏恩怨之见，更无所容心。至于来函责备之辞，有当改之，无则加勉，嘉言良药，益我甚多；愿申谢意，并志不忘。”他既坚持原则，又谦虚对人；他有这样的魄力，这样的胸怀，使我对这件事情有了正确认识，由衷地感到敬佩！
艰苦办学的精神
安徽公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南京的安徽公产收入，同时，安徽教育厅也稍有补助，对学生的收费是较一般私立中学为少的。学校伙食有人承包，学校不管柴米油盐。全校共有工友六人，寝室清洁，环境卫生，都有学生自己负责。陶先生说：“安徽公学是个贫穷的学校。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务一样，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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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吗？'费一分光阴，必问：'这一分光阴该浪费吗？'光阴与金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必不用。用必尽其效。爱惜光阴，就是不为无益害有益，将无益的时间腾出，则从事有益的时间有余裕了。……节省经费，不是因陋就简，乃是移无用为有用，我们既不甘于简陋，来源又不易开，要想收相当的效果，自非革除浪费不为功。用最少的经费，办相当的教育，是我们很想彻底努力的一个小试验。”（《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国教育改造》32页）安徽公学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办学的。一
九二四年八月他在北京写信给副校长姚文采说：“安徽公学用最少的钱办到这样好的成绩，可算是近年来中等教育很有精彩的一个试验，可喜之至。”（《行知书信集》66页）他后来在晓庄师范、育才学校都一直进行这个试验。
一九二四年秋，江浙战争，胜负未分时，安徽公学准备开学，这时经费十分困难，姚文采先生写信给陶先生说：“只要得开伙食，付零用，照常开课。”陶先生十分高兴，当即回信说：“中途停学和临阵脱逃是一样可耻，纵使开花炮弹把安徽公学炸碎了，我们也是要奋斗到底的。如果有一个教员一个学生，我们就可照常上课，就算安徽公学不死！……天下岂有一师一生不能开学的道理，因战停学为学界的破产。……经费当向董事会、皖教育厅和其他方面设法救济。”（《行知书信集》68页）这时战争正在江苏崑山一带激烈进行，大批伤亡士兵运到学校旁边的火车站，气氛十分紧张，但在陶先生的鼓励下，学校如期开学，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各班学生虽然不多，仍然正式上课。我就是这时进入安徽公学的。
妇孺收容所与战地救护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晓庄师范开学不久，南京就紧张起来。国民革命已打下武汉，正沿江而下，直鲁联军褚玉璞的部队十几万人据守南京外围。这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安徽公学停课疏散，师生纷纷离校，全校只剩下我们十几个皖北籍学生和住在校外的几位教职员。大约是三月二十日的下年，陶先生
由晓庄来到学校，召开护校会议，并决定成立妇孺收容所。在陶先生主持下，立即成立了组织，分配了工作，在校门外挂上红十字会旗子和妇孺收容所的牌子。陶先生亲自拟订了《敬告妇孺收容所来宾》，张贴门外。很快，大批妇女携带儿童、衣被涌进学校。为了避免孩子们的吵闹和减少大人的烦躁不安，陶先生提出办个临时学校，来解决问题，我们积极地投入这一工作。当时，陶先生在写给北京家人的信中说：“公学办的妇孺收容所已经收了三百多人，我们抱着救人不救财的宗旨办理，很是顺利。现在收容所里面有幼儿二十人，小学儿童九十余人，成年妇女二百位。从昨天起，我们办了一个临时幼儿园，一个临时小学!一个临时平民学校，一个临时看书处。晚上还办同乐会，给大家解闷，小孩们玩得是乐得很，大人家看着，可以减少心事。”（《行知书信集》111页）临时学校开学的第二天上午，远处传来隐约的炮声，到了下午，更清晰可闻了。临时学校的教师却依然在认真地教，学生也在认真地学。校外炮声隆隆，校内书声朗朗，妇孺收容所反而成为烽火中的乐园了。陶先生沉着镇定，到处巡视，好象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哪里是在办战时妇孺收容所，简直是在干普及教育啊！陶先生这种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高尚品德，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革命军由通济门攻进城内，直鲁军溃逃了。这时，万民空巷，涌向街头，欢迎革命军。陶先生率领我们夹在人中。不断鼓掌欢呼，当革命军战士走到学校门前，看见挂的红十字会旗子，问我们有无医疗设备，说前线受伤同志缺少医药救护，正呻吟在血泊中。陶先生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结束收容所，组织战地救护队。副板长姚文采、校医余光中和我们十几位同学一起
