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教育部长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
蔡元培，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北伐时期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他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的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严修，出生于天津盐商家庭，但他考中清代翰林。在贵州时曾捐资办学，并奏请朝廷，要求废除科举，开办经济特科。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回乡，在天津他弃政从教，大力兴办教育。首先在家中兴办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任教，并多次和张伯苓一起出国考察，创办南开中学，然后又开办南开大学。重视女子教育，创办严氏女塾，1923年改名南开女中。1903年，他被启用为直隶学校司，要求每个府县必须设立一座学堂，同时设立一座师范学校。他在南开学校设立了严范孙奖学金，周恩来在去日本留学及以后赴法勤工俭学，都得过严范孙的巨额资助。
蒋梦麟，早在年轻时已远赴美国进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导师为哲学家约翰·杜威。1922年作为国民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著有《西潮》一书。
朱家骅，中国浙江吴兴人（今湖州），留德学者、政治人物。在抗战时期，身为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力阻蒋介石提出的“焦土”杭州政策，保全了杭州的古都风貌。1914年随张人杰赴德自费留学，于柏林矿科大学攻读，学成之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18年8月3日在蔡元培帮助下以进修教授名义获北洋政府公费留学，为我国教授留学之始，从美国学成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职。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在蔡元培院长和他的擘划下颇具规模，成为后来中国科学院的基石。
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在30年代中期，恰值国民党政权时期教育在大陆发展最为稳定而迅速的时期。
从政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成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他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尽管与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
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在李大钊遭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中提出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也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初王世杰弃学从政后，西方媒体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里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傅国涌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彩的努力”——“他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陈立夫，中国国民党政治家。1923年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
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
新中国时期的教育部长
促其反正 马叙伦，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民国后任上海《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编辑、总编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相当于副部长，任期大约半年）。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
在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马叙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
的总方针，他指出：“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我们对于旧教育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本的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决定在改革旧教育的同时，创办新型的综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以吸收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为对象的工农速成中学。
在建国初期5年的教育工作中，马叙伦除了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外，还亲身参与主办了有关教育改革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学生健康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将一些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一律收归中国人民自己办理。
第三件事是改革学制，进行院系调整。
张奚若，字熙若，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中国政治学家。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教授职位。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
动，抨击国民党独裁。中共建政后，出任教育部部长。1957年5月1日，他对提出了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发表过《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建国后，张奚若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院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从1952年11月至1965年1月先后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长达12年之久。杨秀峰是学师范的，当过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大学的讲师、教授，并长期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在杨秀峰的主持下，高教部多次召开会议，对学习苏联经验作出部署，并引导大家正确看待苏联经验，纠正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50年代中后期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一事。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到1957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1959年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独立为两校。
1964年9月29日，高等教育部向直属高等工业学校发出《关于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深入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培养工作中的问题；贯彻执行提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指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逐步建立一个更加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等工业教育体系。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1913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高胜镇，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四次全会增选为常委），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教育理念：在思想认识和政治追求上要登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统一，倡导“真刀真”做毕业设计。推动学校建成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提出对教师要“团结百分之百”，主张学术骨干和党员教师“两种人会师”。
教育成就：主持起草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
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开展中小学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教育，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刘西尧，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鄂皖地委、洪山地委、大冶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国家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教育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代表，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6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1月25日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是那年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的高层亲历者。
何东昌，诸暨人。教育家。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参加发起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并兼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1951年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3年协助蒋南翔创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多年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50年代学苏时他主张"学习苏联一定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生搬硬套"。1958年他协助蒋南翔总结和推广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经验。60年代参与制订“高校60条”。还讲授过马列主义哲学课和力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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