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革命战士张应春
女革命战士张应春
胡耐秋
张应春同志是北伐大革命时期江苏省妇女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她为人诚朴。性格爽朗，举止洒脱，毫无矫饰。她对待工作不辞辛劳，遇到危险挺身向前，是一位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女革命战士。
一九二六年二月，我在上海见到张应春同志，她长得圆脸宽额，已经剪发，戴一顶肉红的西式女呢帽，穿一件灰线呢棉旗袍，走路和动作都很利落，和有些人一见面就说：“啊！我早已知道你的名字了。”使人感到很容易和她亲近。
张应春同志是江苏省吴江县人，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她的家乡在吴江县黎里镇。他的父亲读过古书，一面耕作，一面当塾师，维持家庭生活。张应春从小就热爱劳动，每天先帮助母亲做好家务，然后领着弟弟去上学。
张应春同志自小生长在乡镇，深知农民的疾苦。据她的妹妹张留春回忆，她每天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常要带她到左邻右舍去串门，谈家常，谈农事，往往谈到深夜，每次都要她催促几遍，她才肯回家。张应春曾对她父母说：“农民终年辛勤耕种，却得不到温饱，太不公平。这种不合理的旧制度，应该彻底改变。”她父亲听了，称赞她有志气。
一九一九年暑假，张应春从高小毕业。以后的三年，在上海中国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肄业。她从体专毕业后，曾远航去厦门道南女子中学任教。一九二三年到二四年，在松江景贤女中担任体育教员，因而认识了该校的主持人侯绍裘，并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
松江的风气开通，景贤女中又是一所革命空气浓厚的学校，张应春在景贤女中剪了头发。北伐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北伐战争以前，女子剪发是一种革命行动，少不了因此而引起社会上一些守旧的人们的议论。张应春的父亲闻讯后大不为然，在信中严厉地责备了她。张应春几次去信解释，她父亲仍然怒气未消。她再写信给她父亲说：“大人苟终弗儿谅者，儿且远走北国，终身不复宁家矣！”她父亲就再也不提她剪发的事了。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应春同志性格的坚强。
一九二三年和二四年，张应春还在松江景贤女中任教，她加入了国民党以后，曾兼做上海、苏州的妇女工作。据杨之华同志的证明，张应春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之华同志当时在上海是党的妇女工作部门的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五年春天，张应春同志回到家乡黎里她的母校任教。柳亚子先生的四妹柳均权和她是高小的同学，她们友情笃厚，因而她常去柳家，和柳亚子先生也
就熟识了。
这一年五月，黎里举行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会后游行，张应春同志和另一个国民党女党员，两人捧着孙中山的遗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有些小孩看到张应春剪了发，就大声嚷道：“快来看盛泽尼姑呀”盛泽和黎里都是吴江县较大的乡镇，可能盛泽有尼姑庵，所以孩子们叫嚷“盛泽尼姑”。张应春同志听到孩子们叫嚷，看到众人拥挤着追看，她神不变，安然无事地向前走着。柳亚子先生看她非常沉着，称赞她“是一个思想健全的进步分子”。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成立。在成立之前，临时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侯绍裘同志和姜长林同志（省党部成立后当选为候补执委兼任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两人从上海专程来到黎里和柳亚子先生磋商，请柳推荐一位适合担任省党部妇女部长的人选。侯绍裘说，全省以松江和吴江两县的女党员较多，松江女党员中间虽有思想进步的，但体质较弱，不宜承担这一职务，希望在吴江的女党员中间考虑。
柳亚子先在自己的思想上作了一番估量。然后询问了一个熟友徐蔚南（文学家）的意见。他们两人都认为张应春可以当此重任。侯绍裘对张应春有一定的了解，他就欣然同意了。
侯绍裘同志在事前不是没有考虑到张应春，专程前来黎里，是对这件事情的慎重，也是对柳亚子先生的尊重。
省党部成立时，张应春当选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她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国民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上海，就留在省党部工作。
这时柳亚子先生也常在上海管理党务。他们和省党部的一些负责同志在望志路党部邻近租赁了房屋，张应春同志在生活方面照料亚子先生，亚子先生则在文学上对张应春常给予指点和协助。侯绍裘同志戏称亚子先生是“妇女部的秘书”。由此可见，当时省党部一些领导同志之间工作上的协调，感情上的和谐。
张应春同志精力充沛，晚上经常和省党部妇女部秘书史冰鉴和其他女伴们讨论问题，深夜不眠。第二天清晨仍然照常办事，毫无倦容，她把整个的身心都投到革命工作中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为主的国民党左派在南京举行中山陵墓的奠基礼。柳亚子、侯绍裘、张应春等一行人，还有许多人都到了南京。他们率领左派国民党和革命众，为表示坚决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奉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在陵墓基地附近举行众大会，并进行游行示威。张应春拿着小纸旗走在队伍中一女同志的头里，众的情绪非常激昂。