参加，由陶先生亲自领队，于当天上午出发。走出通济门，到离城二十多里的上方河大桥前线阵地。到处烟硝弥漫，发出呛人的火药气味。在校医的指挥下，陶先生和我们一道翻动着躺在大桥南端及附近河边的革命军战士的尸体，他们未能得到及时抢救，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在直鲁军的战壕里，有一位伤兵在呻吟着，我们同学本来不想救护他，陶先生说：“他也是受害者，他是穷人，是被拉夫来的，他家里也有妻室老小。还是救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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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我们被说服了，校医为他包扎了伤口，我们把他抬走，当晚借宿上方寺。天将放晓，又为隆隆的炮声惊醒，远望城里火光冲天，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陶先生说：“可能局势有变，不宜久停，马上转回学校。”在晨曦中，我们抬着那个伤兵，走上归途。
我们刚跨进学校二门的过道。看到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布告，安徽公学被查封了。布告内容大意是：校长陶知行邀请美国杜威、盂禄等来华讲学，勾结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办学校专制独裁，压迫青年……。这一意外事件。莫如晴天霹雳，使我们目瞪口呆。陶先生看了布告后，面部无表情，只道了一句：“可以辩论嘛！和姚文采副校长说了几句话，就回晓庄去了。
陶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从上海写给晓庄师范全体同志的信中说：“知行于三十一日夜到泸。……昨今两天接洽结果，安徽公学已有解决可能。……深望大家不要因为我个人受了偶然的打击而灰心。将来的打击，比这次十倍百倍厉害的还多着呢。”（《行知书信集》112页）他为安徽公学解决什么问题?他个人又是受了什么打击?我想就是指安徽公学被查封的事情，局外人是不会理解的，他在信中最后说：“上海杀机四伏，倘使外国炮火把我顺便轰死了，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倘若诸事办理就绪，仍得生还，必当穿着草鞋与诸君共同耕种，并从事增进农民之生产力与自卫力，以为全世界农民解放之准备。”诚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一九三O年四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他本人也遭到通缉。这个打击确实比安徽公学被查封大上十倍百倍啊！但他并未灰心丧气，依然战斗，前进。
生活改造与下乡运动
一九二七年五月，安徽公学恢复上课了，但陶先生一直到年底。未再来学校。一九二八年春开学后，传说陶先生因晓庄师范校务繁重，意欲辞去安徽公学校长的兼职。全校师生闻此消息，自动组织起来，步行二十余里，到晓庄欢迎陶先生回校。队伍集合在犁宫前面，由教师张绰然代表大家发言，情词垦切，声泪俱下，竟致昏厥。同学们抽泣着，呼喊：“欢迎陶校长回校”。此起彼伏，声震四野。陶先生为大家的真挚热情所感动，毅然向全体师生宣布：“决定三天后到校，请大家回去。”同学们顿对破涕为笑，一片欢腾。
陶先生如期到校，在全体师生欢迎大会上。讲了改革学校的计划，宣布了两件事情：一是学校要进行生活改造，二是倡议学校迁到乡间去。会后，他在学校住下来，首先筹划生活改造的工作，成立生活改造委员会，作为领导生活改造的核心。这是探索用生活教育的理论创造新中学的张本。他亲手拟订生活改造委员会的组织大纲、条例和细则，委员会由正副校长和师生代表组成，它代替了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设教务、总务两处，各班设级任导师。另外，由师生代表组成“人民法庭”，处理学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实行民主管理，重视学生自治，对旧的训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在人事安排上，也作了调整，聘请曾在“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工作多年的王西澈先生担任教务主任。王先生深入学生。和学生打成一片，亲自组织和领导各种课外活动。过去重视自治、自学、共生活、同甘苦的优良传统得到继续和发扬。为时数月，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陶先生倡议的乡村教育运动，是在晓庄师范开始实践的。这次在安徽公学提出的下乡运动。则是在开展乡村教育运动这个思想指导下，对普通中学进行改革的尝试。下乡运动的目的：在为学校创造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新天地里接近大自然大社会，并让文化下嫁给广大农民众。学校成立了“下乡运动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章程和下乡运动宣言都是陶先生亲手草拟的。委员会由教职员学生代表七人，加聘校外有关人士六人组成的，分设宣传、募捐、设计、建筑等部。冯玉祥先生对下乡运动积极支持，并为《到乡间去》的宣传小册子题了封面。筹建乡间学校的募捐信也是陶先生拟定的，向社会知名人士及安徽各县寄发了募捐册，要求筹募建校经费十万元。在晓庄师范的右侧梅花山，查
勘了新校址，拍摄了全景，绘制了等高线图及学校远景规划示意图。都制板刊印在《到乡间去》宣传册子上。后来由于晓庄师范的被封，陶先生被通缉离开南京，安徽公学的一切改造和远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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