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病逝后遗体转移以及三次迁葬内幕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890年3月3日，白求恩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北部小镇雷文斯特，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1936年，曾率医疗队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人民服务。
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4月底，到达延安，受到的接见。5月1日，白求恩前往晋察冀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白求恩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八路军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在一次为伤病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伤的手指被细菌侵入而感染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逝世前，他在遗书中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表示：“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白求恩最后的日子
1939年10月中旬，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药品，白求恩准备回国一次。党中央和同意了他的请求，军区卫生部特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正在这时，日军调动了5万兵力，对北岳区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推迟回国。
10月下旬，白求恩随同医疗队赶往摩天岭前线，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设立手术室，抢救伤员。第二天下午，在为伤员做手术时，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刺破。
11月1日，白求恩在给一个病人做手术时，发炎的手指受到了严重感染。
11月5日，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
11月7日，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晚饭吃得很少。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他的体温升高到39.6℃。这里离火线十多里，他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下午，头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派人送来急信，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安全地把白求恩转移出这个处于敌人威胁下的区域，抢救白求恩的生命。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但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当他们赶到唐县黄石口村邸俊星家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重了，曾一度昏厥过去。
11月11日早晨，白求恩顽强地坐起来，给和翻译朗林分别写了一封长信，并说：把千百倍的谢忱与感激送给司令员和所有的同志。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白求恩遗体转移经过及初葬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后的当天上午10时，我交通站即派来担架。因为白求恩个子高，他们怕担架装不下，就横着附上一根木棍，而后将白求恩的被褥铺好，把一件褪了的绿大衣盖在白求恩的遗体上。为了封锁消息，他们还特意来一把水壶。让勤务员何自新拿上，若有人询问，就说担架上抬的是重病号。白求恩的遗体由张好义、邸洪奎、姜中胜等8人从黄石口抬往木兰村，下午1时到达，停放在甄庆进家西屋。
13日上午8时，由甄庆进、甄庆俊等4人用担架将白求恩的遗体抬到上苇村，近中午时分到达，停放在村中央大槐树下。午饭后稍事休息，担架换人，由刘志义等8人抬担架经黑角、台子等村庄，到达梁儿沟村，在贾书茂家西屋过夜。
14日天亮启程，经旺支村，中午后到达草庄台村，在冯财子家北房东屋过夜。
15日，早饭后出发，担架换人，由冯瑞等6人抬担架，经蟒拦，中午到达石门，白求恩遗体停放在陈明宝家。稍事休息后，担架换人，由马长士等6人抬往于家寨。傍晚到达于家寨刘国朴家，稍事停留后，抬往刘占贤家，在北房西头屋停放一夜。
16日，于家寨武装委员会指导员冯虎和几个民兵，把白求恩的遗体抬到村中央戏楼前面的大官房里，由军分区第二休养所的同志、村里自卫队干部，给白求恩遗体净身、整容后，用红绸裹体，外穿新军装，然后，用白被单盖好，等待军区首长向白求恩遗体告别。
17日上午，到达于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白求恩遗体停放在戏台当中两张并在一起的大方桌上，胸部以下用白被单盖着，露着头部。他神态安详而又自然，似乎正在熟睡。众人有组织地围成圈，脱帽肃立，向白求恩三鞠躬。然后，绕场一周，向白求恩遗体告
别。接着，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殓葬仪式。为了表示对白求恩的敬重，军区按照当地的风俗，特选当地最好的柏木寿材，亲自为白求恩人殓。摄影师沙飞摄下了这庄严肃穆的场面。
当日夜，由于家寨的青抗先队员刘四耕与部队同志一起，将棺木悄悄地下葬于村南狼山沟门，距山脚下废碾盘十步处。葬后，将地犁平，没留坟头，不留一点儿痕迹。三天后，日军到于家寨进行冬季“大扫荡”，后又多次洗劫，白求恩的初葬地始终没有暴露。1940年1月4日，白求恩的灵柩从这里起出抬到唐县军城南关，准备召开追悼大会后重新安葬。
第一次迁葬经过
1940年1月5日下午，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城南关的古阅兵场上，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会前，人们身着素装，眼含热泪。边区党政军领导，部队指战员，附近村里的青抗先、模范队、儿童团，以及周围几个县的众代表组成护送长列，从南关出发，经江家沟、行营沟、娘子神、稻园、下苇沿南山河滩到北关，再回南关。在追悼大会上，宣布：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易名为白求恩学校，其附属医院易名为白求恩医院。用略带哽咽的声音，宣读了祭文：
几年阅兵一次 谨率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悼于加拿大医学家伯琴(即白求恩)同志之灵前，曰：呜呼！伯琴，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极峰，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高爵不足羁其鸿志，厚禄不足系其雄心，誓讨佛朗哥之不义，投身西班牙之战争。地中海边，波涛未平；太平洋上，烽火方殷。君不辞劳，万里长征，深入敌后，赞助吾军。寒衣土布之服，饥餐粗粝之粮，救死林之下，扶伤炮火之场，运斧神于轮匠，奏刀妙于庖丁，无轻伤不速愈，虽重创而皆生。日劳病榻之间，夜书膏火之旁。行遇路人之疾，止予之方。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墨翟。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竟，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绵，送葬军城，临穴涕泣，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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