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对抗性矛盾
2007 年第2 期（总第101 期）
黑龙江社会科学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2，2007
General. No.101
编者按：20 世纪初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深刻地改变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由此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政党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不管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
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以青年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被划入另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
和政治对立，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坚信社会主义即将实现，差别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社会主义以及实
现的途径是什么。经历了6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的危机后，资本主义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中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剧变，但上个世纪初左翼阵营内部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对立并未弥合，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求解。《论非对抗性矛盾》的作者是美国左翼著名学者，平生关注中国问题。在对苏东
剧变作出认真反思后，她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崩溃与当前反动思想在被压迫者中的大量滋生紧密相关。
因而当今全世界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分析研究导致这场崩溃的过程。作为一个美国人，
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是有局限的，但她的文章率直、中肯，她尤其希望中国同行不要因为她把中国也
包括在批评的范围内而误解她的意思。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获取的成就远远超过西方的对手、提供过不少具有宝
贵价值的经验，所以在她看来，无论是实践上的还是理论上的，都更有资格接受详细检验。
在历史上，宗教和科学曾经水火不相容，作为科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又认识到，宗教的消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远不是通过脱离私有制就可以解决的，它涉及人的自由的终极
实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困难。晚年的恩格斯甚至提出“使信教自由成为可能的那种文化上的进步”
一说，他不是将消灭宗教而是将信教自由看成“ 文化上的进步”。我们该怎样理解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这些
论述的现实意义如何？黄力之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宗教的文化价值》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
卢卡奇是20 世纪东西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论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化的批判》抓住了卢卡奇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物化展开论述，指出物化意识的危害和后果是：最终人们不仅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在各门科学中也是如此。忽视了对事物整体性的研究，就使现代科学方法步入了歧途。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理解，把社会生活中各种孤立的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社会现实的本质，这正是卢卡奇深奥的思辨话语背后最本质的内涵。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先河，该书既为卢卡奇赢得了荣誉，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关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评介的考辨》一文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卢卡奇思想和理论的当代意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的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及批判性理解，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以及深入思考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非对抗性矛盾!
芭芭拉·弗雷
（［美］路特格斯大学英语系，新泽西路特格斯）
摘要：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 世纪30 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
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
“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
! 本文根据2006 年6月24 日芭芭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
研究中心等共同主办的“  现代性问题国际论坛”上的发言翻译而成，经作者授权同意在本刊发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 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关键词：矛盾；非对抗性矛盾；辩证法；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列宁；中图分类号：A8；B024.  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 - 4937（2007）02 - 0001 - 04
我是从一个20 世纪60 年代末走向成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和我的中国同行讨论问题。墨西哥城的学生对抗运动不幸导致了好几百人的死亡；法国的学生和工人大规模起义；越南人民英勇的
斗争，还有美国军人不情愿地为美帝国主义而战；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黑人们武装反抗种族歧视；中国20 世纪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事件都直指一种未来，将不会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分的未来：这些运动和
其他一些当今的运动———连同中国备受争议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以及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有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新左派的很多人随后陆续转向自由主义或甚至转向右派，但我们还是有不少人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和义务：直到今天我经常这样半开玩笑地介绍我自己，说自己是“ 未经改革的六十年代的
左派”。我现在甚至比过去我21    岁的时候还要更多地批评资本主义，而且继续坚信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遭受排斥和剥削的问题。
