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鬼与西方的魔鬼形象比较探微
中国的鬼与西方的魔鬼形象比较探微
作者：焦鸣冬
来源：《文存阅刊》2018年第08期
        摘要：中国的志怪小说和西方的《圣经》中都有鬼的形象，中国的鬼形象最早源于死者的灵魂，是“人之鬼”；《圣经》的魔鬼形象最早源于堕落的天使，是“神之鬼”。通过从比较文学的视阈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志怪小说；圣经；鬼；魔鬼
        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及文学传统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鬼文化”即是一例，从《搜神记》《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子不语》到《聊斋志异》等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由死者灵魂化成的“人之鬼”形象至少占据了半壁江山。西方恐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魔鬼的形象也屡见不鲜，受基督教影响，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形象同《圣经》有着重要渊源。通过对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人之鬼”和《圣经》里魔鬼的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本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视阈，对二者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
        一、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鬼与《圣经》里魔鬼的起源
        石器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最初的鬼文化。通过对中国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墓葬的发掘研究可以看到，山顶洞人的墓葬已经有了劳动工具或饰物之类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足以表明中国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灵魂”、“死后世界”的观念，相信人死后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有了原始的迷信观念。“《礼记·祭义》上说：‘众生必死，死比归土，此之为鬼。’《列子·天瑞》上说：‘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可见鬼即“归”，鬼的存在形式就是亡者灵魂的存在形式。最原始的“鬼”是祖先的灵魂，多数都是善的化身，后来才逐渐有了恐怖的鬼与恶鬼的概念。
        《圣经》最初出现的魔鬼名字叫“撒但”（Satan）。该词源于希伯来文，本义为“抵挡”，即阻挠耶和华的意志，引申为耶和华的敌人，是《圣经》中鬼魔的首领。对撒旦和其他鬼的描写，《新约》远多于《旧约》。除了“撒但”、“别西卜”、“巴力”、“”等有名字的鬼，《新约》中还出现过很多无名的鬼，只以“魔鬼”或“鬼”、“污鬼”称之，在中译本圣经中，三者所指的是同样的对象。《约伯记》里的撒但尚且拥有和神的众子共同侍立于耶和华面前的地位。当耶和华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可以视为对撒但来
历的描写。从《启示录》可知，“魔鬼的出现，是与由天使的淫欲和傲慢所引致的堕落直接有关的，这与人类堕落的原因是基本相同的。”如果说中国最早的鬼概念源于人，那么《圣经》中最早的魔鬼概念源于堕落的天使，即“神之鬼”。
        二、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鬼与《圣经》里魔鬼形象的相同之处
        1.都有危害人健康或生命的行为。不论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恶鬼，还是《圣经》里的魔鬼，都能对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造成危害。如《子不语》中的《鬼入人腹》和《一目五先生》，《聊斋志异》里的《鬼津》就描写了鬼使人病痛缠身至死的故事；《子不语》里的《钉鬼脱逃》和《夜谭随录》里的《青衣女鬼》及《聊斋志异》里的《商妇》《庙鬼》都讲述了鬼劝诱有轻生想法的人自缢身亡；《聊斋志异》里最经典的故事之一《画皮》描写了恶鬼伪装成美丽的女子害人，夺人心脏的故事。《圣经》中的魔鬼附在人身上，会使人生病、残疾或疯狂，例如《马太福音》中被魔鬼附身的哑巴，以及《马可福音》里被污鬼附身，住在坟茔里，用石头砍自己自残的狂人。
