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便于人们阅读使用，是古籍整理中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传统的训诂学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
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因此，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就必需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用法。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
从这一层面来看，古籍注释的确是一项十分辛苦又十分严肃的工作，假若注释者本人还不很清楚时，绝对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就会造成错误，贻误读者。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而且，同样重要的，他亦必须遵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
一、几点注意的常识
（一）注释的目的
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它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追求原意说。
在千百年以来的经典或其它古籍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往往希望理解作者的原意，与作者在精神上、心理上达到沟通，然后通过作品的阐释，准确地揭示和表达作者最初的原意。这点，我们在《春秋》的序文中，即可见其一斑。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虚叹衔书之风，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己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
何休《公羊传•序》里也说：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
经师们坚信，通过解释，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会被揭示出来。因此，他们把解释经典的活动视为恢复与重建圣人精神世界的神圣工作。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历代注释者必须否认自我认识，想作者之所想，完全进入作者创作时的历史环境和思维状态；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作者原意的客观解释。
从这点看，对于从作者的切身出发是最重要的，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的因素，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淖。
而且，还须进一步指明的，注释的重点是解析古籍的疑义，注释的生命在于发明，既能不断地顺应时代发现新问题、破译新难题。这点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不变法门。
此外，至于谈到注释者所要遵循的研究方法时，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注释研究中，只有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并能大规模地、有效地解决难题的方法才算是最有效方法。
（二）对注释者的要求
博学深研，这是注书的前提，也是对注释者的最基本要求。
对古籍的注释，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清代学者杭世骏曾说：
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
又说：
诠释之学较古昔者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
在杭世骏看来，写书可以只写心得，不懂的或没有心得的可以避开或不谈；而注书，则凡原书所涉及的知识都必须探求明白，不能说只注那些我所知道的。当然，对于这点，历代高明的注释者都是很清晰的。例如近代的学者就不止一次的指明，注视工作，绝对不等于工具书相关知识的照搬。
再例如《太平经》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典藏，其难度远远超过许多古籍，因为它涵盖面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化等要素，同时蕴藏着养生、巫筮、方术、图谶、天文等学说，其内容十分广博。但当我们阅读《太平经全译》本时，却见到译文风格统一，语言流畅，意义明白通晓，的为一部难得罕见的古道经今译范本。从这点来看，作者在注释上的确下了大功夫，将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予以解释。此外，我们在注释中也可以看见，为明了经文的真实本义，作者不仅大量地授引道经，同时广泛援引儒佛经典、诸子要籍，约达上百种。如《老子想尔注》、《真灵位灵图》、《上清后圣道君列纪》、《太上混元老子史略》、《枕中书纪》、《天仙正理直论》、《老子》、《云笈七签》、《无上秘要》、《庄子》、《玉京玄都大献经》、《紫文上经珠囊》、《道教义枢》、《抱补子内篇》、《汉书》、《礼纪》、《吕氏春秋》、《真诰》、《洪范》、《白虎通》、《开元占经》、《春秋繁露》、《孟子》、《酉阳杂俎》、《淮南子》、《乐记》、《灵宪》、《左传》、《潜夫论》、《神农本草经》、《说文段注》、《干凿度》等等，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厚的文化素养、整饬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注释者不但要博览书，而且对很多问题要作深入的、艰苦的研究。注释一定要以研究为基楚，不经过博学深研，要写出高水平的注释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注释中表现出的一两句话，很有可能是注书者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果，在这一两句话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的心血。例如《资治通鉴》卷128谈到宋孝武帝遣薛安都等与叛臣鲁爽战时说：“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胡三省注曰：“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胡三省这里只有短短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得来可不容易，因为之前的书上并没有记载大岘、小岘位在何处，胡三省仔细考证了历史上在这一带发生的几次战役的历程，最终才确定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
此外，注释工作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行、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过程。它要求作释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我这里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1）把势：《牧丹亭》13云：“牵弓射弩做人儿，把势：一连十个诺来回，漏地。”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把势，这里是装样子。”按：“把势”（又作把式）是蒙古语baqsi(音译为“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黑石”等)的借词，有“老师”、“什么书中毛病最多擅长某种技艺的人”、“内行”等义。这里是郭驼自夸其“牵弓射弩”的技艺娴熟，而不是“装样子”。
（2）生发：《白兔记》18云：“（外）巡更不严，贼盗生发。”宝文堂书店1988年本注：“生
发，即生利。”按：“生发”即“发生”，而非“生利”。正因为“巡更不严”，导致了“贼盗生发”。若理解为“生利”，则与原文意思不合。《古今小说》18：“近奉上司明文，倭寇生发，沿海抢劫，各州县地方，须用心巡警，以防冲犯。”
（3）这们：《娇红记》36：云“象小弟这们不济的，未必不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小弟这们，即小弟们，小弟这行之意。”按：在明代白话文献里，“这们”、“这海”、“这么”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可以互相通用。这里的“这们不济”，即“这么不济”、“如此不济”。
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但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作注释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也是注释成功的主要因素。
总之，一句话，为了注好书，注释者必须认真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必须要有古代史、历史地理、民族史、哲学等等广博的涵养。
（三）述而不作，还是微言大义
“述而不作”是注释古籍的基本原则，像宋代学者所谓“六经注我”，这就不是注释的科学态度了。在注释时，整理者在客观介绍了古书的原意之后，可以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明确，
是“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切忌借题“微言大义”，任意发挥。
注释与自著不同，自己写书写论文是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注释必须按原作的意思来注解。注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看，也不是仅仅为了给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提供研究材料，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古籍，理解古籍；在注书时，必须符合原意。这也是评判注释优劣的重要标准。
下面举几个例子。
《论语•子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里只是说行礼时戴什么帽子，臣对君是拜于堂上，还是拜于堂下。但宋杨简解此章竟用“天道”来加以解释。他说：“好礼者往往过于执，从众者往往过于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圣人之心即天道，其体本如此，非勉而进此也。”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的例子。
再举一例。康有为《论语注》解“学而时习之”一句中“时”的涵义时说：“时势不同，则所学亦异。时当乱世，则为乱世学；时当升平太平世，则为升平太平之学。礼，时为大，故学亦必
随时而后适。孔子为时圣，学之宗师也。……此言修己以自得为先，不得冥心坐废；以时为中，不得守旧泥古。此为开宗明义第一义，故上《论》一书以时始、以时终、以明孔子之道全达于时，学者不可不察也。”按：“时习”也就是时时温习的意思，绝没有康氏所说的含义，何况孔子是面对面地教导学生，假如他有这样的意义，完全可以清楚地说出来，何必如此地隐瞒己意呢？因此康氏之解释，只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违背了注释的目的。
再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洪兴祖《补注》：“《史记》屈原名平。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而王逸注云：“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按：名平不过取其平正，字原则与名相应，牵合于天地君民，岂是屈原命名之本意？
类似曲解，元王若虚深有体会，他在《论语辨惑》一书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谓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
王若虚指出，这是为了拔高“圣人”而不顾文法，歪曲文义。他批评说：“义理之是非姑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真可谓一针见血！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注释者应当引以为戒。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朱熹在这方面问题上的意见和思考。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之代表人物，虽然他解释古经也免不了理学家的毛病，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他对有的理学家借解经大作自己文章的做法深表反感。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人之语解开了，庶易读。”又说：“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义，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义殊远。”又说：“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义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谈了。’……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还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这些话说得很精确。
注释古书要做到符合原意，因此作注者对注释的态度必须是严肃的：一、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绝不强不知以为知：二、作者要有“述而不作”的态势，切不可没有可靠的根据，就绝不轻下断论，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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