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望平街报馆业兴衰之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课程论文
研究生姓名文吉
学号***********
导师姓名、职称李蓓蓓教授
系所历史系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中国城市史
入学时间2007年9月
毕业时间2010年7月
论文题目辛亥前后上海望平街报馆业兴衰之
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望平街报馆业兴衰之考察
引言：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这场重大的政治革命给近代上海文化业发展的趋向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文化的宣传也加速了政治运动的步伐。其中上海福州路文化街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闻名沪上乃至全国，跟这一时期的望平街上的新闻报业的兴起是有重要关联的，本文将重点考察辛亥前后的上海报馆街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力图还原这段时期政治变动下的上海新闻出版业的状况。
关键词：辛亥前后，上海望平街，报馆业，兴衰
一上海望平街的历史沿革
上海望平街主要指的是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一段，全长不足200米。当时是一条碎石铺面的小街，曾名庙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传入，报业新闻随之兴起，上海第一个办报人是英国字林洋行亨利·奚安门，他于道光末年创办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设在海关路(今汉口路)，以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为主，极受租界当局和外商、传教士宠爱，不久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半官方报纸。嗣后，在清咸丰十一年十月(1861年11月)又创刊中文报《上海新报》，是
申城最早的中文报纸。清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英国人美查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创办的《申报》，新闻业务锐意革新，邀中国人任主笔，聘欧洲、香港人士任通讯员，及时报道国际新闻，并派人赴战地采访战事实况消息，创中文报刊军事通讯之先河，销路剧增。清光绪十九年正月(1893年2月)，由中外商人合办的《新闻报》也在汉口路开设，总董英人丹福士主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美国人福开森购得出版发行权，以经济新闻为重点内容，深受工商界欢迎，是经济上最早能独立的中国报纸，发行量属中国之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梁启超、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主张变法图存，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引起巨大反响，发行数从4000余份，猛增至1.7万多份。在其影响下，其他宣传变法的报纸相继创办，形成中国近代办报的第一次高潮，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新闻事业的局面。（1）望平街一带的南面是“麦家圈”和“白头洋行”经管的“白头坟山”；九江路与汉口路之间也是一片外国坟山。《申报》大厦在汉口路落成时，就有位老报人题联曰:“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属租界，但并非“黄金地段”，地价较低。一方面得益于租界的“庇护”，政治风险较小，一方面立足租界地面，经济支出不大。这也是报馆街形成的地理原因。（２）从1872年《申报》入驻山东路，到1893年《新闻报》的开业，再到1899年《中外日报》的迁入，望平街直到1907年才稍有气候，和四马路惠福里、上海日报公会及书业公所所在地广西路宝安里“报窟”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实际上，这三个地方后来者居上，一个比一个热闹。
二辛亥革命使“报馆街”名声大振
戊戌维新运动如果让报馆街聚集起众多影响全国的报纸，那让望平街报馆街名声大振的转变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同盟会人为扩大政治影响、传播革命思想，在国内广泛深入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用报刊作为其宣传的工具。
而上海此时是革命派进行活动及发动起义的重要基地，福州路及其望平街身处租界的缓冲特殊条件，初步形成的上海新闻发布中心的氛围，使得不少新创刊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革命报刊都在这里出版。使望平街名声大振的是“竖三民报”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前后相续出版。(2)
上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宣传革命的重要据点。作为中国同盟会在国内言论机关之一的《民呼日报》，自1909年五月创刊后，于同年八月为清政府强迫停刊。报馆主人于右任对此十分愤慨，认为清廷禁压之下“民不敢声，故仅吁耳”，是年九月复创《民吁日报》，由其友人朱葆康出面作发行人，范鸿仙光启为社长，谈善吾任主笔，继承《民呼日报》未竟事业，报馆仍设在上海望平街160号。(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曾记于氏“三民”报(即“民呼”、“民吁”、“民立”)说：其执笔者均民党之中坚人物。诚然，他们挥舞着如橡之笔，除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扬中华民气外，《民吁日报》尤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大张挞伐。因此，仅发行月余，又遭封禁。（4）
