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苏兆征同志传
邓中夏
（一九二九年）
一 早年生活
  兆征同志，一八八五年生于广东之香山县。家为贫农，幼年便到海洋轮船中工作，先后作了二十多年，足迹走遍许多国家，为一有名的老海员。在二十多年被惨酷剥削的苦状中，自然容易锻炼阶级的极端坚强的革命意识。他作工二十多年中，亦有失业的时候，当他失业回到农村时，见农村中地主豪绅者对于农民之剥削与压迫，往往抱不平，鼓动农民从事反抗，后来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狱年余。
二 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中国海员中感受痛苦最大者有三：第一是工资薄。海员平均的工资大概在二十元上下，光是单身尚难为生，如有家属更困苦颠连了。第二是“洗马沙”制度即包工制。海员工必须贿赂“洗马沙”数十元或数百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每月工资须以十分之几报效“洗马沙”，因为轮船公司是与“洗马沙”约定，不如此则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报效，“洗马沙”随时可以向轮船公司撤换海员。第三是民族间的不平等。白海员与有海员做同样工作，但不能得同样工资。他们的工资比例，普通是十与二之比，至于其他的待遇更是悬
殊。兆征同志身为二十多年的海员，感受此种痛苦特甚，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响，更坚强了他斗争的信念与决心。所以于一九二○年——二一年，他便纠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如林伟民等，在海员中从事宣传与组织，不到数月，成效大著，海员工会虽经过许多困难，然终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得以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海员工会成立后，便向轮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一连提出三次，资方均不答应，海员工会乃声言如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复，便罢工。资本家方面以为海员无力量，漠然视之；谁知果然不到二十四小时，凡到香港的轮船都罢工了。这就是一九二二年春赫赫有名的海员罢工。此时海员工会会长虽为陈炳生，但兆征同志是此次罢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后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去职，兆征同志便代理会长。
  罢工实现了，香港帝国主义政府马上派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带半欺骗半威吓的劝告。华民政务司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兆征同志由众中挺身而出高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
不必担心。”兆征说完以后，众和声如雷，华民政务司不得已毫无意思的只好请众让路给他出去。
  罢工的势力愈扩愈大了，到港一条船便罢一条。后来运输工人（如起落载、煤炭、海陆理货等）都同
情罢工了，再后全香港工人都同情罢工了，香港政府不得已有让步的意思，首先就利用中国轮船公司商人向海员谋和，中国商人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海员代表中，竟有为中国商人这种甜言蜜语所动的。兆征见此危险，起来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中国商人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中国商人替我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此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中国商人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早早解决。”这样才把千钧一发的危机挽救过来。
  后来香港政府又利用中国绅士邀请海员谈判了。先是罢工开始不久，政府便把海员工会封闭，把工会招牌抢去，并架起大炮对住工会会所。此时海员罢工条件又增加先决条件数条，其中一条，便是恢复原有海员工会，送还工会招牌。所以中国绅士与海员代表谈判便提出两个问题，他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不是原来称的工会，而应改名，工会招牌不能送还，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与政府威信有关，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关于增加工资也可以的，但是你们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样，最好你们先上工，我们大家从长商议，那船该加工资，那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办法来。”海员代表中居然也有少数软化者，软化的原因，一是罢工已久，恐难支持，二是以为真的香港政府为威信所关，可难送回工会招牌，反正只要工会存在，改名亦无关宏旨。当时兆征毅然起来答复绅士说：“工会名称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招牌必要送还。各船情形虽略有不同，然而工资太薄，不能维持生活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增加
工资非马上签字不行，不能待以后从长商议。”因兆征同志这样的坚持，后来结果如何呢？香港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海员条件，（虽然有修改）而且恭恭敬敬的送还招牌。最有趣的而且最有声威的，是罢工胜利之后，海员众与全香港工人众二十万人，把香港街市挤的水泄不通，燃着爆竹，一致仰着头，呼着“海员工人万岁”口号，看着工会招牌徐徐的挂上去。
  兆征同志那时便注意国际联合，所以海员罢工时，广州有苏俄通讯社，兆征
每日必到该社请其将罢工消息传布于世界，并请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工人予以援助，他又听说法国有个《人道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所以他又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该报，请其将海员罢工的事件传达给全欧无产阶级，予以援助。而兆征同志此时虽还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他后来说：“我当时到处共产党，总不到手。”
三 加入共产党
  兆征同志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即参加推翻清朝帝制运动。一九○八年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他是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广东海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广东是国民党多年经营的地方，而且孙中山流亡海外时，因乡谊关系而与粤籍海员接触甚多，曾在海员中组织联义社益社等团体，以救国相号召，孙中山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得此等团体购买军火的助力不少。兆征同志当然是这些团体中之一员。但是他与林伟民等却与此等团体的领袖迥乎不同。我们只举一个事实便可了然了，当国
民党得势于广东，在广州组织政府而与北庭对抗，联义社等海员领袖相率依草附木的到政府中钻营官职去了，兆征和伟民不仅鄙视这种钻营，甚至国民党政府知他们是海员中的健将，欲罗致之，予以官职，他们却掉头不顾，一心不离海员工作。
  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并不是国民党发起的，而是兆征、伟民等觉悟分子发起的。罢工以后，国民党曾予以帮助，特别是陈炯明帮助尤多，大概帮助十万元上下。但陈炯明帮助海员，是企图利用海员帮助他倒孙中山的事业，而海员众因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的主持与领导，是不曾上陈炯明这个当的。
