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中的情感蕴藉及其人文性思考
第39卷第1期2021年1月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Vol.39
Jan.2021《庆余年》中的情感蕴藉及其人文性思考
常秀秀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摘要：电视剧《庆余年》是一部集玄幻、成长、重生意识等众多元素的古装穿越剧，它在身份认同分裂、代际观念疏离与人际交往的善与恶三个方面与现代性社会相通，触碰到了社会转型期新青年的隐性心理而独具反思意义，同时进一步引起对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选择，历史的重复与否等问题的思考与追问。
祝贺高考成功的贺词关键词《庆余年》；情感蕴藉；人文思考
中图分类号:I247.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21)01-0074-07
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的2019年度压轴传奇大剧《庆余年》播出后在短时间内便引起了一场青年追剧热潮，该剧以穿越开始，以悬疑推进，以喜剧表达，以权谋贯穿，叙述了一个重症肌无力青年无意间回到庆帝时代，庆自己又得一段“余年”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卷入现实纷争的故事。网络平台宣称《庆余年》以“现代思想烛照古代社会”为意旨，但其受热议的事实又远非“现代思想”“古代社会”那般简单，它作为青年的选择，作为一种价值体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必然有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情感蕴藉，典型的如身份认同的分裂，代际观念的疏离，人际社交的善与恶，在现代性情感体验中又进一步引起了对个人选择与历史观的思考与追问。
一、《庆余年》中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情感蕴藉
《庆余年》虽是一部以“幸得娘亲，积阴功”为情境的古装剧故事，但是其中不乏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情感蕴藉，这也是备受读者与观众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身份认同的分裂
弗洛伊德首先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认同”这一概念，他将“认同”看作是个体与个体或者个体与体在行为、心理上不断趋同的过程。经过学术界的一系列补充与发展，人们认可“人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种
文化身份归属，即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进而产生的归属意识”，皿《庆余年》主人公范闲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自我身份不断认同的过程，而他本身所拥有的现代思想与他身体所处的古代空间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认同过程必然伴随着分裂。
范闲重生后本想做一个“小人物”与世无争，安度一生，改变范闲想法的是好友滕梓荆之死。所有人都以一句“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劝慰他，无人能理解他的悲愤，他开始不再游离于秩序之外，而是要和这个
收稿日期：2020-11-02
作者简介：常秀秀(1993-)，女，山西晋城人，集美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第1期常秀秀:《庆余年》中的情感蕴藉及其人文性思考75以权力主导的非人性等级社会搏斗，想要将自身发展的超时代经验扩展到公共认知场域内，进而明确其人格身份及生存意义之所在。此时他开始由这个世界的边缘转到中央，由看客变为参与者，由不抵抗变为了权力的挑战者。但是范闲在挑战权威的过程中却又不断依附权力。当范闲以“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理念拒绝奴仆丫鬟的侍候时，仆从们都吓坏了纷纷下跪，他只好以少爷的身份发号命令；范闲的提司腰牌本就是权力的象征，他起先不知道如何使用，熟悉后便得心应手，以此多次为自己解围；范闲的成功更是离不开他所处的体制的荫护，他的亲生父母、养父以及关系圈内都是权力中心人物，正是依靠如此背景，他才得以“开挂式”成
长。在这个过程中，范闲既不认同自己所处世界的主流价值和话语，又不得不利用、依靠与自己理念不相容的体制系统，甚至迷恋、争夺权力，自己成为“他者”，贵族身份与现代意识相互交织，这显示出范闲自身的矛盾与认同悖论，身份认同呈现出分裂状态。
