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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YELLOW RIVER 2020
/ 23成。就其外在的制约因素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种的媒体科技手段的运用，逐步影响了大众对古代诗词歌曲的选择，因而古代诗词歌曲时常给人一种长期被忽视的错觉。
值得宽慰的是，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作用下，自2016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传统音乐文学也多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古代诗词歌曲项目的申请逐渐增多，例如“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艺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另外，像CCTV《经典咏流传》、湖南卫视《歌手》这样的主流媒体也顺势而为，开始对流行音乐和古代诗词歌曲、民间俗曲出镜的比例加以调节。谭维维、龚琳娜、赵照等一类艺术家也带着跨界融合的演唱方式，在演唱中多元创新，打破唱法壁垒，创作出《墨梅》、《水调歌头》、《声律启蒙》等优秀古典诗词歌曲。由此再次证明，中国古代诗词歌曲的前途是不必过分担忧的。
二、全媒体科技是古代诗词歌曲传播的全部支撑吗？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与上面一个问题的性质不同，不能冠以对或错直接答之。需要一分为二的看。
在全媒体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得益于“互联网+音乐”思潮的影响，古代诗词歌曲拥有了多元的传播新载体，其传承进度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改观，受众范围和受众数量也有所扩大。这也应了何晓兵老师的一句话：“任何艺术只有在得到广泛传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和繁荣起来”。③与此同时，凭借全媒体科技，古代诗词歌曲的音乐文献使用率也在逐步提高。以往《诗经》、《楚辞》、汉乐府、宋代词体歌曲、元代散曲、明清时调小曲等音乐体裁，大约都是静态式的保存在纸质文献中。古代诗词歌曲资料更多的通过阅读或者吟诵才能获取。这种无奈的局限性使得古代诗词歌曲对文字过多依赖，很难做到独立的为歌而存。如今，时人只需要在音乐库中输入所要的音乐歌曲名称或关键词，计算机便自动去查对应的文献资料。这一友好操作体验，让我们有效避免了因纸质书本文献静态性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同时，对传统诗词音乐生存的物理空间的拓展也大有裨益。可以说，智能音乐库的开发和管理极大地推动了古典诗词歌曲的普及。
由此，全媒体科技的及时融入确实为古代诗词歌曲的传承带来了转机与新生。但笔者以为，过分吹捧全媒体科技的权威力量，就相当于间接抹杀了政治、经济、人文等因素对古代诗词歌曲活态传承的作用。且当前全媒体技术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很多技术功能的开发仍
在调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随机性与不稳定性。例如，音乐“可视化”的普遍应用，导致了“看”古典诗词歌曲的观众人数多于“听”古典诗词歌曲的观众。听觉可用性与视觉美观性之间出现明显的失衡现象。音乐“可视化”往往诱导多数大众只关注诗词歌曲舞台表演的视觉美感呈现，而音乐作品本身的情感底蕴与
艺术生命却被忽视。进而导致演唱者与观众之间难以产生情感共鸣。观众很难体会到古典诗词歌曲作品中真正想要表达的音乐意图。过分注重古典诗词歌曲作品的演绎效果与情境推入，某种意义上就是游离了音乐为主，娱乐为辅的传承原则，对我们整体感知古典诗词歌曲带来了阻力。对此，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说的就很明白，“当作品具有这种严整性和有机性，形式上的最小一点变动就会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一部分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致毁灭该生物的生命一样。”④古典诗词歌曲传承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神”而非其“形”，在此基础上，我们去追求“外在的无限可能性”才会有意义。全媒体科技对古典诗词歌曲听觉体验的割裂，是颠倒了古代诗词歌曲传承目的和物质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单纯的“唯技术为本位”并不能解决古代诗词歌曲长久传承中的所有问题。
三、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是一种退步？
巴赫金先生曾用“外位超视”一词来证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平等对话的强大可能性，他主张：“一种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视野中才能较为充分的展示自己。可以在他人文化中寻到对我们自身问题的答案。”⑤笔者以为这句话也可以在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上加以验证。今人对古词今曲创作上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内圣”与“外王”之间的一场较量。支持“内圣”者偏执地坚守着古词古曲原始的创作规范，而“外王”者则追求的是对古词古曲进行“新翻杨柳枝”。换言之，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主要来自古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对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现象持否定态度者，多认为将古典诗词歌曲随意引入流行音乐之中，是破坏了古代诗、词原本的思想内容，降低了古代诗词音乐创作与传承的门槛。现以《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为例证明之。该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一首歌行体赠友酬别诗。诗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几句，后经台湾艺人黄安填词作曲，收入至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中。通过对比发现，诗中原本“人生在世不称意”的苦闷与失落，在黄安的改编下俨然变成了男女情爱之思。其他的还有黄自《花非花》、张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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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