国民党右派在南京秀山公园另外开了一个会。他们对江苏省党部一班人坚决
执行三大政策、坚决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早就怀恨在心，当天下午在举行奠基礼时，他们指挥一帮雇用的打手拥向前来，想殴打柳亚子。张应春看情况不好，急忙和几个女同志奋勇上前，护卫着亚子先生转移，得以脱身。
从南京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下令开打死北京请愿的青年男女学生四十七人，受伤的众二百余人。死者中间有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同学杨德。刘和珍身上的子弹是从背部进入，斜穿心肺而丧命的。青年学生为爱国请愿，得此惨死，许多人都为之义愤不平。上海人民听到“三·一八”惨案消息，大为震动，觉得军阀政府的残暴实在难以容忍。
张应春四处奔走，激昂慷慨地演讲，唤起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坚定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决心。她面对听众滔滔不绝，情真意切，许多听众被感动得流泪。
但是，张应春并不满足自己已有的进步。她一面工作，一面到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去旁听。革命的事业心鼓励着她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和学习两个方面都突飞猛进。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出版《吴江妇女》第二期上刊登了张应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悼北京为爱国惨死的女烈士》。她在文章中说：
“烈士们！妹们！……你们可以算死得其所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流我们女子的鲜血，虽然在排满时代，那鉴湖女侠秋瑾，已曾做过一度的牺牲，然而……区区排满的革命，不过是民族革命中间的一小部分，还谈不到整个世界革命的事业，所以秋瑾女士在轩亭的流血，在影响上面恐怕比不上你们这一次利害吧！并且她的流血是单独的，你们的流血是众的。”
她在文章中还说，北京女烈士的惨死，在意义上足以和德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卢森堡的被害相提并论。
张应春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把不同时代的革命性质以及个人与体两种死难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区别得这样清楚，说明她已经是一个具有马列主义思想观点的、有政治见解的革命者。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对为革命可能流血，已经有这样的预感，因而她早就有了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准备。
在六月八日出版的《吴江妇女》第四期上，张应春又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卅”》的文章，她阐述了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她说，我们（妇女）“非赖国民革命成功不得解放，因为社会制度不改革，宗法思想永不能打破，而重男轻女的现象永久存在的。”她接着说：“我们纪念‘五卅’，即所以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也就是要求得国民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妇女）为争取解放而纪念“五卅”的理由。这是她的文章后一部分的大意。
这些话在今天虽然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但是在五十多年前，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竭力主张要把妇女自身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分离开的情况下，她的这一见解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吴江妇女》是在江苏省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妇女小报，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创刊。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四期，也可能出版的就是四期。因为当时省党部的人力、财力对这个小小的报纸都难于维持。
一九二六年旧历的岁暮，张应春返回家乡。她在返回家乡之前，身体就有些虚弱，家里不同意她再出外，她只得暂时在家休养。四月七日，她接得侯绍裘同志的电报召她去南京。她意识到这是和右派争夺
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全省革命阵地的大事，赴汤蹈火也要奋身投入战斗，她立即动身前往南京。
张应春同志到了南京以后，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陈君起同志，她们两人就在侯绍裘、刘重民同志等被捕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去到莲花桥居安里，被南京国民党警察局留守在那里的侦缉人员逮捕。
