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沿江城市经济关系的回顾——以芜湖与上海为例(1877-1937)
徐智
【摘 要】1877年芜湖开埠后,在贸易、交通、金融等方面与上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其成长为近代沿江重要口岸的主要动力.芜湖与上海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关系,反映了二者经济交往的渊源,为今天芜湖融入长三角提供了合理的历史依据,上海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应该发挥更大的幅射带头作用,这样,长三角的空间范围方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为今天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长三角扩容或泛长三角经济关联,提供了有益的案例和思路.
【期刊名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长三角城市【年(卷),期】2009(025)003
【总页数】6页(P20-25)
【关键词】泛长三角;芜湖与上海;经济关系
【作 者】徐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99.295.4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提速,长三角作为当前中国最为活跃的区域经济体之一,2008年GDP总量已达到5.4万亿元,接近当年全国比重的18%,并且持续保持多年快速增长的态势,有望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而在长三角内部,各城市由于发展目标明确、产业分工合理、相互协作加深,区域融合的效应已初步显现,所有这些利好使得长三角自形成以来,有关其扩容的呼声和动作就不曾停止过。
1992年成立的长三角城市协作联席会,参加者只包括江浙沪的14个城市,1997年新设立的泰州市加入后,成员增加到15个,并组成了新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与纯粹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相比,该组织覆盖的地域范围尽管已经有所扩大,但边缘城市加入长三角的愿望仍然十分迫切①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是指以镇江、扬州附近为顶点,茅山以东,
通扬运河-栟茶河以南,杭州湾以北的地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早在2003年,江苏淮安、安徽芜湖、浙江金华等10个城市就申请加入,此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2008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将长三角正式确立为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两省一市全境,苏北和浙西南也被纳入长三角,解决了一部分城市加入的愿望。但更大范围的扩容努力仍在继续,邻近的安徽、江西省提出了“泛长三角”的概念,想借助长三角这个大平台获得充分的发展机遇,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综观它们的申请理由,并非毫无道理:一是区际交通设施较过去已发生重大变化,客观上缩短了这些地区融入长三角的时空距离;二是两省地域内的矿产、土地、生物、人力资源丰富,可以为长三角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三是部分毗邻长三角的城市,在历史上就与长三角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传承而来的关系减少了其融入长三角的阻力。本文试图通过回溯沿江城市——芜湖与上海自近代以来在对外贸易、交通、金融、信息等方面的联系,探寻二者经济交往的历史渊源,论证近代二者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为今天长三角扩容或是泛长三角的存在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期望对今后长三角的规划与发展有所借鉴。
1840年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 《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等5个通商口岸,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由此洞开。然而在开埠以后的十几年中,除
了上海的贸易蓬勃发展外,其余四口岸的发展状况并未如列强所预想的那样乐观。列强一方面认为中国开放的力度尚显不够,一方面又妄图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中国的腹地。他们最先垂涎欲滴的,便是广阔而富庶的长江流域。
第二次战争列强故伎重演,在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又强行开放了遍布中国各地的十多个通商口岸。这一次,列强终于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梦想,长江流域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开有汉口、九江、南京、镇江4个口岸①由于《天津条约》签字时南京仍被太平军占领,故南京开埠一事暂被搁置,直到1899年才正式开放通商。。但是列强贪婪的本性并未就此收敛,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他们又对长江流域还没有开埠口岸的省份蠢蠢欲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殖民者借口1875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议定增开芜湖等四口为通商口岸,皖江地区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了[1]15。
芜湖于1877年开埠后,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便利的水道交通、周边丰饶的物产和长期开展国内贸易积累的丰富经验等有利因素[2]引言,“作为贸易港极为便利”[3]23,得以迅速跻身于沿江重要口岸之一,对比九江、镇江两个早于自己开放15年的口岸,贸易值丝毫不
落下风。清末时在长江流域,芜湖“商场地位进居上海、汉口以次之第三位”[4]1。进入民国后,虽然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但芜湖口岸贸易仍保持一定幅度的上升势头,1931年的口岸贸易值已是开埠初期的33倍,占当年全国贸易总额的1.32%,仍是较为重要的通商口岸[5]56。