        2.都有诱惑人作恶或行淫的描写。《搜神记》里的《秦巨伯》讲述了人在鬼的迷惑下误杀亲人的故事。《子不语》里的《认鬼作妹》讲述了鬼贿赂和欺骗人，从而为自己到替身。
《马太福音》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魔鬼对他进行各种试探，都失败了。《约翰福音》里犹大出卖耶稣，也是因为“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中国志怪小说中的女鬼会诱惑男性行淫，如《子不语》里的《淘气》《旱魃》《金秀才》，《萤窗异草》里的《记卫某惑髅精事》即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圣经》的《启示录》中则描述了巴比伦大淫妇“引诱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的酒”。由此可见，不论中国志怪小说里的鬼还是西方的魔鬼，都有象征“邪恶”和“诱惑”的特点。
        3.都可以依靠宗教的力量驱赶或消灭。不论是《子不语》、《萤窗异草》、还是《聊斋志异》里有关鬼的故事，都不乏高僧、法师或道士以佛教或道教的力量驱鬼灭鬼，为民除害的情节。古
        代中国从六朝时期开始大兴鬼神迷信之风，而佛教和道教的广泛盛行更是助长了这股风潮，反映在志怪小说里，佛教和道教就成了驱邪除祟，拯救人民的两股重要的宗教力量，并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创作中。《圣经》中也有大量靠着对天父耶和华或耶稣的信仰战胜或赶走魔鬼的描述，如《旧约·约伯记》中，约伯虽为撒但所害，但他凭借对天父的坚定信仰得到了耶和华拯救。《新约》里的耶稣及其门徒们更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对天父的顺服和坚定的信心为被附身的人赶出污鬼。
        4.都体现了教育意义。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太平广记》里的《马仲叔》，《子不语》里的《灵鬼两救兄弟》，《夜谭随录》里的《邱生》《多前锋》都讲述了鬼报恩行善，帮人躲避劫难的故事；《幽明录》的《新死鬼》宣扬了佛教、道教的威力和崇尚佛教、道教的好处；《搜神记》里的《苏娥》，《太平广记》里的《张禹》《徐铁臼》《弘氏》，《子不语》里的《冤魂索命》《贞女诉冤》《鬼状》，《夜谭随录》的《梁氏女》讲述了鬼报仇雪恨，惩罚恶人，伸张正义的故事；《子不语》里的《鬼借官衔嫁女》《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讽刺了嫌贫爱富的思想，《官癖》讽刺了利欲熏心的封建官吏，《鬼买缺》讽刺了卖官鬻爵之风，借鬼故事抨击了官场的腐败黑暗和追名逐利的思想；《夜谭随录》里的《姚植之》借残缺不全，裸身浴血的鬼形象抨击了草菅人命，嗜好杀戮的掌兵权者。善有善报的故事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的伦理道德观念，恶有恶报的故事则揭露了人性之恶或社会的种种黑暗。《圣经》里描写魔鬼的故事虽然也有教育意义，但相比因果报应，宣教意义更浓。魔鬼不是与欺骗、出卖、行淫等恶行联系在一起，就是与异教相关，作为与基督教教义违背的象征出现。对魔鬼的驱赶既彰显基督教的权威，又呼吁信徒坚定信心，皈依唯一的父耶和华，只有信心坚定，才能抵御诱惑，获得拯救。
        三、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与《圣经》里鬼形象的不同之处
        1.鬼的来源不同。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鬼形象大多来源于死者的灵魂，即源于人。此外，狐狸或其他生物甚至是非生物“成精”后的形象也常被归在“鬼西方的劫难”一类里，如狐精、虎妖、木精、金精......极大丰富了志怪小说里“鬼”的种类，鉴于从“鬼”字的来历考察，鬼和人类的联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狐狸等非人类“成精”变成的“鬼”更应归类于“妖”、“怪”或“精灵”。而《圣经》里的魔鬼来源较为单一，根据《启示录》里《妇人和龙》一节的描写，可以看出撒但和他的使者——其余的魔鬼是由堕落的天使所化，来自神界而非人间，也有一些魔鬼来自异教崇拜的偶像，比如鬼王巴力。