然而当我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已没有那些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人们组织的争取平等社会的大众运动，在曾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里———诸如秘鲁、尼泊尔和菲律宾———还有些活动的迹象。但是尽管他们的战斗性很强，这些运动却显得薄弱（首先信奉民族独立运动），他们因循了过去反对殖民世界革命运动的努力。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进步人民寄希望于拉美的最新发展，但是———虽然我必须承认我很高兴听到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维兹指责乔治·布什是散发着硫磺气味的魔鬼!———我却仍然需要相信这些事情到最后会建构不止一个和帝国强权结盟的社会—民主集团来反对美国。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大众”运动受到反动的宗教信条和种族区分的引导；在当前世界政治发展局势中，反种族歧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彻底地倒退为一种推动力量，甚至倒退为一种修辞。
有些人可能会说（无论是悲剧性的还是赞誉性的，这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资本主义的确战胜了社会主义，而且击退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从描述上讲这可能是真实的———至少目前如此———我认为左派内部的矛盾，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政体的优势力量———无论是消费主义的诱惑还是对左派彻底的镇压和谋杀———从历史角度讲，在容许这种胜利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的确，国际工人运动的崩溃与当前反动思想在被压迫者中的大量滋生紧密相关。因而当今全世界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分析研究导致这场崩溃的过程。本文就是要对这种分析有所贡献。我希望，我做这些评论是基于
集体精神：我们能合理地批评我们的革命先辈，只要是———无论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的哪个地方———我们共同拥有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并试图从他们的成就和错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尤其希望我的中国同行不要因为我把中国也包括在这次批评的范围内而误解我的意思。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获取的成就远远超过他们在西方的对手，并且在过去提供了具有宝贵价值的指导，所以他们的行动，无论是实践上的还是理论上的，甚至更有资格接受详细审查。但是资本主义正以特别恶劣的形式在全世界断言（并且重申）自己（的胜利），所以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的运动将如何有助于延续自己的法则。
接下来，我要专门就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只是表示那个理论的生成和沿革的历史发展。这些评论不是要作为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终结陈述，而是希望在这本杂志上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和辨析。
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个概念就是非对抗性矛盾。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曾把矛盾描述为“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他们认为所有的矛盾只能通过激化来解决。另外，列宁强调虽然斗争是绝对的，但对立双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
方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1］。然而，
述各阶级间———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在他1937  年的那
篇著名的论文《矛盾论》中把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系统化，他在这篇论文中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
! 2006 年9 月20 日，就在乔治·布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后的第二天，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维兹指称布什为“魔鬼”，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会议厅中散发着硫磺气味。参见《纽约时代》2006 年9 月21 日报道。
对抗性的矛盾———诸如城乡矛盾———在解放区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虽然没有直
接运用这个概念，但非对抗性矛盾的这个概念也有助于为1935 年共产国际的第七届世界大会所采纳的
“反法西斯众阵线”提供理论基础。这儿断定法西斯主义是“大多数反动的金融资本部门”的阶级统
治，还有工人阶级运动在一个代表“人民”的国家能够并且应该发现和其他的、更多的自由资本部门有
共同的事业。!“非对抗性矛盾”于是就成了20 世纪30 年代左派运动在世界各地的理论和实践双方面
的关键。这个在回顾时我们将其视为错误的概念有助于为资本主义法则的恢复提供理论基础。
各种各样政治上的紧迫性引导着非对抗性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运用；对我们而言，意识到它最初并
不是要提供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非常知名的“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回顾以
往，基本性质矛盾———即实质性矛盾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矛盾———能够被掩饰、消除和延缓，而不是通
过激化矛盾来解决，这个观念可以被视作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缩减的关键内在因素。在苏联，伴随
着斯达汉诺夫运动，工资差别日益增大，耕地集体化和私有化生产之间达成的妥协被写入1936 年的宪
法，这些变化都不可能避免，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是“复合”的，而非对抗性的。纵然在1936 年宣称阶级冲突在苏联已经结束，这些矛盾在纸面上（理论上）的结束———循序渐进的非激化态
（中国理论家非常适当地为他们这样命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势———有助于“红资产阶级”
在众阵线期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翼之间存在过真正的联盟———不只是注重实效的
互相宽容，而是真正的联盟———这种观点在美国20 世纪30 年代导致了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
主义”这种命题。二战期间这种学说暂时解体了美国共产党，而且也消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战后
和平共存的暧昧预言。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未从这种统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非对抗性关系的阶级协作理
论化中恢复过来。事实上，旧左派对非对抗性矛盾这个概念的责任在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新左派诞
生时又促使其否定了自身。#
在中国，非对抗性矛盾的学说对重新确认国民党的性质起过重要作用，在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
代早期把国民党划为进步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有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提倡资本主义发展。1949 年
后中国革命克服了这次退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到50 年代中期，严惩那些落后分子，并继续呼吁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时已经变化了的局势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然而，新民主主义意味着资本家与工农阶级
和平共处，而且这一命题被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阶段（“ 改革”后的二十年）系统汇编成文；
20 世纪20 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纲领可以用来作为赞誉资本家为五一劳动模范的理
论基础。
我推测，与非对抗性矛盾的错误理论纠缠不清一直是矛盾特殊性范畴的滥用。我特地使用“滥用”
（m isuse  ）一词是因为这个范畴自身特别重要：辩证法毕竟不会脱离现实，而且从历史角度和地理位置来