而这种状态与现代青年有接合之势，范闲并不是“特殊的这一个”。当代青年处于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科技在去蔽的同时，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空间相对的虚拟空间，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在虚拟网络中，每个成员可以摆脱现实束缚，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扮演任意角，可以只展示自己的优势，遮蔽自己的缺陷，或者隐蔽性地暴露人性的阴暗面。这样一来，虚拟世界所带来的自我体验会对现实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身份多元对原有自我认同产生冲击和干扰，形成自我认同的张力和冲突，甚至导致“自我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离、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分离、自我与人的本质的分离”。⑵当个体涌入网络选择主体倾向的信息以逃避现实、痛苦，网络生存则成为缺少行动支撑的精神符号化生存，随之而来的是应对现实、直面困难的能力减弱，产生焦虑、孤独、无能为力感，在现实中只能认同权威、从众而放弃真正的自我。范闲为避免成为权力关系的牺牲品而融入自己并不认可的封建阶级世界，其身份认同分裂是因穿越而导致的不同时代直接对接的结果，现代青年个体在网络中拓展自我在现实中却又被社会这张巨大的网同化为“大众”，其身份认同的冲突起源于科技为我们创造出的虚拟空间，可以说电视剧的虚构与现实生活都存在身份认同分裂的问题，而现实又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科技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创造的虚拟世界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代际观念的疏离
如果说身份认同的分裂困境是《庆余年》连接文本与现实的接合点，那么代际观念的疏离则是影像与现实的共通点，前者着眼于自我内部认知，后者跳出自我立足于个人与父母辈以及民族。很显然，范闲在剧中之所以一路畅通，得益于她的母亲叶轻眉，叶轻眉虽然在剧中仅仅作为一个回忆性的人物出场，她却是推动整个情节发展的暗线，当范闲进京想了解自己的身世、了解自己的母亲时，他看到了她母亲留下的碑文：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容忍，不因贫穷剥夺。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遵法如仗剑，破魍魉迷崇，不求神明。我希望庆国之民，有真理可循。知礼义，守仁心，不以钱财论成败，不因权势而屈从。同情弱小，痛恨不平。危难时坚心志，无人处常自省。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生而平等，人人如龙。”
范闲从碑文里看出了母亲无异于是这个社会的革命家，他也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没能活下来，他的第一想法不是去完成母亲未完成的宏愿，而是选择安居在自己的舒适区，直到霸权机制将自己纳入争斗，范闲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反抗，而以自己的观念去抗争就必定或多或少地启蒙人心，传递变
革的种子，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便成为母亲叶轻眉的继承者。但是叶轻眉明显是“站立在喽蚁一般大小的民伕们中间的启蒙精英形象”严以家国天下的平等、他人的自由为己任，而范闲只是为自己能活下去，如果叶轻眉是主人公，那么小说与电视剧必定是拥有宏大的历史构架的英雄主义的书写。事实上《庆余年》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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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范闲的个人成长，“这种去宏大叙事而展现私人生活的方式，表明年轻一代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承载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去政治化'的时代症候，丧失了’乡土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归属感”。国代际传递的不和谐由家纵深到国，是个人之思之于集体、民族观念错位关系的映照。再来审视范闲与他的父亲之间的代际差异，范闲拒绝陈萍萍和范建为他安排的道路，陈一方面对范闲爱护有加，另一方面又和亲父庆帝一样为自己所谋而将他置于棋局之中，可见这种代际的疏离是父母与子女双向背离造成的。
个人之于父母的代际疏离表现为不为所动，个人之于国家的代际疏离表现为去政治，忽视对社会应有的服务。编剧在影像中将古今的青年代际观念疏离瞬间接通，不同的是，电视剧中的代际疏离本质上是现代文明与古代价值相撞的必然结果，而在现代生活中的代际疏离一方面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信息的获得途径不再依靠代际经验传递，年轻一代观念与父母的经验形成差异；另一方面则是主体性在现代性条件下充分发展，它要求在“权力”的概念中闪出“生命”的底，⑷必然疏远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
