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狮少年》:国产现实主义动画电影的新探索
《雄狮少年》：
国产现实主义动画电影的新探索
邹  波  屈立丰
【内容提要】《雄狮少年》打破近年以新神话动画电影为主导的国产动画电影格局，成为新世纪国产动画电影现实主义题材的现象级作品。它从三个层面体现了对国产动画电影现实主义进路的新探索：在故事层面，它构建“城市/乡村”的空间结构和“病猫/雄狮”的身体叙事，挺进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留守儿童”“进城务工”“城乡差距”等问题域；在话语谱系上，它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底层叙事”和“青年叙事”，并以青年亚文化风格创新该话语体系的精英文化彩；在叙事伦理上，它既借鉴二次元文化的类型化，又实现二次元与三次元的双向破壁，以中国文化特性回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都市异乡人的“无家感”体验，创新实践了现实主义电影观念的现代化转换。
【关 键 词】《雄狮少年》；国产动画电影；现实主义
在“神话IP、奇幻风格、现代启蒙”等于动画电影票房准则的时期，《雄狮少年》“没有前情、没有卡司、没有原始IP”，“以一种‘裸奔’的状态出现在市场上”[1]，用一个现实题材的励志故事，引起观众热切关注，受到市场高度认可。这部作品在故事构建、话语谱系、叙事伦理等层面的探索，对未来国产现实主义动画电影的拓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电影《雄狮少年》剧照
一、“城/乡”的空间结构与身体叙事
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呈现客观事物的表面细节，而是揭示表象之下隐藏的矛盾现实”[2]，它立足于生活的本质之上，通过个人体验而体现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特征[3]。《雄狮少年》构建出“城市/乡村”的影像空间以及“病猫/雄狮”的身体叙事，进入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及其后果”的问题域，彰显了对当下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
电影用“阿娟”的名字，让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的故事产生交集，通过两个阿娟的三次相遇，让主人公先后具有留守儿童、进城农民工、小镇青年等三重身份，渐次勾勒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空间的对峙结构。
两人第一次相遇如梦如幻，那时的阿娟（男）和朋友阿猫、阿狗是生活在广东小镇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广州打工，他们跟着祖辈过活，经常遭受欺凌，表现出留守儿童的诸多负向特征：自卑拘谨[4]，孤独感[5]，自尊较低[6]。经历了奇幻的舞狮与尴尬的“英雄救美”，受舞狮大赛推广大使阿娟（女）的激励与鼓舞，阿娟（男）对参加舞狮大赛心生向往。
两人第二次相遇是在喧嚣的城市街头。阿娟（女）曾用一句“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你一定会成功的”，消除了少男少女的生疏，但是在深切感受过巨大的城乡差异之后，阿娟（男）坐在阿娟（女）的车里，咫尺距离却逼仄得他局促窘迫。男阿娟作为农民工，处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7]，经历和抗争着眼下的生活：争分夺秒地扛大包、
送外卖、送快递，被人斥责，只能默默忍受，雨里摔倒，首先是顾工作而不是自己的身体，诺大的城市里，下下铺才是暂时属于他的地方……面对未来，虽有希冀，但更多的是忧惧。
两人第三次相遇是在舞狮大赛上。阿娟（男）受到鼓舞与召唤，毅然放下行囊，化身雄狮，准备纵身登顶“擎天柱”！阿娟（女）带头擂起狮鼓，其余狮队也助阵其中……在令人激动的斗狮胜利之后，阿娟（男）的际遇并没有陡转出任何阶层跨越的传奇，他依然还是一个普通的进城务工者，虽然也有些变化发生：“我们还是给他留了一些温情，他在后来打工的宿舍墙上贴的照片，说明了他少年的经历是完满的，有亲情，又有一点点朦胧的爱情……在阿娟的桌子上‘放’了一些高考的模拟题，或许阿娟还想继续高考呢？”[8]
影片以“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为少年成长故事的主脉和主旨，但是这里的“雄狮”已经不是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国族认同的历史叙事；“少年”，也不仅仅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等神话动画电影对自由权利的个体叙事。它用“病猫/雄狮”的身体，将个体在城乡夹缝间
生存、与社会正义照面的情形——社会是否平等对待个体、承认个体权利、尊重个体尊严——呈现为具身化的痛苦或愉悦。
故事开端时的“病猫”，可以指涉与父母疏离而性格羸弱的“废柴”阿娟（男）、阿猫、阿狗，也可以指涉与过去疏离而情志萎靡的“咸鱼”阿强，甚至还可以指涉身穿仁义礼智信但罔顾信念而精神虚无的“村霸”陈家村舞狮队——物质本位思想主宰了乡村世界，他们的身形要么佝偻、要么蛮横，声音要么喑哑、要么骄横，偶然闪现的生命意志却扭曲为以拳头暴力和话语暴力去欺凌弱者。这是一个传统自行贬值、缺乏内生动力、日渐内耗的病态环境。
学舞狮是对身体的解放：被炽烈的英雄花砸中，点燃心中的梦想；拜师学艺，打开了身体的桎梏；挑选狮头，开启精神的信仰；踩桩采青，狮头、狮身和鼓点三个伙伴协作如一体。在狮身中，少年的身体舒展了、强健了、活泛了，他们迈向一个日日焕新的天地，彼此互济互生，力量永不枯竭，拼得参加决赛的资格！然而，这并非生活的真实面貌：父母依然远在一隅，“咸鱼强”还是被人呼来喝去，终将遭遇命运的翻云覆雨。
被广泛称道的“天台舞狮”，既是高峰体验，更是祭奠与脱冕。阿娟（男）被抛入陌生的城市，身体强壮起来，自我却在蜷缩中渐至无名，直至天台舞狮，才发生转变。离开故乡时的他，是向那尊高大的佛像
祈愿；天台恣肆舞狮的他，是向“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这个信念祭奠和告别。他留下了狮头，自我施行了对精神的脱冕，从此他将孤决地迈向飘摇的陌生之域，“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如果没有再一次的精神加冕，他将是城市人海中佝偻的弱者，或是蛮横的强者，但无论哪一种，终究都是自行贬值、日渐内耗的“病猫”。
