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
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  柴静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谨以此文献给37年前那个风雪之夜 
  12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壹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1749.50-1.80-0.10%)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贰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叁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肆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 
  所以,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
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伍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4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
一时脑袋中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
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据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
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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