正如《民吁日报》揭露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掠夺东北的铁路矿山，而且不断扩大移民，横占土地，还要设立银行，控制金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如此肆无忌惮的侵略，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
人的愤怒”（5）。就在此时诞生的《民吁日报》，便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呼声。它手执寸管”，“不平则鸣”，特辟论说、时论专栏，报道对外关系，分析形势，加以评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卖国行经。十一月十六、十七两天，《民吁日报》连载《论中国之危机》，论证了中国任人宰割的大量事实依据，并向国人揭示出东北实际上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真相，并鼓吹以排斥日货来进行抵制，使其商务衰绝，“窘其国财政”。十一月十八日，《民吁日报》又发表社论，题曰《外交思痛论》，进一步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带来的危害。
日本领事对《民吁日报》的背景进行详细调查后，认为这是当地报界中代表民意，反抗官场的一家报纸，且具有一定威力。凡涉及日本的评论记事，尤以满洲问题为中心，对日本冷嘲热讽，进行反抗和攻击。他在给其外相的报告中，还认为该报如此痛触日、清政府的忌禅处，不仅本官感到不快，而且在清国，道台等官方亦甚切齿之。以强硬派著称的松冈洋右认为，这给日本压制《民吁日报》有了可乘之机。他还考虑到由日本赤膊上阵，强行干涉，则利少弊多，势必陷自身于被动。因此，欲借清吏之手，达到禁压目的，就成为其如意算盘的上策。他先使邮局停止为《民吁日报》投递，把它限制在租界内发行，作为警告。这对早有准备的《民吁日报》来说，自然毫无成效。《民吁日报》巳抱定“大丈夫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宗旨，继续奋斗，接二连三地刊登了如《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等文论，戮穿了掩盖在中日外交秘密上的遮羞布（6）。这使驻沪日领深感此报‘存在一日，一日于我不利”，“事至兹，除禁压外别无良策”。
武昌起义之前，在望平街上奋力疾呼的革命党人的报纸宣传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准备。在这里集聚各种各样的代表各种利益的声音的报馆，成为上海报馆的集中地区。当时在望平街的报纸有《神州日报》、《民声日报》、《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及在附近的汉口路，其他宣传革命与同盟会有关系的报纸，如《民立报》在三茅阁桥，《民权报》在江西路，《民强报》在河南路，《民报》在南京路泥城桥路，都比校分散。那些集中在望平街的各家报纸，对辛亥革命所抱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拥护，有的反对，有的是表面上拥护骨子里反对(如保皇党机关报《时报》)。
《中外晚报》是由望平街一个铅石印刷店主编印的。武昌起义后，望平街上顿时成为新闻传播的中心，关心时局的各阶层市民，熙往攘来，终日拥挤在大街上，集中在望平街的那些报纸，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迅速传播新闻，除出报外，还经常散发传单，并且把电讯用大字写在白报纸上，张贴门前。有的还用红墨水在张贴出来的电讯的字旁或字上加圈，引起读者注意，当时的情况是：“望平街一带，为报馆林立之所，而爱国志士亦以此地为独多，日来番报频仍，籍言盛起，报兹每有所阴，即发传单，甚至一日之简，传单五六发，犹恐未周，则大书警报，揭之门外，聚而观者肩摩足聠，塞街为断。”（7）
中国名街因为各报对革命态度不同，所以张贴和印发的新闻也不一样。反对革命的报纸常常在新闻中借词歪曲真相，孤刺民军，或者接到革命胜利的电报后迟不张贴，因而激起市民众的不满。有人曾经看见“这几家(指《申报》、《新闻报》)大门大玻璃竟给众全部搞毁，从此各报馆不敢不趋向一致了。”(8)
由于民情沸腾，人们都想越快越多地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那些开设在望平街一带的小型铅石印刷店为了适应读者的这种需要，就把各报馆印发的传单和张贴出来的电讯随时抄录下来，编成一张用一条条电讯稿组成的小型报，随便取了一个报名，如《飞报》《快报》之类，用石印印在各种彩纸上，批给临时报贩奔赴各处哄卖，完全以赢利为目的。《中外晚报》就是这一类报抵，它是在下午发行的，因而取名为《晚报》。(9)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之前，望平街上的一系列革命党派的报纸使得这条报馆引人注目的话，那武昌起义的爆发及报纸的迅速报道和传播，人们通过报纸来了解时局，在望平街上的各种各样的报纸越来越多，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报道，又革命党的，同情革命的，也有保守的诋毁革命的，更有完全出于经济目的的等等，一时间都在这条街上上演。但由于革命派的宣传和武昌起义后全国形势的一面倒，众多报馆所在的望平街成了革命舆论的中心。
随着革命的进程，短短几年，上海的革命报刊由宣传革命思想转而鼓动革命的武装斗争进而成为革命的舆论中心和指导机关，望平街随着革命报刊的迅速成长而成为沪上闻名的报馆街。
三民初革命报刊的命运
