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作者:王杰毅 赵洪进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33期
作者:王杰毅 赵洪进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33期
摘 要: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社交关系网络更容易形成,商品口碑传播得更快,人们会有更多的社交消费需求。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显著为正。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人口密度随城镇化不升反降。因此,政府应加强人口的城镇化,使人口密度接近最优水平,促进居民消费的提升。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城市人口密度;平均消费倾向;面板数据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3-0090-03
引言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一个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复杂过程。城镇化过程既包括使用土地的城镇化,也包括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使得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向特定区域集聚,产生集聚效应,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在中国过去的发展中,城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是粗放式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部分地区的城市用地盲目扩
张,这不仅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还使得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降低了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还使得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这造成城市人口密度变化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密度不但没有持续上升,反而出现了下降。
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率却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不少学者对城镇化水平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明确。雷潇雨(2014)认为,城镇化会促进消费的增长,但是过快的城镇化反而会抑制消费[1];潘明清(2014)认为,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大于外部成本效应,因此会促进消费[2];刘艺容(2007)认为,城镇化会降低消费率[3];陈昌兵(2010)认为,城市化率与消费率间存在着“U”型的关系[4];王素君(2019)指出,城市化与消费的互动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5]。
然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均集中于城市人口规模对消费的影响,却没有考虑人口密度对城市化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本文的结论。探讨人口密度对消费的影响,既有助于探究城市化影响消费的途径,也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提供了参考。
一、城市人口密度对消费的影响途径
第一,人口聚集促进了社交关系网络的形成。人口聚集会促进社交关系网络的形成,而社交网络的存在将促进消费。如吴小丹等(2015)指出,社交网络能够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减轻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抑制,进而促进消费[6]。社交关系网络并非仅存在于拥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人之间,经济联系也会帮助个人创造社交关系。程恩富等(2002)指出,随着经济互动的增加,由合作和交换产生的联系会逐渐发展为特殊的业缘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既导致、也要求关系网络的创造与发展[7]。城市使得大量具有经济联系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为社交关系网络的创造提供了条件。对城市职工来说,工作本身和业务拓展都会帮助个人建立社交关系。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复杂,经济合作和交换更加频繁,也因此存在更广泛的社交网络的构建。而因此,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居民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消费。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榜 第二,人口聚集加快了商品口碑的传播。口碑的传播是指与商品的有关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过程。口碑有数倍于广告的影响力,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存在重要的影响,口碑的快速传播可以促进消费[8]。消费者的预算通常是有限的,因此其试错的成本较为高昂。当商
品质量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出于风险规避的原则,商品的消费将会受到阻碍。口碑的传播则减少了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了消费。与广告和网络口碑相比,传统的口碑来自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等较为熟悉的人,因此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影响力。由于这种口碑的传播借助人与人之间的口口传播,因此其传播效率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消费者在出行、工作中容易遇到更多的人,容易产生更多的人际交流,因此口碑的传播也会变得更快,从而促进消费。
第三,人际交往产生了社交消费。社交消费是指产生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用于促进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必要消费。社交因素会对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常见的社交消费包括宴请、送礼、旅游、看电影等。尽管大多数交际类商品的消费并没有人数限制,然而作为非必要支出,如果失去了交际属性,其消费的功能性将大打折扣,人们将选择减少这类消费并寻求更便宜的替代品。例如,如果不是为了培养人际关系,很少有人会选择在高档酒店进行用餐,而会通过居家料理或选择低档饭店的方式满足饮食需求;如果不是为了礼尚往来,很少有人会选择购买带有精美礼品包装的商品,而会选择更便宜的普通包装商品作为替代。一种特殊的社交消费是炫耀性消费,社交中的攀比行为会大幅度提高炫耀性消费的水平,进而促进消费。社交的减少将降低整体的消费水平,反之,频繁的社交行为将增加社交消费,从而增加
整体的消费水平。人际交往以人为依托,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居民间的人交际更加频繁,因此更容易产生社交消费,其消费倾向更高。
二、回歸与分析
(一)变量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其数值等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市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人口密度,其数值为城区人口与城区面积的比值,反映了城市人口的疏密程度,单位为“千人/平方公里”。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所在地区的生产效率、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失业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本文以人均GDP水平来衡量生产效率,通过控制该变量,可以控制因商品供给规模增加而对消费造成的影响。由于本文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而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总人口)的基数为总人口,因此包含城市化率的回归结果不理想。本文以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数量比作为代替来控制城镇化水平,数值越大,城镇化水平越低。
变量的具体名称及含义(如表1所示)。对各变量进行LLC检验,发现各变量系数均为负数。因此变量在面板数据中平稳,不必对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可以直接进行回归。
(二)回归方法选择
对不同省份和的个体效应和不同年份的时间效应进行F检验,结果均显著,说明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加入各年份的时间虚拟变量以进一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APCit=α×Densityit+β×Xit+δi+γt+εit
其中,APCit为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Densityit为城市人口密度,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δ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分别通过加入对应的虚拟变量来控制;εit为误差项。
其中,Densityit对应的系数?琢为我们需要估计的系数。若?琢显著为正,则说明城市人口密度对消费产生了正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
对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进行Friedman的截面相关检验,其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回归存在截面相关问题。进行Wald异方差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存在异方差问题。进行Wooldridge自相关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存在自相关。
在存在截面相关、异方差、自相关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标准误的计算结果不可靠。因此,本文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来计算t值,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数值变化较小,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每增加千人,居民会将额外约0.4%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
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保持显著。在控制变量中,人均产值对消费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说明人口密度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实现的。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这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的规律。在剩余变量中,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均对消费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证明了本文的观点,即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讨论
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聚集促进了社交关系网络的形成,加快了商品信息的传播速度,并提高了社交类消费的水平。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效率、收入的提升并不能单独增加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口密度的提升对消费存在明显的促进效果。
然而,城镇化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人口密度的提高。中国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造成人口密度随着城镇化下降。这不仅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还降低了人口集中对消费的促进效果,造成城市人口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准。
政府应实施有计划的城市化,减缓土地的过度扩张,加快人口的城市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只有加强城镇化的质量,才能够充分发挥城市对人口的吸纳效应,提高人口密度,进一步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雷潇雨,龚六堂.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44-57.
[2] 潘明清,高文亮.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验与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18-125.
[3] 刘艺容.我国城市化率与消费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07,(6):54-56.
[4] 陳昌兵.城镇化与投资率和消费率间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9):42-48.
[5] 王素君.城镇化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路径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9,(14):43-47.
[6] 吴小丹,李俊文.社交网络、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J].消费经济,2015,(5):22-27.
[7] 程恩富,彭文兵.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新的资源配置形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2):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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