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怎样开始“崩溃”——战争的现代诠释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自可想见。
  《天朝的崩溃——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天朝》)一书，就很能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茅海建君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识力在我们目前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实属难得；但依我一孔之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君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人与事也是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
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实不具陈先生一向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这正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于当时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而“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可以说，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重建工夫。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据之以诠释文本，也才可能接近昔日立说者或当事人的直接动机及其特所致意之处。
“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据我所知，茅君本人就曾受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晚年在那里执教甚久。茅君那注重“当时观念”的初衷，或者就是间接得自陈先生的风教，亦未可知。但他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倒放电影的倾向比较明显，造成全书浓厚的“当代史”味道，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诠释”。
“倒放电影”的手法自有其好处，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战争正是这样的事件。如果据后见之明，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茅君在这方面颇能言人所未言，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详后)。
但“倒放电影”的手法也有不好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排比史料，以
避免枝蔓，西人的史著也特别讲究主题鲜明，但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倒放电影”是今日史美伊战争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如说邓廷桢本“天朝”中人，故对敌情不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即正确的)判断(第162页)，便是一例。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又如述该书宗旨即分析中国决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根据即该书的一个基本预设:对天朝而言，战争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第25页)。全书的许多判断，特别是对清朝各级官员对策的得失，正多从这一预设出发进行评判。盖只要“主战”，即已选择了错误的大方向，以后当然只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了”。可知这一问题是在先有答案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更常规的取径，或者应先讨论他们究竟“是否”犯了错误。
  实际上，中国必败这一预设也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的研究，故对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特别注目。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即已提示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这实际牵涉到近代史上一个至今未被清楚解答的基本问题:近代历次中外冲突与对抗中，中国对外真是不能一战吗?茅君已指出，战争中设防最弱的镇江，由于抵抗最为激烈，使英军损失最大，为“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第443页)。同样，甲午中日战争时，因台湾抵抗最激烈，日本在此一地的伤亡就超过其整个陆战，而两方面的战术和装备实不能比。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甲午或具体一战的胜负，而在于可使日本人或英国人认识到战争的代价，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决策。其实，茅君在全书结尾处也曾指出，当时中外力量的差距比后来要小。以战争时中英实力与抗日战争时中日实力对比，既然后者能取胜，前者取胜的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倒放电影”手法的一个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
茅君有时正是这样，以类似古人“增字解经”的办法，先提出战争是一场应该举国参与的战争(第164页)，然后指出清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指责道光帝(及臣)没有“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但是，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显然，茅君要求的所谓“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正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眼光。实际上，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
  同样，茅君常常先给道光时人布下“近代”的任务，然后据此指责许多清人。比如琦善，就
有“近代外交”任务，但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不像“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第181页)。问题在于，对于琦善来说，他所办正“当代”之事，又哪里来什么“近代”?由150年后的人据后见之明来提出当时举国之人思虑不及的任务，这仍是先有答案后提问题的手法。时人所思尚不及此，全不知后之学者笔下会有此“历史任务”的出现，试问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知150年后的人对史学研究有何见解，但如果他们据那时的史学观念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以我辈(含茅君)之论著检核之，实难知我辈完成这未来任务的成绩可有多大。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这一倾向最明显之处是在书的结尾部分，茅君为林则徐提出了两个“应当”，而其要义，不外超越时代。因为，“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第578页)。更有意思的是，茅君指出魏源等人的思想对其同时代人来说已明显超前，故此“孤独”而难有共鸣；但他们的思想又“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实为中国之不幸(第581页)。这就是说，魏源等人的思想已超前于所处之时代，却“落后”于“历史所要求的”时代!至此，当代史的倾向已发展到极致。
  我不知道茅君的“近代化”如何指谓，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把现代化提到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一高度，在20世纪也是到70年代才确立下来。换言之，这一“历史使命”不过是近年才为国人所明确认知，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及其同辈、儿辈、甚而孙辈，又何能梦见。茅君自供说，“本书的主旨”即“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那次战争的意义”(第24页)，故全书基本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人物，结果常出现诸如“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这类指责。这里的“我们”和“希望”都很值得注意。显然，“历史提出的标准”其实就是茅君自己的标准，他不过在代“历史”立言而已。
  历史未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是茅君最觉不满之处，也就是他眼中的琦善及其他人“错误”之所在。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如意事显然深深触动了茅君，他说了一段半是题外的话:“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第313页)茅君写作此书时的基本心态，跃然可见。战争以来，国耻的感觉深深压在好几代中国人心头，茅君也不例外。爱之深则责之切，故在他看来，“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许多缺陷”。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茅君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及保家与卫国之区别的立论(第309—313页)，就是一例。他提出的三元里人抗英时心里只想家而不想国这一论断实不啻无米之炊，盖其并无坚实的材料证明之(茅君确曾举出其他地区百姓甚至向英军出售粮草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转证三元里人，因为别处百姓并未起事，恰是三元里人起而抗英)。从一般的史识推断，茅君的观察应大致不差。但史学研究要立论便需要实证，无证立论，便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实际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时，应该说也就不足以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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