家意识。代际观念的疏离在现代家庭中表现为物质利益的价值追求与反物质利益的理想追求，如对于工作，父母希望子女有“铁饭碗”的工作岗位，而新一代毕业青年热心于涌向大城市在“九九六”制的工作中谋生；对于婚姻，父母认为房、车、存款等家庭条件重要，而子女追求的是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对于金钱，无论生活好坏父母节俭攒钱，子女一辈倾向当前消费。究其原因，新青年生长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们自觉追求“内心层面的情感反馈以摆脱心灵的空虚和生命意义的匮乏”，页而这又使得他们退回到个体的私人生活中去，专注于自我需要与扩张，对历史的创伤性记忆与被遮蔽的话语进行反复挖掘从而对国家意识与主流价值观进行质疑与否定，将政治新闻、民族责任等宏大事件置于自我之下或者不闻不问。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老一辈的经验真的丧失其传播价值了吗？互联网语境下国家如何整合民心凝聚力量，公众又如何看待与选择信息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呢。
（三）人际交往中的恶与善
《庆余年》作为一部权谋剧，围绕权力，揭露了人性的复杂与人心的深不可测。叶轻眉之死是庆帝所为，作为封建社会的王者他对持有自由平等理念与先进技术的叶轻眉感到深深恐惧，虽说叶在信中提到是“借种”生下了范闲，但是从“拔过皇帝的胡子”和叶轻眉与范建、陈萍萍、庆帝三人年轻时非常要好的事实来看，叶和庆帝是曾经相爱的恋人。庆帝杀妻在先，又将儿子范闲当作鱼饵引出“鱼”。疼爱范闲的陈萍萍一面疼爱范闲，一面利用范闲。二皇子表面对范百般拉拢，表示鼎力相助，暗地里设计谋杀。表面上看似和谐的人际，实则波涛汹涌，在利益面前，伪装得无可挑剔，郑也夫在《信任论》中
认为信任是从亲属逐渐走向熟人再到陌生人的过程，当被最亲近的人陷害势必会引发人际信任问题。
由此联系到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社交恐惧与信任危机。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过渡，而现代性具有“价值颠覆”的性质，它批判、怀疑和否定传统，身处其中的青年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风险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生活，开始怀疑一切真实，反思既有观念与规范的合理性，传统道德文化遭到破坏，新的道德机制并未建立，信任在以利益主导的市场经济中日渐式微。从微观方面来看，科技创造了虚幻空间，人际交往方式由主体“在场”转换为“缺场”，青年将自己困于“信息茧房”，形成越回避现实社交越不会社交的循环。在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伦信用局限在乡土社会与熟人之间，但是近年来爆出的残害室友、杀妻、杀女友案让人胆战心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警戒心，熟人信任感变淡，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交变得困难，信任更加遥远。《庆余年》人际关系与现代背景下人际交往虽不同，但却共同暴露了社会交往中共同的问题，你身边的人值得信任吗？当你的善良、诚信被他人利用时还愿意继续善良吗？支撑现代性社会的道德体系如何建立才能打破人与人的隔阂，才能赋予一个年轻人足够的去扶起跌倒老人的勇气？
康德认为“向善的禀赋始终是人性的主导和应然要素，趋恶的倾向乃至一切恶习只是嫁接或附着在向善的禀赋上”。固当隐匿于楚楚衣冠下的黑暗之心渐渐露出，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小说作者猫腻在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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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着的一贯的“人文性关怀”的追求，钩心斗角始终掩盖不了股股向善的清流。首先表现为人物的“美而不美，善而不善”。王启年贪财利己却疼爱妻女也不乏侠义之心；沈重心狠手辣却对北齐一片忠贞；庄墨韩受威胁诋毁范闲诗歌抄袭，之后亲自向范鞠躬道歉并在临死前将毕生的书籍留于范闲。其次正向力量从未消失。杀人如麻的肖恩面对严刑逼问依然对神庙的秘密守口如瓶，只为当初对叶轻眉的一句承诺。叶轻眉至死都坚守“重新建立和制定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秩序”的初心。作为现代人的范闲更是始终未抛弃现代理念毫无原则地融入当时代生存法则，也未利用自己已有的现代先进知识占据权势顶峰，而是始终在道德、人权的基础上与之斗争……在权谋算计的背后包蕴着对仁义礼智信的认可、对真情的守护、对梦想的追逐、对权力的反抗，这也是《庆余年》深刻的主旨意蕴所在。正是这样的人性美的共通感赋予该剧强烈的感染力，使其不至于成为人物扁平，深度消失的大众穿越剧，也正是这样共同的向善性的存在，使社会导向公平正义，使人类不至于沦为丧失理性的生物或者机器的奴隶。如何使善在沉默的信息海洋里成为一种可见性的存在以抗衡人际危机也许应该被考虑。
罗伯特•麦基说“好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提供双重愉悦：一是我们发现陌生的世界，二是进入陌生世界，我们就发现了自己”。切《庆余年》将剧中与剧外、古时与现代关于身份认同、代际疏离、人际交往的恶与善等共时性问题贯通，使故事与读者、观众达成对话，引起深思。
二、由《庆余年》引发的人文性思考
如前所述，影像绝不仅仅是“视觉滞留”现象所造成的运动幻觉或者娱乐至上时代的消费符码，而是以其视听语言映射着种种现实问题，但不是对现实的纯摹写而是有其自身的文化属性，能够引起进一步对人与社会的思考与追问，这也是影像能够成为艺术品的条件与审美性追求。
（_）为集体还是为个人？屈从现实还題持sm?