与此同时,以芜湖口岸为中介,近代皖江地区形成了“各县商品之输出,与外货之输入,莫不以芜埠为转运吐纳之总汇”的基本态势,芜湖成为该地区的商品进出口中枢,腹地范围覆盖了整个皖江地区[6]1,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所有这些进步都标志着芜湖从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区域性商业中心发展成为近代重要的工商业口岸城市。
如前文所述,近代芜湖口岸发达的贸易业,固然离不开多种有利因素的汇聚,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海关史料,以下这个事实又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即芜湖对外贸易中的进出口商品,绝大多数不是直接从海外进口或是直接向海外输出的,而是通过其他口岸的转口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这些口岸的中转作用无疑为芜湖贸易的繁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唐巧天的研究,上海开埠不久即跃升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通过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将其外贸影响辐射至大半个中国,其中与长江流域主要口岸的外贸埠际转运最为密切,
构成了上海在全国外贸埠际转运网络的第一层次[7]。由于该文以全国主要口岸作为研究对象,欠缺具体个案研究,加上研究时段所限,笔者将在其基础上以芜湖为例,探讨上海在芜湖口岸对外贸易中的中转作用,从贸易视角反映二者在近代较为紧密的关系。
由于近代海关统计制度上的变化,本文以1904年为界,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研究。1904年前选取①由于《天津条约》签字时南京仍被太平军占领,故南京开埠一事暂被搁置,直到1899年才正式开放通商。上海洋货转运芜湖值占芜湖进口值比重和②芜湖土货运往上海值占芜湖出口值比重两个指标,分析上海在芜湖对外贸易中的中转作用。1904年后,海关总税务司不再统计口岸间的中转贸易,故选取③芜湖直接进口洋货值占芜湖进口值比重和④芜湖直接出口土货值占芜湖出口值比重两个指标,间接判断上海对外贸易的中转作用。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相关指标时,统一用数字符号代替。
如图1、图2所示,洋货进口方面,上海对芜湖一直保持比较强势的中转作用,史载“(芜湖)进口洋货,大半皆由上海过载而来”[8]284。截至1904年,指标①中有13个年份的比重超过90%,其余11年的平均值也接近80%。1904年至1915年,指标③反映出的芜湖直接进口洋货的能力依旧没有显著的提高,换言之,芜湖口岸洋货的获取仍得依靠其他口岸进行
中转。尽管具体的上海中转数据无法知晓,但作为芜湖最重要的中转口岸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之后的16年中,随着芜湖口岸自主能力的提高,其直接进口洋货值也有所上升,这段时间指标③的年平均值达到了20%。但即便这样,上海维持对芜湖最重要中转口岸的地位,仍是相当牢固的。芜湖从上海转运获取的洋货,主要有棉织品、毛织品、玻璃、灯器、肥皂、香料、洋伞、火柴、糖类及煤油等[9]305,以生活资料为主,生产资料绝少,这从侧面反映了皖江地区近代工业较为落后的现实。
与洋货进口较为简明不同,芜湖土货出口的情况有些复杂。由于芜湖是稻米输出的重要口岸,稻米又是芜湖输出的最重要土货,因而华南、华北一些缺粮省份的口岸往往成为芜湖土货输出的重要目的地。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稻米运输到上述口岸往往就地消费,不再运往国外,这样实际上已谈不上外贸中转作用。而上海则不同,“本为中央转运之商场,(芜湖土货)系仍由该处装赴别口耳”[10]289,“(芜湖土货)运往上海大都转运出口,或往日本”[11]171,尽管指标②、④屡有波折,但上海作为近代芜湖土货出口最重要的中转口岸,大致也可成立。根据文献记载,芜湖在出口土货的输送上,一直与上海保持较为稳定的联系。较为重要的如鸡鸭毛,由上海转运至汉堡[12]834,蛋白、蛋黄分别由上海转口至美国、法国[13]172,棉花、菜子则转运至日本[14]131;37。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近代芜湖的对外贸易离不开上海的中转作用,没有上海作为外贸中介,芜湖较为发达的贸易业便如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势必受到影响。从另一方面看,芜湖作为皖江地区对外交往的中介口岸,通过商品的进出口把上海的辐射力拓展到了皖江腹地,这一地区因而成为上海的间接腹地,反过来又为上海近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互利互惠的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二者密切的经济关系。
(一)近代芜湖与上海的交通联系
上海开埠前,沿海贸易虽然已经较为发达,但与长江沿岸各地的航运联系仍然较为疏松。那时直接与长江流域沿岸各地沟通,并辐射和影响长三角腹地的经济中心是苏州,无论是与长江流域还是同沿海各省的航运往来,上海都是作为苏州的外港发挥着作用[15]16。正因为如此,封建时代尚未形成贯通全程的航运业的长江流域,在下游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环流结构[16]280。上海不过是该环流结构中的普通一环而已,与其他沿江城市难言有特殊的交通联系。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沿江口岸的陆续开放,列强的侵略势力也开始从长江下游向中上游地带拓展,与此同时他们一步步地攫取长江航运权,期望通过发展长距离航运,将长
江全流域结合成一个较为紧密的经济联合体。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至汉口的航线——沪汉线应运而生。沪汉线途经南通、张家港、江阴、泰兴、镇江、仪征、南京、芜湖、荻港、大通、安庆、湖口、九江、武穴、黄石港、黄州等16个商埠,其中除了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为下碇商埠外,其余均为暂泊地[17]246。20世纪30年代时,经营沪汉线的中外航运企业共有6家,分别是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以及日本的日清公司。作为近代长江流域的重要口岸和沪汉线的停靠点之一,芜湖“每年来往船只甚多”,这些船只分为专运货物、客货兼运和专载客人3种[18]15,便利了与上海进行的定期人流、物流交往,使得两地之间的商贸联系更加紧密。民船虽不如江轮那样引人注目,但仍凭借其数量众多、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运载灵活等特点,成为两地间商品运输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芜湖与上海的交通联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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