关于张应春同志去南京被逮捕的经过，有一种传说，说她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下火车以后，即换乘小火车往南京市区（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马车和黄包车。小火车票价低廉而又快速）。小火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劳动人民，张就春在车上受到注意，当时就有查票员来查票。张应春没有买得车票，她就向查票员出示她带省党部职衔的名片。旁边有人探过头来一看名片就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时就将她绑了拖上一辆马车奔驰而去。
这一传说有一些重大的疑点：张应春同志在上海、苏州等地有过两、三年做秘密工作的经验，不至于做随身携带并向查票员出示带衔名片这样大意的事情；她在被捕后曾用“金桂华”的假名，既已出示带衔名片，又何必再用假名；还有她在小火车上既已被捆绑，并用马车架走，她又是怎样被释放后到陈君起同志的。所以，这一传说并不可信。
这里要介绍一下陈君起同志的情况。一九二六年二月，在上海景贤女中召开的会议和开办的训练班，陈君起都参加的。她和我们同住在一间女宿舍里。同室住了七个人，她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她的生活方式
也与众不同，剪了发，穿的是毛料的连衣裙。她的床上叠着两条被，一条是蓝缎面的，一条是淡湖绸面的，同室没有一个象她这样的生活水平。
陈君起同志的大名叫陈振，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人，生于一八八五年，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一九○七年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毕业后就到南京当教员。她的丈夫不但封建意识浓厚，而且行为不端，陈君起的家庭生活很是不幸，所以全心全力地参加革命。
陈君起同志是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她先参加了共产党，然后参加的国民党。一九二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南京市在第一公园举行游园晚会。第二天报纸上登载了游园晚会上陈君起被人殴打受伤的消息。这年的夏天，她被南京军阀政府逮捕，释放后党派她去南昌、武汉等地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她被组织上调回南京。
在一九二五年和二六年中间，陈君起同志担任过中共南京地委委员。根据她和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刘重民两人的经历，他们不但相识，而且在中共南京地委共同工作过。
陈君起原住南京玄武区莲花桥居安里，她的家经常是中共党员的活动场所。侯绍裘、刘重民同志等一班人，以及张应春同志和她本人接连两日被捕的地方，可能就是陈君起的住所。
如果有人问，十日晚上侯绍裘同志召集的会，陈君起怎么没有参加，她又是在何处碰上张应春同志的，这些问题将成为历史上的悬案。
张应春和陈君起同志被捕后关押了十多天，然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绞死。她们殉难的日期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四月二十四日。她们殉难时，张应春同志是二十六岁，陈君起同志是四十二岁。
侯绍裘、张应春同志等人被残酷杀害的消息传开以后，在南京、上海一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凡有正义感的人士，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暴戾凶残，莫不痛心和寒心。我是五月初从扬州回家乡丹阳的。在从镇江到丹阳的火车上，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模样的青年，讲的一口宜兴话，他看到我剪了发，料想也是革命青年，他就把侯绍裘、张应春同志的殉难和他们的死状简单地告诉了我。这个青年讲话时带着深沉的愤恨。我听了以后一直埋藏在心里，几十年来从来不曾忘记，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上台的初期，在人民的心里就已经受到审判。
柳亚子先生在一九二八年春天从日本回国后，为纪念张应春同志的遇难，把他的书斋题名为“礼蓉招桂之龛”。张应春出生的日子是旧历十月初一，她的大名叫“蓉城”，号应春。“蓉”是十月芙蓉应小春的意思。“桂”是张应春被捕后曾用假名“金桂华”。张应春同志生前，柳亚子先生曾替她取了一个名号叫“秋石”，表示秋瑾和张应春是两代女革命家的意思。亚子先生为书斋题的名字，和他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悼念秋石女士的诗篇，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张应春”的名字，但是熟悉情况的人，都了解柳亚子对亲如小妹般的革命战友张应春的一番深厚的情谊。
柳亚子先生常引用晋朝王导痛哭周顗的话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伯仁是周顗的号。柳亚
子先生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时，张应春担任执委兼妇女部长，是由他所推荐。张应春的自身革命，作为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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