  一九二四年冬，北京发生，孙中山北上，号召开国民会议。那时段祺瑞则改国民会议为善后会议，不让真正民众团体参加。共产党的策略是由民众团体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时在一九二五年春），与段祺瑞对抗。兆征同志便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此会。在北京他正式加入共产党（林伟民同志比兆征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共产党团，一切行动完全依照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兆征同志曾由全总介绍在北方铁路及大工业区中进行数月工会工作。
  由北京回广东以后，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于广州。此大会是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兆征同志在上海已与共产党中央商妥这个大会一切事情，故此次大会以兆征出力独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职工国际，并谋广州香港职
工运动的统一。兆征同志被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而林伟民同志则被选为委员长。
四 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省港罢工
  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此时兆征同志归返香港，未几余亦到港，乃共与杨殷同志等商讨香港罢工之策。香港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分子。兆征同志此时还只是一司理（即总务主任），但握有实权。香港的共产党员当时还不满十人，且多属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共产党员多几个，但多为知识分子，以我们的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万难实现。然而终不到两星期居然实现罢工。其主要原因，固然革命高潮的逼近，这座火山只须一点导火线，便可爆烈，然而亦因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其时，刘杨战争刚平，李森、刘尔崧两同志等领导组织广州之沙面（即帝国主义的租界）工人罢工亦已成熟，故六月十九日两方同时并起。这就是震动全世界的省港罢工。
  兆征同志当被举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罢工委员会组织与职权，实际上是当时革命的广东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有隔日一开的八百余人之代表大会，有封锁香港的二千余人之纠察队，有法庭，有监狱，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有公共饭堂，有公共宿舍，有学校以供给工友学习，有检验货物处，有仇货拍，有船支放行领证处（凡中外轮船来广州者皆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须领得证书方可放行），有骑船队，（不拘中外轮船皆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不准驶到香港）以封锁香港和检查仇货，
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几。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
  在此时间，海员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组织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又被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便成为全国工人一致拥戴的领袖了。
五 代表共产党加入武汉国民政府
  省港罢工不仅给香港帝国主义经济上一大打击，而且新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依赖这个罢工势力，剿平内部的反贼，统一了广东政权，抵制了外力侵略，发展了广东经济，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就在这个条件下能够聚集力量出师北伐。待出师北伐后，赖广东工人、两湖农民以及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官兵之力，连战皆捷，一战而下长沙
，再战而克武汉，三战而收南昌，同时武汉与上海的工人革命火焰惊天动地到处轰发起来，上海工人及全体市民三次起义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武汉、九江的工人及市民则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全国人民的斗争也如火如荼的高涨着。但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首到南昌后而叛迹愈彰，于是武汉国民党左派而有所谓“护党运动”迁国民政府于武汉，添设农政劳工两部，而以共产党员为此两部部长。兆征同志便代表共产党为劳工部部长，一九二七年春，兆征赴武汉就职。中华全
国总工会亦由广东迁于武汉。后蒋介石自立政府于南京，与武汉政府对峙。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投降南京，正式提出“国共分家”，实行反动。
  兆征同志在武汉时代，曾积极从事拥护工人利益的工作，那时震惊全世界的武汉工人运动，兆征同志是有计划的领导者。他在政治上曾不断的与武汉政府一般无耻的叛徒，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为当时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策所误，致未能挽此危局。兆征同志由于自己阶级的意识，不期然而然使他有违反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员示威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电令到时，陈独秀并未以此电相示，只问兆征“形势如此，你意如何？”兆征则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便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众反抗。”由此可见兆征同志意见完全与国际相合。当形势万分危急时，劳工部存款十万余元，兆征尽数发给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被国民党所攫取。最后，在武汉政府叛变时，武汉工人举行的政治总罢工，兆征同志主持之力是很大的。
六 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
  兆征参加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改组，兆征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先是兆征在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虽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只是挂名，陈独秀等向来有这样一种观念，认定工人同志都是“政治能力薄弱”。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如果兆征在武汉时代便已不期然而然有违反机会主义路线的行动，那末，此时更是反机会主义的急先锋了。在那样
严重的之下，他以党的使命来往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样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党内因坚决肃清机会主义而更加巩固了。兆征同志此时除党的工作以外，仍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还秘密开了一次全总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兆征主张采用工厂委员会的新组织路线，而与反对者怀疑者作了坚决的斗争。
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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