        2.鬼的性别有所侧重。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的鬼不仅有性别，而且数量上女性的鬼占据相当比重，她们会和阳间的活人恋爱甚至结婚生子，也会报复薄情的男人。《搜神记》里的《谈生》《紫玉》，《夜雨秋灯录》里的《东邻墓》，《夜谭随录》里的《秀姑》，《萤窗异草》里的《祝天翁》《袅烟》《挑绣》，《聊斋志异》里的《聂小倩》《伍秋月》《小谢》都讲述了人与女鬼的爱情故事。这首先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多情，更有诱惑力和性吸引力。同时在那些美丽多情、巧笑倩兮、热情主动、甚至才貌双全的女鬼身上，也寄托了中国
古代文人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向往，他们通过这些女鬼书写女性美，可以说这些女鬼形象也是美与爱以及中国传统美德的象征。《搜神记》里的《丁姑祠》借死后显灵的丁姑表达了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夜谭随录》里的《某别驾》描写了一个未嫁而死，死后化为鬼仍能保有贞烈之志的少女形象，《聊斋志异》里的《公孙九娘》一篇，于七领导的抗清义军遭到清军镇压，公孙九娘受牵连被押进京，毫不屈服，自刎而死，这些女鬼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或乱世中女性的悲惨遭遇，歌颂了中国古代女性贞洁的美德及刚烈的反抗精神，表现出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同情。
        反观《圣经》里的魔鬼大多性别不明，他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被驱赶彰显基督教的神力，仅有的一个女性魔鬼是《启示录》里的巴比伦大淫妇，她的形象仅用来象征淫欲，最后的结局是被火烧尽。《圣经》里魔鬼的形象因不负责承载正面的美学功能，所以性别意义不大。《旧约》的《利未记》中，耶和华晓谕摩西：“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淫邪，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按照《旧约》的戒律，人与魔鬼结合并非美好而是罪恶，其严重程度等同于行巫术这一异教行为，要从民中剪除并用石头打死以示惩戒，自然《圣经》中也不会有描述、歌颂人鬼相恋的故事。
        3.鬼的形象多样化程度不同。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的鬼因为来源于人，所以与希腊神话中的“神人同形同性”相似，鬼和人一样有恶有善，有自己的性格。在历代志怪小说里，很多故事里的鬼都保持着生前的习惯，除了助人或害人，鬼也会进行嫁娶、当官、宴请、赌博、恶作剧等各种活动，不仅使鬼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人性化，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志怪小说的内容。而《圣经》中魔鬼的形象来源于堕落的天使，堕落即有罪，从而决定了他们都是罪恶的，也决定了《圣经》中没有善良的魔鬼形象，只有邪恶的魔鬼形象。魔鬼的形象和作用都非常单一，表现为绝对的恶，除了诱惑他人与附身，没有其他更为丰富和人性化的行为描写，仅用来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对立面和对抗者，用魔鬼被驱逐、被反抗的结局来反衬圣父、圣子和圣灵不可动摇的力量和威严。
        4.鬼的主宰者不同。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圣经》里都有一个属于鬼的世界，中国志怪小说里叫阴曹地府，《圣经》里叫地狱。但志怪小说中的阴曹地府没有像撒旦这样一个鬼中最高的领导者，而是由阎罗王这一源自佛教的神来统治众鬼，审判众鬼，阎罗王按鬼生前是行善还是作恶来做出判决，体现了因果报应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有“神能克鬼”的含义。此外，志怪小说中也有城隍
        爷和土地神管理鬼的描写，仍然属于以神治鬼的类型。虽然《圣经》同样宣传了有罪之人死后要下地狱的报应思想，但《圣经》中的地狱由上帝的反叛者撒但主宰，是跟神的世界隔绝开来的，统治者不是神而是撒但，“以鬼治鬼”，是只有魔鬼和罪孽灵魂的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西方的《圣经》相比，不仅创作时间不同，文化背景更是迥然相异。在对“鬼”这一超自然文学形象的塑造上，二者级有区别也有共性，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人类自身的种种行为，通过宗教和道德层面的教化功能，体现了人类追求善良和道德，反对邪恶和罪孽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