讲总是特定的和具体的。数十年来，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全都援引列宁的一句话，大意是辩证法就是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但是我们是能够从列宁的革命理论体系中精选出来他的意蕴深远的思想的，而且与其说他
的思想特点通常把他塑造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不如说塑造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提倡新经济政策时期
资本主义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也就是说，尽管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实际上退出了新经济政策，却依然继续建设社会主义。20 年代苏联的这种“特殊”情形可以用来作为证据，说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
依据自身的特点寻建设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纵然这会意味着与资本主义暂时妥协。现在的中国，在“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在这样做。在这里矛盾特殊性的概念采取了激烈的民族主
我看来，
义形式，去缝合几乎日益增长的阶级差异。
!    1935 年第七届世界大会上核准认可的法西斯主义的地位是季米特洛夫在《联合阵线》（http：/ / www. ex. ac. uk / Projects / meia / dimitrov / 1935  - rep.  htm）中所倡导的。更早时期由R.  帕米·达特倡导的更革命的分析没有被采纳。参见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纽约国际出版社1936 年版。
"    对英语读者而言，关于时期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评，有一个很好的表述，是查尔斯·贝特雷姆写的
《苏联的阶级斗争》，布瑞恩·皮尔斯译，两卷本，纽约月评出版社1976、1978 年版。
#    关于对美国共产党的“二十世纪美国主义”的批评，参见海瑞·海伍德的《黑布尔什维克：美国黑人共产主义
者的自传》，芝加哥解放者出版社1978 年版。
在美国，革命者从未（或者还没有）面对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的挑战，更不要说向共产主义前进了。
矛盾的特殊性概念也在“美国例外论”学说的形成上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角度讲，这个概念不只是
引导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声称这个概念得益于民主机会、从封建等级体系解脱出来
的自由，从而产生“平等”倾向，而不是敌我矛盾；这个概念还让许多自诩的左派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接
近大众，条件是他们只充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发现这种学说现在继续强有力地影响进步众，
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他们拒绝帝国主义和布什政体的当权政策，但是却认为如果让布什和共和党下台，由民主党取而代之，就
能够把美国从灾难的边缘挽救回来，纵然是民主党代表着和当前执政党同样的帝国利益。在美国，许多自
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喜欢把民主想象为一个政治体系，尤其是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然于资本主义之外的经
济体系。他们因此———错误地———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是一个任何人、任何阶级都可以自由竞争的国土。!
最后，我想略微谈一谈20 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早期的中国发生的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
重要辩论，对中国政策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英文译本数十年不衰。通常总结为两个对立的原则，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这场辩论对于1957 年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评以及60 年代中期关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议至为关键。“合二为一”理论的支持者———最著名的要数杨献珍———提倡
合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这场争论的基本逻辑是这两个体系可互为转化，没有必要
上纲上线。“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包括艾思奇和自己———尖锐地（在我看来，恰当地）把杨献
（class - c o llab o rati o nist）。艾思奇和主张把正在进行的斗争作
珍的“综合”概念批评为“阶级调和”
为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1964 年把辩证法综合系统化和理论化，不仅作为矛盾两
极的激化，也作为实质上吞噬或摧毁对方的另一面，意义或许难以估量。1965 年这场辩论达到顶点，促使“文化大革命”突然发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这场举世震惊的浪潮给全世界（包括我前面提到的美国）
的工人学生运动产生强烈冲击。杨献珍的经济“综合”学说最近被作为中国当前发展的先驱而受到赞誉，“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相对，二者间的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过去数十年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断争议和讨论辩证法问题，我对此做了个简要的思考，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这些理论王国中的辩论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源于实践并都准备用之于实践。第二，现在全世界剥削
和压迫日益加剧，暗示着工作和生产的人与从他们的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的人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继续
进行阶级斗争来解决；阶级斗争不能被掩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调和的，而且没有什么
国家主义一致性的辞令或跨阶级和谐能够掩盖这种不可调和性，也不能认为科技发展本身可以产生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第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必然引起基于不同技能的工资差异，因而
继续阶级划分———是一种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矛盾可以被调停和消除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也许只有共
产主义———奉行按需分配原则的体系，不只废除资本而且废除工资劳动和金钱，连同国家的消失———能
够被描述为真正的消除了对抗性状态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即使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可以想象，
不同的矛盾只能通过更加激化的形式来解决：我们可以推测，矛盾是永恒不灭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那么，辩证法依然独立于对过去历史和现在社会的理解，同样也独立于吸取过去教训的过程之外。我们需要研
究辩证法，这样无论道路多么曲折，我们才可以前进，才能沿着历史的红轨迹奔向更美好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弗拉基米尔·列宁.  关于辩证法的问题［M］. http：/ / www. marxists. org / archive / lenin / works / cw / volume38. htm.
〔责任编辑：张磊〕
!    关于美国例外论的更多资料，参见黛博拉·L.  迈德森的《美国例外论》（杰克逊：密西西比，1998 年版）以及西摩·马丁·利普赛特：
（纽约：W. W.  诺顿，1997 年版）。
《美国例外论：双刃剑》
" 参见《关于中国哲学前沿的三个重要斗争》，载外语出版社1973 年版第1949 - 1964页；《关于哲学问题
的谈话》，载《红旗》1979 年第10期第64 -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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