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世界上两个拒绝领取诺贝尔奖的人
世界上两个拒绝领取诺贝尔奖的人
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缺席拒绝领取这个奖。这两个牛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自觉、自愿且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也可以说，萨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金钱和荣誉难以收买的人。
萨特
    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恭顺的》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

  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
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的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

  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的声明
萨特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
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
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
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帕斯捷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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