中国现代性进程是系统性的社会转型，其症结是社会总体性被解分，其景观是城乡二元对立，其体验是当代人在生活世界中所面临着的传统和现代、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断裂与冲突。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社会/个体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不是板结化的非此即彼，而是彼此交错并渗透为人际交往中的观念、语言、行为。从“病猫”向“雄狮”的身体演变，不该是从乡村/城市、传统/现代、个体/社会这些二元对立的一端挣脱出来、进入另一端，而应是打破乡村/城市、传统/现代、个体/社会这些二元对立之间的隔阂。主人公的精神加冕是舞狮大赛上向擎天柱的纵身一跃，化身为“雄狮”。这一跃，已经超越竞技，超越“我命由我不由天”式的抗争，他迎来了内在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拯救——“山路望不到头，我只能往前”，曾经的对手都成为陪同和襄助他上山的鼓点，借此，他与世界达成和解。
二、延续和创新“小镇青年”的话语谱系
《雄狮少年》故事看似轻巧，实则更触及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核心——如何书写城乡二元对立下的历史意志和个人权利？它需要平衡历史叙事和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
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人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9]《雄狮少年》响应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即“为时代代言的、具
有市场性和社会性的现实主义电影”[10]，延续并创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小镇青年”的话语谱系。
“小镇青年”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乡不平等关系如何从政治经济结构蔓延到文化领域，一方面，它切及底层叙事及其“小人物”的生存模式：“小人物不仅是阶层意义上的静态体，还是繁华秩序外、社会秩序中永不安分的沸腾能量，处于不断被挤压而又不断抗争的能动结构中”，接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六代导演的“新写实主义”[11]。“在叙事观念上，它努力规避了空泛无当的意识形态教化，也并不讲求哲学上的寓言性、美学上的典型性，其关注焦点始终定位在对现实语境下普通百姓真实际遇的描述。”[12]另一方面，它参与建构“都市异乡人”这一复杂社会现实的语词[13]，表征着生活在城乡夹缝的体“面临的社会压力、风险和精神困惑”，“其中所投射出来的某些可以改良青年生活品质的希望和光亮” [14]。因此，在中国文化产业中，包括在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中，“小镇青年”成为“重新构建日常与政治、国家与个人、地方与他域等关系，使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得以呈现”[15]的主要体，相应也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不断创造票房神话的不可或缺的主力[16]。
《雄狮少年》让观众的角代入感相当强大，这些观众可能是留守儿童、进城务工者、小镇青年、都市异乡人，甚至可能是包含悲悯与同情的任何人。留守
儿童、进城务工者两个身份是故事明线在支撑，小镇青年、都市异乡人两种体验
中国动漫发展史电影《雄狮少年》剧照
是故事氛围在烘托——电影前后部分分别突出两种景观系统：前面是美丽得让人屏住呼吸的岭南风土——热烈浪漫的木棉花林、水光潋滟的桑基鱼塘、大街连片的骑楼、小巷深藏的咸鱼铺、古村祠堂的陶塑屋脊、屋顶仰望的满天星光……后面是孤独得让人抱紧双臂的都市森林——林立的高楼、横跨的高架、黑黝黝的工地、摩肩接踵的地铁、芸芸众生的街头、夹在缝隙中的阳光……前后强烈对照，同样是雨，在乡村是欢喜的，在城市是狼狈的。电影音乐强化了“小镇青年”的共情点：有乡愁（插曲《莫欺少年穷》和《道山靓仔》中的岭南文化和岭南方言），有情感维系和有责任担当（《莫欺少年穷》歌词“阿公阿叔阿婆阿伯”，“一定会出人头地，日进斗金”），有自我肯定（《无名的人》歌词“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地生活”，正是致敬小镇青年的务实而努力）。有意思的是，影片对都市意象的表达也是矛盾的，它强调了都市的生活烟火的一面，逼真地演绎了广州荔湾区的芳村地铁口、老西关街道、荔湾湖公园、京粤水产大厦，和咸粥、玉冰烧、手打牛肉丸、广式腊肠饭等当地饮食，唤起了广州观众甚至一般市民的“恋地情结”[17]。
影片结尾，阿娟（男）不再焦虑地“证明生来不是为了被人笑”，不再是憋屈而愤怒地“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而是平和地进取、养家、爱人与被人爱，发掘个体身上新的主体性，让“团结力量”在“交往实践中，获得再生”[18]，“在日益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撑开一道裂隙”，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路遥）、《青春万岁》（
黄蜀芹）、《青春祭》（张暖忻）等作品中那批“来自农村或乡镇的青年所内涵的身份自信、文化主体、未来想象、精神救赎”，让这位“城乡之间流动的‘青年’用身上的朝气、理想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努力地弥合着城乡之间的裂痕，作为一种时代的救赎而存在”，有勇气“打破阶层区隔、恢复人与地域之间普遍联系的伦理与价值回归”[19]。
值得注意的是，《雄狮少年》对九连真人和五条人这两支乐队歌曲的征用。这两支乐队是在2019年、2020年在“乐队的夏天”节目上接连出现的现象级黑马乐队，也是具有浓郁的县城味道的乐队。“在‘全球-地方’的经验和城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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