本剧贯穿始终的冲突双方是拥有现代思想的范闲与外在的环境。范闲到京都后，他的父亲们让他争夺内库权或者接管鉴察院，他的母亲在碑文上留有改变时代的宏愿，而获得重生的范闲只想为自己活。那么人到底是按父母的希望去生活，还是社会的需要，还是自己的意愿？是先集体后个人？是抵抗还是顺应?中国自古以来都有集体、天下为先的意识，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范闲是现代性语境下的人物形象，是科技时代下每一个人的缩影，现代性造成人与自然的撕裂，人与人的疏离，在自我和欲望得到解放与肯定的同时，应该将自我之外的他者置于什么样的位置？当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范闲的行动是明显的，他一心想要独善其身，但是牛栏街刺杀，与心爱之人林婉儿的婚事被掌权者操控，他不得不参与到权力的争斗之中，他夺内库权，夜宴斗诗，与长公主、二皇子周旋，代表庆国出使北齐，并且有意无意地如她母亲那样试图改造社会，启迪人心。原著范闲最终弑父复仇，可以说，范闲由己及他，以己为中心，相继顺应了他父亲（争权杀父），也满足了社会向前的需要（传递变革种子），最重要的是达成了他为自己的目标（携妻归隐）。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王子哈姆雷特同样陷于自我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困境中。他在威登堡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他相信“人类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间但是当他回到王宫后，父亲暴亡，叔父篡位，母亲迅速改嫁，这个颠倒混乱的世界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大相径庭。与范闲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将为父报仇、重整乾坤作为自己的使命，当意识到渺小的自己不足以对抗黑暗的社会时，他陷入了忧郁，生发出了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一生存还是死亡？哈姆雷特因将个人的复仇升华到了拯救国家、人类的高度而致使他迟疑、延宕、忧郁。他的人生观显然是为国而舍我，他凭借智谋赢得了胜利但同时也错失了爱情，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说范闲是站在小我的角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哈姆雷特是站在民族的角度牺牲了自己，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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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中的贾宝玉则是另一种坚持自我，与浊世背离。在科举仕进，立身扬名的封建社会，宝玉偏偏不愿读圣贤书，不写八股文，厌恶仕途经济之道，甘作“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呵之人。在男尊女卑观念主导的年代，他却对身边的女性满怀尊崇、同情之心,“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呵宝玉对女儿的欣赏已完全超出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秩序。当他所倚赖的贾府迅速衰败，他所钟爱的女儿不可避免地一一枯黄、凋落，宝玉经历了尘世的痛苦和绝望之后抛弃了虚伪、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出家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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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与集体、民族这一方面来说，范闲倾向自我但不像宝玉那样抛世，他最终成为人生赢家；哈姆雷特虽完成了复仇使命，年轻的生命定格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如范闲那样为个人牟利是否是一种自私？哈姆雷特以丹麦王国为先造成个人悲剧是否是最佳的选择？
显然，个人与集体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概念，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同体的关系。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共同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自我意识突出的现代，我们既不能过分自我而无视他人，也不能以集体主义对个人进行道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每个人才有全面发展自己能力的手段；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自由才有可能”,［10］最好的状态是个人对共同体负有责任，共同体为个人发展提供条件。如何在信息混杂时代既保证个体发展利益又能建构共同体意识是当下问题的关键，若个人与集体矛盾侧减弱，趋向一致，那么身份认同的分裂、代际的疏离、社交危机也会在共同的人性关怀中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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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糕的做法国内旅游景点大全从理想与现实相矛盾这一方面来说，范闲入世而又不屈从于世，利用当世之道为自己谋；哈姆雷特用自己手中的箭刺向了黑暗势力；贾宝玉见证了贾府的荣衰与大观园女儿们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后，遁入空门。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并未忘记初心，并未只求苟活于世，而是坚持对人间正义、理性、美好爱情以及自由的追求。在工具理性的当代，人被机器主宰，被金钱物化，渺小的个人在荒芜的时代洪流面前，自我认知序列一次次被重置而发生混乱，感到迷茫失去前进的方向，进而容易产生宿命之感，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远离了“本真的
存在”，即一种不满足于外物的役使而努力追求本心的状态，但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是适应了一种存在的自由”。［11］本真同时需要责任和自由，这两者是平衡理想与现世的切入点，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站在世界的对立面，而是要直面现实，做出选择，承担责任。但是网络生存所带来的个体的分裂性、渺小性、差异性，精神共通感的消失“会不会导致萨特所说的不堪自由的重负而放弃承担责任走向逃避？”沏自我状态是一方面，如何改善现代性冲击、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现实混乱和引导个体建立信仰则是另一方面。
（二）历史是重复循环的还是前进的？自什么自什么成语
《庆余年》是一部架空历史的古装剧，剧中叶轻眉在给范闲的信中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大冰川时期来临，人类世界被冰封，叶轻眉冰冻醒来时，自己的时代已经终结，地球上的人类又重新在经历着部落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而当下的庆国正是封建王朝，所以电视剧中的时代并不是我们的古代，而是冰川时期过后的未来，范闲在坚冰下看到的立交桥环绕的高楼大厦是上一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的产物。按照叶轻眉所述，没有时间穿梭，没有平行时空，地球每隔一段时期就会经历大冰川期，那么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是不是部落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高科技时代、冰川期的循环过程？
稍迟《庆余年》上映的台湾热播偶像剧《想见你》也是一部穿越剧，时空在该剧中被揉碎呈现闭环式，
“历史与当下共生，当下与未来交织”，呵主人公两个人的双向穿越共同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是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与约翰•李斯丁发现的，将一段纸条旋转180°后，再将两端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特殊形状的立体纸环，它有着十分神奇的性质，拿一支笔沿着纸带中间画，到最后会与起点相交，而且沿着纸带中间剪开的话并未分成两个纸环，而是使纸环本身变得更长，扭曲变成360°的纸环，理论上来说这种延展性是无限的,“莫比乌斯环”因此象征着循环往复和无限。《庆余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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