民国初年的上海是北京以外的又一政党活动中心，在这里成立和活动过的大小政党有30多个，除了同盟会外，还有宋教仁组成的国民党，共和党等各种新成立的政党，为宣传自己的政见扩大影响，各种政党
都在上海创办报刊，这样造成了上海报坛政党林立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民初几年里在上海出版的政党报纸有三十多种，约占同期报纸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时期报刊的空前繁荣实际上指的是留下印象、影响最大的政党报刊，按党派分，有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天铎报》、《太平洋报》、《大陆报》、《民国西报》和《国民》月刊；有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和《不忍》月刊《雅言》月刊；其他小党派的有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人道周报》、国家学会的《国权报》，国民协会的《民报》等。（10）
民初涌现数这么多政党报刊，是一方面清朝的覆亡，压迫舆论的专制不复存在，议会政治的思想驱使各种政党急于表现自己，而报刊是政党活动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因为革命派报刊在革命过程中的宣传鼓动，使得在人们印象深刻，正如《民立报》总结的“文字挟铁血以奏功，使爱国真理咸喻于民心，共和大义
共昭于宇内。”（11）革命的胜利使其处于舆论中心地位。在1913年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的力量尚未达到南方之前，上海是各种政党报刊最活跃的地方，政党责任内阁与总统制之争，一院制与两院制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各种政见都在这条舆论街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实质上，报刊论争的核心是围绕对袁世凯执掌政权的态度，各种意见反映的是报刊所属党派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其中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有三方：《民立报》代表的是同盟会（后为革命党）内稳健派的意见，主要受宋教仁的思想影响，是同盟会的主流意见，言必称希腊，对政党内阁的主张带有理想彩；《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新报》代表的是同盟会中激进派的意见，即是民初以言论激烈闻名的“横三民”，这一派反袁态度最坚决，但由于缺乏证据和理论说明，其宣传意气用事不讲策略，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大共和日报》所代表的基本上是统一党的主张，其内部政见也斑驳不一、前后矛盾。（12）
正当上海报坛上各种政党报刊就政党内阁问题，国会问题以及其他内外政策喋喋不休地进行论战的时候，北方的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论争放在眼里，他拥兵自重，正一步步吞噬共和的果实，逐步实现其独裁专制，正如有人描述的：“袁世凯却只是暗笑，他早把这些人的心理看得极透，把所谓政党，任意玩弄，把所谓内阁制，直踹在北洋军警的铁蹄下面。（12）”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各种报刊的论争一扫而光，趋同一致的投入讨袁的斗争中，6月“二次革命”仓促爆发后，上海的报刊都投入二次革命的宣传中，一时间上海成为讨袁的舆论中心，但很快“二次革命”就被镇压，毫无疑问的政党报刊也遭受厄运，8月23日《中华民报》主笔邓家彦被租界当局逮捕，报纸被迫停刊，《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等被禁止在租界以外发行，由于办报的一些骨干投入到“二次革命”的实际斗争，失败后避居国外，加上发行的限制，维持艰难，到1913年底相继自行停刊，《大共和日报》不胜噤蝉缄默无言，完全失去存在的价值。最后上海的报坛存活下来的就只是
传统的商业性大报和保守的专制主义喉舌的报纸，1914年袁世凯又颁布了限制新闻舆论的报纸条例《出版法》，进一步打击舆论出版业，到1915年筹安会起后，上海的报纸仅剩五家，他们分别是：《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13）。虽说这几家报馆仍在望平街上，但曾经的热闹繁华已如过眼云烟。发行业的繁盛也转移到望平街不远的以出版书店为中心的四马路上了。
报馆街不仅是报业发行、新闻发布中心，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新旧思想争夺的新闻战场，凝聚着无数革命志士与旧政权、外来侵略抗衡、斗争，拒亡救国、争取民主的革命史迹。
通过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望平街的报馆业兴起和衰弱的这一段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政治对上海新闻出版业及上海海派文化街形成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上海新闻出版业能形成集聚效应辐射全国，同时全国的政治文化又促使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近代的上海能够崛起成引人瞩目的现代化大都市，离不开近代中国特殊的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租界虽然能够停供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是上海发展的最先起源，但专制政府下的中国，就算在租界也不可能形成西方式的舆论监督政府的力量，议会民主政治只能成为口号而不可能真正实现。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