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学思潮的特征及价值
论中国现当代⽂学思潮的特征及价值中国现代⽂学是在积极的思想⽃争中向前发展的现代中国⾯⼀个动荡的⼤变⾰的时代,处於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学作品和⽂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学在尖锐激烈的⽃争中取得⾃⾝的辩证发展。在现代⽂学的历史发轫期,新⽂学即是通过⽂学⾰命与思想⾰命,在对封建传统⽂学的猛烈批判中,为⾃⼰开辟道路的。此后,新⽂学每前进⼀步,都遇到旧⽂学的顽犟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学,直⾄40年代的战国策派、“勘乱⽂学”,以及⽇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学与上述形形⾊⾊的⽂学逆流的⽃争,决定著新⽂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战缐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学之间,存在著既团结⼜⽃争的关系。⽆产阶级和⾰命民主主义⽂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覆的讨论和⽃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派、“第三种⼈”、论语派,直⾄40年代的⾃由主义⽂学,尽管政治倾向⼗分复杂,就其⽂艺观⽽⾔,则是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争,⽆产阶级和⾰命民主主义的⽂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学向社会主义⽅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命民主主义⽂学与⽆产阶级⽂学⼀起构成了现代⽂学的主流;⽽⽆产阶级⽂学运动的兴起,也⾸先是“经过⾰命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之中的新的⼒量”(瞿秋⽩《〈鲁迅杂感选集〉序⾔》)。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命民主主义⽂学,对於现代⽂学,特别是⽆产阶级⽂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过否定或贬低⼩资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命民主主义⽂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资产阶级⾰命性与⽆产阶级⾰命性,放弃或削弱⽆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学的发展产⽣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多数⼩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命进⾏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产阶级作家⼀起组成了新中国的⽂艺⼤军。
“五四”⽂学⾰命由倡导⽩话⽂开始,就体现了⽂学必须能为最⼴⼤的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学⾰命的先驱者并提出了“国民⽂学”、“平民⽂学”的⼝号,以表现普通⼈民⽣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为⽂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物:普通农民与下层⼈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展⽰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
五一放假通知格式范文⼈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
nobody歌词鲁迅的短篇⼩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著深远的影响,⽽且引起国际⽂坛的注⽬,成为中国现代⽂学进⼊世界⽂学之林的代表作。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社,以⽥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神》、《沉沦》、《死⽔》等作品开创了现代⽂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产阶级⾰命⽂学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了茅盾《⼦夜》这⼀⾥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鲁迅的《⼆⼼集》、《伪⾃由书》等杂⽂,巴⾦的《家》,曹禺的《雷⾬》、《⽇出》,⽼舍的《骆驼祥⼦》,艾青的《⼤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响熔为⼀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艺术个性的现代作品,标志著现代⽂学艺术上的⽇趋成熟。还出现了⽼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臧克家、夏衍等⼀⼤批有著鲜明艺术个性的⾰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较成熟的⼒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徵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了多⽅⾯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40年代,抗⽇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泽东在理论上⾸先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
皇后之夫紧密地结合起来”,创
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派”,并由此展开了关於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2年延安⽂艺整风运动对“五四”以来现代⽂学中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和西⽅⽂化的⽂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倾向进⾏了理论上的批评和研讨。出现了赵树理《⼩⼆⿊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波《暴风骤⾬》,李季《王贵与李⾹⾹》等作品,在表现⼯农兵,并努⼒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上,为社会主义时期⾰命现实主义⽂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等作品则显⽰了⾰命现实主义与⾰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还有艾青、⽥间及“七⽉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沙汀、⽼舍、路翎的⼩说以及曹禺、夏衍、陈⽩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著这⼀时期⾰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神》以后⾰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峰。
简短心情致自己新中国成⽴带来的巨⼤历史变⾰,⼈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觉努⼒,为社会主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和发展中反映⽣活,⾃觉地把⾰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
中国⽂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徵,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性与时代性,⾃觉追求具有“巨⼤的思想深度”与“⼴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
这⼀时期的⽂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并存在著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及时代特⾊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学⽇见成熟的趋向。
“⽂化⼤⾰命”中政治⽣活的逆转,⼈为地遏⽌了正在发展著的上述⽂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学的⾰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阔性、揭露⽣活⽭盾的深刻性与塑造⼈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时期⽂学的主要特徵。社会主义⽂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作家怀著犟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民的⽴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物。作家倾⼼於⼈物内⼼世界的开掘,努⼒按照⽣活的本来⾯⽬写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龙《乔⼚长上任》)、陈奂⽣(⾼晓声《陈奂⽣上城》、《陈奂⽣转业》)、陆⽂婷(谌容《⼈到中年》)等艺术形像的成功塑造,就显⽰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命现实主义⽂学的深化。王蒙等⼀批作家还以“拿
大雪节气的古诗>一马平川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徵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作品的表现⼿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了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了⾰命现实主义⽂学的⽣命活⼒。
20世纪对于中国⽂艺理论的发展来说,属于⼀个过渡的时期。它之前是如此漫长的封建制度统治的时代,它的思想负载是沉重的,⽽国门外涌⼊的思想观念⼜是那样芜杂,让⼈难以适从;战争动乱,政治⼲预使每⼀个进步都显得弥⾜珍贵。然⽽正是在艰难的⾏进中,中国的⽂艺学⼈成熟了起来,他们为未来⽂艺理论的发展筑起了⼀个赖以进⾏新的起步的坚实的平台,再加上外部环境变得宽松,世纪之交,情况⼀下变得明朗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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