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管理模式的创新
透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管理模式的创新
    2007年的金秋九月，迎来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十岁华诞。这个以北京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音乐节，犹如递给世界的一张用音乐制成的城市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北京，关注中国。
    国际音乐节源于西方，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举办的音乐节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国际音乐盛会。相比之下，中国自己的国际音乐节起步晚。1998年，中国青年指挥家余隆积极倡导、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任艺术总监。从1998年的首届到2007年的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世界瞩目的音乐盛会，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可以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与其高效、创新的艺术管理模式密不可分。音乐节在管理模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经过了“组委会、协会、基金会”三个阶段。其组织机构由具备丰富经验的艺术家和管理人士组成，运用专用知识和艺术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联系，以奉献高水平的音乐节目和音乐的公众普及为目标，经过严谨缜密的组织工作和新颖多元的艺术管理，成功举办了十届国际性的大型艺术活动。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运作经验，为国内的艺术管理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值得学习和借鉴。
其艺术管理模式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节目的创新与突破
    北京国际音乐节自创办之初，就秉承了一种“节目是核心，节目要创新”的艺术宗旨，注重音乐节目的创新与突破，敢于引进、敢于创新，以推广新作品、首演作品为特，逐渐培养出一大批特定的观众。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了较长的阶段，从2001年第四届大规模开始推广新剧目、新作品到2005年《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演出，已经在广大乐迷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看歌剧、特别是看新剧目要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看新作品、首演作品要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看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也要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中国首演、亚洲首演、世界首演，使观众不只是重温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还能鉴证当代音乐家的最新创作成果。其中，中国首演的容量最大，中国作品有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温德青的《赌命》等国外音乐节委约的中国原创歌剧搬回国内舞台。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五行》《蝶恋花》等享誉海外的作品，中国观众也是在北京音乐节才见到作品的真实全貌。德奥现代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璐璐》的中国首演及亚洲首演亮相200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当时被称作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化事件。令人难忘
的中国首演，是2002年第五届开幕式的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和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前者开创了中国舞台单场音乐会演员人数最多的新记录，后者填补了中外戏剧交流史上的空白。2001年在北京世界首演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将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郭文景的歌剧《诗人李白》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特别委约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的《第八交响曲》，成为2007年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瞩目焦点，以其首次现场演出、演奏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感动着众多的中国音乐爱好者。音乐节十年来的节目，基本上跨越了三个阶段：从最开始的单纯引进，到中期的合作制作，到最后推出“中国概念”和委约创作作品，已经完全步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近年来，国外音乐节向中国作曲家委约创作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标志着中国作曲家从个体到体在世界乐坛地位的提升。但是国内音乐节向世界大师级作曲家委约却是一个创举。这体现了北京音乐节艺术管理的一个明确的艺术理念：世界的声音让中国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世界听到，并且不断加大新声音所占的比例，奋力推进音乐创作的繁荣。
世界著名的钢琴家    北京国际音乐节领风气之先，力推中国当代作曲家和当代中国音乐作品，为当今中国现代作曲家举办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叶小纲、陈其钢、郭文景、谭盾、温德
青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多是通过音乐节展示给中国观众。200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了叶小纲“中国情怀”作品音乐会，演奏叶小纲以中国为题材创作的四部交响作品：《西藏之光》《远方的呼唤》《最后的天堂》和《第四（长城）交响曲》。这些以中国各地不同风俗和地域景貌写成的音乐作品，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娴熟的创作技巧、成熟的个人风格，同时更表现出作曲家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国际音乐节为中国音乐家举办专场音乐会，这在历届音乐节中尚属首次。同年，世界首演《逝去的时光》、中国首演《蝶恋花》的陈其钢作品音乐会，由汤沐海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出。2007年第十届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宋人弦歌》，以强大的演出阵容、经典的诗词作品，再加上新颖的演出方式，让世界更充分的了解中国艺术的交融与多元性的统一，使人们开阔了艺术的眼光和胸怀，提高和健全艺术审美的能力。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种类也敢于出新，不但有传统经典节目如歌剧、交响乐、歌舞剧、演唱会、室内乐和中国民族民间戏曲音乐等，还辅之以经典爵士乐、儿童专场音乐会和木偶剧等，甚至还穿插有展示各地独特风俗的音乐节目，如日本太鼓专场演奏会、的朱宗庆打击乐组专场等。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国内外著名的音乐家、音乐团体参加，曾有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塞·卡雷拉斯，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钢琴家玛尔塔·阿格里奇、郎朗
、傅聪、谭梅文，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莎拉·张、奥古斯丁·杜梅，吉他演奏家荷塞·恩里克斯、玛格丽塔·埃斯加帕，指挥家瓦莱里·捷吉耶夫、尤里·特米尔卡诺夫、米歇尔·普拉松、大贺典雄，作曲家及指挥家潘德列茨基等数十位著名音乐家来京演出。
    从专业的角度，北京国际音乐节自创办开始，就参照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与国际经纪机构、艺术家、艺术团体的工作与合作的模式，所谓按照“游戏规则”参加。北京音乐节组委会一致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不受任何优厚条件的诱惑，再好的条件，节目质量不行，也不能加入音乐节。相反，条件再苛刻，节目质量优秀，音乐节的组织者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也请他来北京。由于音乐节整体节目质量的高标准，赢得了国际演艺界的一致认可。
    二、市场运作管理
    北京国际音乐节自1998年创办以来，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的同时，其成功运作的模式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北京国际音乐节是非盈利性组织，运营的成本由政府支持、企业赞助和票价等支撑，这种良好的模式使北京国际音乐节能够在节目质量上坚持高水准，并有能力进行更多形式的新尝试。历届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余隆认为：“掌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力求在不损害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力求艺术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合理结合。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得到了众多世界知名赞助商的赞助和支持的同时，规范操作赞助行为和市场行为，形成了良好的管理模式。余隆并不认同“拉到赞助商就是成功的一半”的说法，他强调双方合作的基础是音乐节目的质量，最终要达到“良好的投资信誉——上品的艺术档次——高水平的艺术家——良好的艺术氛围”的良性循环模式。北京国际音乐节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探索，通过社会力量来支持文化项目，降低成本，逐步推广低票价（如柏林爱乐降低票价之举）使更多层面的普通大众获益，让更多的人走入音乐厅。
    众所周知，主流音乐或古典音乐单纯靠市场运营很难生存，但是不培养市场，将来更无法生存。音乐节的组织者深深意识到，古典音乐目前不宜提倡纯商业化，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运作模式。因此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之初，的确是按照外国的模式“照葫芦画瓢”，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终于基本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运作模式，鼓励企业投资主流音乐，支持主流文化活动。由于目前国内没有完善的政策体制，对于企业资助主流音乐，没有相应的税收或者其它形式的回报和鼓励政策辅助，这一点与国外有差距。面对这样的难题，音乐节的组织者充分利用音乐节的良好声誉和世界的广泛联系，建立起有效使用基金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保证音乐节的经费稳定性和合理性。保证经费的稳定性是确保艺术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出的艺术管理往往在努力维护主要审美价值的同时，理解经费精打细算使用的重要性，它是一个艺术机构稳定发展的标志。钱对于任何艺术机构都是必需的，然而要获得成功，光以钱开路是断然不成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注重企业文化与社会公益的连带关系。回报社会是企业文化的一种标志性行为，同时为企业品牌增值。其实，与支持和资助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不同，支持古典音乐和主流艺术，不仅产生广告效益，更加强企业品牌的社会效益。北京音乐节正是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众多企业赞助，多次举办资助教育活动和儿童公益，使企业的文化资助行为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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