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
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
FT中文网的徐瑾女士来电邮，说看到我在微博点评林毅夫、在纪念杨小凯去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希望我能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谈谈。看完邮件，我就知道我与小凯缘份在此，不能不写点文字了。
1、缘起
当然，所谓缘份并不是说我与小凯有多少或多深交往。1982年秋我读研究生来北京，小凯已去武汉大学，次年他即去美国。后来虽然彼此均有耳闻，但就我的记忆并没有机会谋面。直至大约2000年的一天，与我一直有合作的原农村发展组的老友罗小朋来电话，说杨小凯在北京，他想前来拜访，不知我是否方便。当时我正在忙于企业事务，但对小凯早有敬意，故当即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请客,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记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领小凯前来，我在当时位于三元桥的公司对面“红子鸡”餐厅订的座，大家相谈甚欢。当时小凯在华人经济圈已负盛名，但我的印象我们主要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对中
国经济社会的看法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其时小凯正在形成后发劣势等看法，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颇多怀疑。而我1990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年代回国后把学术基本丢在一边，海归创业，公司正上台阶，刚刚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经商之余，还正在抽空写作一篇“破除垄断坚冰”的大文章。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经济垄断，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种垄断的过程。文章最后一部分专题论述，如果说其他领域的垄断，已经多少被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但城市户籍制度的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只要抓住农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和人力资本升级这两个主要发展瓶颈，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高速增加（此文发表于《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
显然，我与小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相去很远。但小凯这个人内心或许高傲，然待人相当和善，记得我们的讨论热烈融洽，和而不同。那时我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只是靠引进海外信息做咨询服务业起家，后又杀入竞争激烈的工业而有相当的发展，说明改革中的中国体制并非没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土壤。这些背景显然增加了我的话在小凯那里的可信度。不想此后小凯即患癌症，这一面即是永别。
2、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一：难以回首的传奇经历
小凯父母原是湖南省的高级干部，1959年即受彭德怀事件的影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1962年即获平反，但小凯此时正值十来岁的少年，在心灵上已留烙印，1966年爆发，老账新债，父母皆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小凯的革命热情，幼稚而单纯地成为追求革命理想的造反派。1968年初他发表的“中国向何处去？”震惊一时，其实是比当时指导者要纯粹但也还要左的极左派宣言。他公开自称“极左派公社”，其目的是打倒新官僚资产阶级、推翻新复辟的革委会、建立震撼世界历史的“中华人民公社”。显然，小凯自以为是地诠释指导者的意图，试图将引导到更激进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式乌托邦革命是太幼稚了。而他寄望于武斗中抢的人民武装，搞“夺军权战斗队”，更是当时利用军队来稳定局面和实现权力转移的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当然，小凯更不知道的是，几个月前，就因《红旗》杂志纪念建军节的社论中提出要打倒军内走资派，引起震怒，炙手可热的中央小组的关锋、林杰等人被抛出来直接从天堂送进了地狱。因此，小凯自然被抓，开始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
现在回过来看，这是小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但客观地说，这是包括小凯在内的这一代人并没有真正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小凯的不敬，而是因为我有着与小凯不同但相似的经历。我自幼在省委工作的姨妈家长大。都曾经是中共地下党
的姨妈姨夫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在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不久，我自己家里又被挖出“国民党特务”，因此可谓自记事就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但是在当时的有限信息和被极度歧视之下，开始后我竟然也是极左思潮的信仰者，小小13岁的年纪也没少写批判的大字报。下乡插队后，还不知深浅地给中央的《红旗》杂志写了篇长达万言的理论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发表，被退稿给我插队所在的公社。记得以前我们知青赶集偶尔会不受欢迎地去打扰‘公社文化站’，那位面目可憎的站长从此反而对我另眼相看。我后来想过，像我这样不安分的人，如果再年长几岁（小凯比我大5岁），还不知会闯多少祸，乃至给自己和家人招来多大的不幸。
小凯的优秀和不寻常之处是他没有在牢房和劳改中沉沦，而是有了根本的转向，并幸运地从同为狱友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受到启蒙和正确引导，把牢狱和劳改变成了自己的大学，以至他在10年牢狱生活结束出来的时候，比我们这些有人身自由的同代人有更开放的思想和更好的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知识的准备，从而为他在此后的崭露头角打下了基础。
3、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二：绝处逢生 英才绽放
1978年4月小凯刑满出狱后，境况并没有很大改善。因为他当年在大字报中点名批判的中
央和湖南省的“红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此时已重返权力中心。当时对中造反派的清算意味着即便坐了十年牢，小凯的处境也毫不乐观。小凯不到工作，在这时由杨曦光的名字改回了乳名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旁听了一段数学课后，小凯的父亲还是把他安排离开惹人注意的长沙去邵阳一家印刷厂做校对工人。小凯也是在这时遇到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1979年他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被拒。直到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气氛越来越宽松，小凯才得到更多伯乐的扶持和日益增大的空间，先后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和武汉大学任职，并于1983年在反革命罪尚未撤销时，在赵紫阳总理办公室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干预和帮助下，成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由此也可见，没有开启的改革开放，即便是天赋再高的人如小凯，恐怕也只能被埋没。中国古人说的时势造英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后来的发展和机会无不是如此。故而我自己虽远没有小凯那么高的天赋，但对改革开放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恩与呵护之情，应是由此而来。
小凯去美国已人近中年，既过语言关又在名牌大学读博士过资格考试，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曾对妻子说，这二年的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博士毕业后为工作也是历经波折，最后还是他好友、后来的终身合作伙伴黄有光教授帮助，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到一年的教职。写到
这里不禁想起当年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后来被证明是石破天惊的五篇划时代大作，却仍然无法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说明再大的天才也是要备受磨难的。
不过，就在小凯去澳洲任职后不久，他的文章陆续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他在澳洲的教职也日益稳定，不断升格。像小凯那样年龄的人出国，别说之前坐过十年牢，能够跻身西方经济学前沿已经殊为不易，在华人经济学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独创了自己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派，并受到若干经济学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源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传统。因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既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机制，又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发展了一套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精妙分析工具，但却多少忽略了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部分的因为后者更难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其实分工和专业化既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同时又决定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好处是通过专业化经济的效率提高与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其弊端是随着分工的加深又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最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是在二者之间做最优选择。这样不
仅需要考虑内点的最优解，还要考虑各角点的择优。这表现在现实中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不仅要做边际决定，更重要的是还要做不同产业方向的比较和抉择。商业上所说做正确的事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也是这个意思。小凯认为“把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可见小凯的想法不仅是革命性的，其学术野心也不可谓不大。
记得若干年前读到小凯与黄有光教授的合著，虽未全懂，也觉得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很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自小凯去世之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显然在衰减。小凯自己将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视作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天文学的贡献，不管是否恰当，确实显示了这是他毕生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按照黄有光教授在最近纪念小凯逝世十年的感想，小凯的贡献很大，但还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承认与发扬。依此而看，纪念小凯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研究发展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使超边际分析这个学说或学派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承认。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实力雄厚，人才后备丰富，各位名家又掌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投入和推动这个研究并非难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从纪念小凯去世十年来的情况看，
似乎只有海外的黄有光教授与小凯的几个学生还在做这方面的推进工作，然势单力薄。国内对小凯的渲染炒作不少，借小凯之名推销自己东西的也有，但认真去挖掘开拓小凯自己最看重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几近于无。这就难免给外人以叶公好龙之感。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