虎《相见欢》、陈田鹤《春归何处》等，都有相同的做法，此处不一一赘述。这种拼揍嫁接出来的“混血”音乐，改变了古代诗词歌曲的艺术观念，一般人难以接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古代诗歌与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其本身实际上是“具备创新的机能……创新和改动一直就存在。”⑥
改编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古已有之。例如，昆曲《牡丹亭》“游园”中的【绕阳台】一目，就是将【绕地游】与【高阳台】两个不同的曲牌进行重新组合。实际上，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
性传承的高级需要。当下想要维持古典诗词歌曲的良好传承态势，根本的做法就是让它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形式进入到主流互动的机制之中。这就要求今后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要注重培育音乐艺术消费市场潜在的主力对象。这一要求其实也无形中给古词古曲的现代性改编留出了一片拓展的空间。无疑，要想古典诗词歌曲得以活态传承，大众是否喜爱、是否熟悉才是较为重要的因素。而流行通俗音乐又是当下年轻听众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将多种音乐形态（主要以流行音乐为主）适宜地融入到古典诗词音乐之中，让大众“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⑦，才是真正解决古代诗词歌曲活态传承的最根本的办法。其中，“过去的过去性”就是暗指古代诗词歌曲中所蕴含着的传统音乐审美元素；“过去的现存性”则主要指那些在新时代全媒体语境下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然而问题似乎并非这么简单。在古代诗词歌曲艺术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当代通俗音乐与古代诗词音乐之间究竟是哪一个更依赖对方呢？如若是流行音乐占据主要优势，那么古代诗词音乐则退居为次要位置，主要负责思考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二度创作的完成。这又好像偏离了古代诗词歌曲传承的讨论范畴了。直觉上，似乎也只能由古代诗词歌曲占主要地位了。但是，实际的情况正好与上述推论相反。因为流行音乐若是没有古代诗词歌曲的点缀，它依旧能够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歌仍旧是歌。即便借以古代诗词歌曲，那很可能是锦上添花的事而已。但古代诗词歌曲如若缺少流行音乐艺术的加入，传唱效果则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
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去对立而求合一的包容态度对待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正如杨曙光教授所言：“任何
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⑧古词今曲这一新型创作模式可以为古代诗词歌
曲的活态传承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实践证明，它有助于我们从异文化的视角去反观古代音乐文学自身发展的缺陷，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⑨总的来说，当下视古词今曲的二度创作是一种退步行为的想法出现，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创新型模式的运用并没有转变为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结 语
对古典诗词音乐艺术消费观念、古词今曲创作方向、全媒体音乐科技运用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对传统音乐文化重新审视的过程。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活态传承仍然是大众探讨的主要议题。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古典诗词都可以被谱曲演唱。⑩然理论想法往往早于实践应用。较之流行音乐，古典诗词音乐的发展还是稍显冷清，远未达到健康社会应有的艺术生态。这就要求我们在古典诗词音乐歌曲活态传承过程中，应该注意浅尝辄止老毛病的出现，像晏殊《浣溪沙》、张志和《渔歌子》、张孝祥《西江月》这样的诗词作品还需要大量挖掘与演绎。同时，也要时刻以增加古典诗词音乐艺术资源的新鲜度和长久话题性，为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与时代接轨的长远目标。■
注释：
① 李诗源.谭盾音乐与后现代主义[J].中国音乐学,1996,(03):32.
② 侯晓宏.2009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与传承模式之探索[D].中国音乐学院,2011:46.
③ 何晓兵.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价值观分析（之五）[J].中国音乐,2008,(04):51.
④ 列夫·托尔斯泰著，张昕畅等译.艺术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8.
古诗改编的歌曲⑤ 凌建侯.对话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1,(03):36.
⑥ 高燕.当代中国艺术产业创新路径研究[J].艺术百家,2015,(02):103.
⑦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
⑧ 杨曙光.浅谈用现代声乐意识重新演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J].中国音乐,2016,(04):142.
⑨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中国艺术报,2015-10-16.
⑩ 张海明.流行歌曲与中国古典诗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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